农村贫困，谁的红利，谁的厄运？
曾飞
人民网强国社区《燕山之石：小岗村为什么依然“很穷、很惨”？》的一篇网文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农村依然大面积的贫困让人忧虑。
该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了，凤阳小岗村为什么仍然“很穷、很惨”？据[中华论坛]贴文《凤阳小岗村很穷、很惨》报道：正是分田到户造成了小岗村“人心涣散”，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小岗村却一直保持着“很穷、很乱、很惨”的局面！其实至今仍然很穷、很惨的凤阳小岗村，基本上就是当今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一个缩影！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头戴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桂冠，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典型。百科名片对小岗村的简介如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有“中国十大名村、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等美誉。以前却是一个出了名的穷村。1978年，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2004年，时代先锋，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基层干部沈浩同志到小岗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带领全体党员、民众进行新的创业，小岗村又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2008年9月30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到小岗村视察。景点有“大包干纪念馆”等。小岗村为什么会成为农村改革开放的典型呢？就因为早在1978年，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愿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率先以“摁手印”方式，坚决实行了“分田单干”；按照官方的说法：1978年以前的“大锅饭”体制和三年自然灾害，把小岗村的18户农民“逼上梁山”，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集体经济绝对盛行的背景下，小岗村的18户农民，摁血手印签下了一份为后世瞩目的合同。合同的核心意思只有四个字：分田到户。一时间，小岗成了安徽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同时，1978年的分田到户更是掀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从1978年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称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李克强不是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吗？小岗村又有着象沈浩那样的好书记，肯定获得的改革红利也最大，发展也最快吧？这些年来，官方媒体总是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不幸的是，主流媒体的宣传全都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那些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小岗村依然破败、贫穷，小岗村的农业一如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一样，依然“很穷、很惨”！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十分严重！唯一不同的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的农业兼业化、副业化，是因为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而小岗村的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则是因为小岗人只为等待政府施舍了！
然而，更加不幸的是，政府的施舍并没有能够使小岗村强壮起来，却更加养成了小岗村人只愿依靠施舍的堕性！养成了小岗村人只知自私自利的恶习！所以，率先“摁血手印”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序幕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仍然很穷、很惨！
可为什么官方主流媒体还要把小岗村宣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呢？把这样落后的村庄作为改革典型强加给中国农民，那不等于就是要广大农民向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学习看齐吗？不等于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在“人心涣散”、“很穷、很乱、很惨”的状态中南辕北辙“奔小康”吗？不等于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继续穷困下去吗？
人民公社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搞了几十年难有起色，农村集体经济最终分崩离析，分田单干却一分就灵！难道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真就比集体化的大农业更有优势吗？分田单干究竟是历史的大进步？还是历史的大倒退？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有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美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依然“很穷、很惨”呢？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如黑农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却都先富起来了呢？这难道还不足以使当政者好好反思一下吗？
当政者有丝毫的反思吗？没有，有的只是吹口哨壮胆，不断宣扬“大丰收”的喜讯，而暗中却紧盯着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不放——正如厉以宁所说的“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深化农村改革归结到一点那就是继续把农民赶离土地，沦落成廉价劳动力，供官僚资本盘剥而继续富起来。这不是中国官僚资本的创造，当年英国新生的资本就掀起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农村变成廉价劳动力，把农民的土地圈占起来养羊，满足英国毛纺制业迅猛发展的需要，图谋暴利。而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的主要特征则是政府掠夺土地卖钱，同时制造大量的“农民工”来满足官僚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的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显示，我国耕地保有量已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2年的18.89亿亩，7年间我国耕地年均减少0.46%，……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进入“红灯区”。（来源：2010-5-25四方游侠[转载评论]《中国圈地运动vs英国圈地运动》））
但是，主流媒体大力报道的却是：
2004年06月07日新华网《中国农民用创纪录的大丰收回报中央支农政策》乐滋滋地报道说：从占中国小麦总产量十分之一的河南省传出消息说，今年这个省的夏粮总产将达2429.8万吨，比历史最高的1997年增加30.3万吨。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被视为第一战略物资，在连续几年粮食产量下降而引起各方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产生忧虑和关切的今天，这一创历史新高的丰收无疑是个绝好消息。
2010年01月湖北农业信息网《湖北粮食连续6年大丰收 09年粮食总产231亿公斤》高调报喜：在去年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双考验下，全国粮食主产省湖北实现了连续第六年大丰收。统计显示，该省全年粮食总产达到231亿公斤，比上年增长8.2亿公斤，超出计划增产目标一倍多。（新华社）
此类报喜不报忧的鸟话听惯了，国人也许就十分地放心了，似乎已经无需担心粮食自给的问题了。自从小岗村的几位壮士签下了土地承包到户的生死契约之后，似乎一了百了，天下除了等农业大丰收的喜讯之外，好像已经无事可做了。连年的“农业大丰收”的实践检验已经证明了分田到户就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唯一真理。
但是先天下忧的有识之士毕竟还没有死绝。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等《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披露了惊人的事实：“我们村一共1880多亩土地，抛荒了的至少有四五百亩吧。基本上每家都有抛荒的土地，有的家里更是一块地也不种了，都出去打工或举家迁走了。”在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主编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四川省的一位村干部如是说。类似的情景在书中反复被提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维系在如此脆弱的劳动力供给上。上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事实证明，中国有能力养活自己，不会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民大规模离开土地，“谁”来养活中国面临着新的困境。近年来，当我们为屡屡出现的“民工荒”而焦急，为人口红利优势正在丧失而担心时，很少有人将目光转向农村和农业，去思考那里所隐含着的深层次危机。2009年至2010年，朱启臻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展开了历时20个月的农村调查，足迹遍布全国10多个省市，追问“再过十年谁来种地”。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劳动力”之前都会被加上“剩余”二字，成为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超级后备军”。据朱启臻团队的实地调查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分析，农村劳动力已经由过剩变为结构性短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弃土地而去，老人和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书中20个村庄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龄化程度均达到30%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56岁，年龄最长者为84岁。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时代，种一年地不如打一个月工，再加上农活辛苦、风险极大，农民自然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土离乡、告别农业。农村劳动力这个蓄水池被逐渐抽干，农业不仅出现“农工荒”，种地的农民也因为比较收益低而缺乏积极性，这也许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大危机。政府每年都在力保粮食“几年增”，但对于农民而言，提高粮食产量实在没有多大的动力。此外，农民不去精耕细作，农产品的品质也难以得到保障。一些农民为了获取更高收益，滥用化学药品，还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在《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农民对待农业生产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河北的一位农民直言：“现在家里也不指望庄稼的收入，不荒着就行了，能长多少算多少。”有人做过测算，如果农民在插秧时抱着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致使秧苗密度不够，那么产量从一开始就可能已经减少了10%。去年以来，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并突破2008年的历史高点，粮食安全问题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对于农产品价格的大涨，很多人将其归因于天气灾害造成的减产、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中间环节过多、游资投机炒作等。但朱启臻在书中指出，“由于供给少了才涨价，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供给之所以减少，正揭示出“农业的深层次危机来源于农民和土地，土地在减少，耕地质量在下降；农民的地位低下，收入难以提高，由此导致的不种地、不认真种地或无力种地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是农产品涨价的根本原因”。
这种贫困的农村并非只存在于朱教授所调查的10多个省市。笔者也耳闻目睹了这样的贫困乡村。不久前，笔者乘坐一位年轻女司机开的小车去某县帮企业开发一个项目，路过女司机的家乡——一个江畔的小村。据她介绍，村里十分凋零，除了老人小孩，其他青壮年都已外出打工挣钱。农田已经不种粮食了，只种一些香蕉，甚至抛荒。一是没劳动力，二是没水灌溉；咆哮的江水近在矩尺，可是灌溉系统荒废，无可奈何。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到过著名龙江边的另一个土地肥沃的富庶农村，那时候还叫作某生产大队。到了农家见面就是一大碗猪肝心杂汤当点心，两个我这样的城里人都吃不了。如今我这个老头再到这个村去的时候，那里全村的良田全都被低价征用了，搞开发区，建新农舍；那些小别墅式的新农舍一栋才40万元，可惜少有人问津。村民除了有本钱开个店铺赚钱的之外，都得外出打工了。据县城的三轮车夫告诉我，该村的农民憋气不过曾经不断上访，闹了一阵子，县里人都知道。后来几个领头的被逮捕了，也就没声响了。如今村中除了做生意的建起一些小楼之外，其余多是陈年老屋了，着实有点凄凉。据说这里的政府日子也“不好过”，负债累累，贷款不知何时能还清。
如今，不争的事实是粮食进口飙升。据财经网魏枫凌《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大幅飙升》披露：中国农业部12月25日宣布，2012年中国粮食继续增产，已实现“九连增”，9年中累计增产15885万吨。但与此同时，粮食进口的数量和金额增长惊人。截至11月末，中国2012年累计进口谷物和谷物粉已经达到1352万吨，其中小麦、玉米、大米三种口粮进口量超过1000万吨，这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粮食增产量1836万吨相比已十分可观。尽管口粮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不足2%，但新增供给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增需求，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粮食对外依存度将逐步上升。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口数据显示，谷物和谷物粉进口量和金额，从2011年11月的45万吨和1.6亿美元，上涨至2012年11月末的87万吨和3亿美元。
如此“改革”，最有力的说辞是“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然而，《改革的红利是谁的?》的文章尖锐地指出：
现在厉以宁大喊改革的红利，什么是中国改革的红利？中国改革的红利是谁的？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谁能分到国有资产谁就得到改革的红利，谁失去国有资产，谁就是得不到改革的红利，这是不辨的事实。得到国有资产，这就是改革实实在在的红利，也只有这些得到红利的人，才实实在在拥护改革，而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是不会拥护这种改革的。谁能拿到国有资产，谁就得到了改革的红利，这是颠覆不了的真理。把国有资产占为己有，还能说这不是拿到了改革的红利吗？还有那些靠官吃官、吃老百姓的人，都是改革红利的最大获得者，不知大家认可否？什么是改革的最大红利？就是消灭社会主义经济，把国有资产拿回家，这完全可以用少数人先富起来作为结论。
30年来的改革，对大多数人到底是红利？还是灾难？这都是有的一说的。30年的改革确实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摧毁了，难道这就是中国的红利？这只能是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定论罢了。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对资产阶级来说确实是红利，但对无产阶级来说，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红利吗？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对无产阶级来说那是灾难，30年来的事实还不能证明这一点吗？
城市化就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吗？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把他们赶进城，他们就能富起来了吗？他们在农村有土地还富不起来，掠夺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赶进城他们就能富起来？这富起来，不就来得太容易了吗？要是这样就能让农民富起来，还需要几千万共产党人掉脑袋去夺取政权吗？这玩笑不是开大了吗？农民进城买房子的钱在哪里？到城里要买房，这样又可以刮他们一回，又可让少数人富，实为一箭双雕。到了城里们又能做什么？他们就业的机会在哪里？城里大学生还要失业，农民到城里怎么就业？怎么竞争？就业问题解决不了，生活问题怎么办？在农村还看不起病，到城里怎么看病？难道也学美国印钞票来解决吗？印钞票最后是能解决问题吗？要是印钞票能解决问题，美国还会有经济危机吗？如此设计中国经济，说这样话的人，还是懂经济的吗？能让这样的人管理经济吗？这样的人管理经济中国还有希望吗？占有了农民的土地，把他们赶进城里，又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那离中国暴力革命还有多远？难道中国就这样选择暴力革命吗？还是有的人要组织、策划中国的暴力革命？这都不懂还管什么经济？……
综上所述，那么大的国有资产拿来瓜分，能没有人得到红利吗？问题是改革红利的受益者是谁？是广大劳动人民吗？不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西方帝国主义，而绝对不是中国的劳动人民。难道中国人民还不应醒悟吗？难道能为“红利”二字而迷惑吗？
2012年12月31日理财周报《厉以宁：新红利机会》一文中，经济改革的理论元老厉以宁大师高调宣称：“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旧改革红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但它是逐渐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这是必然的，旧改革红利如果不进一步改革，那将是体制优势耗尽之时。有了新的制度优势，才能够保证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的出现……”——绝对正确，旧的国有资产瓜分带来的优势逐渐消失，不继续瓜分国有资产哪来新的体制红利？旧的改革措施侵占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已经耗尽，不继续侵占新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哪来的新资源红利？旧的改革措施驱赶出来廉价劳动力已经耗尽，如今已经不断出现民工荒，不继续采取措施，譬如城镇化等等新的改革措施来驱赶农民离开土地，如何获取新的人口红利？
大汉奸茅于轼在《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一文中则说得更加露骨：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一个错误的计划经济决策而延误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有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也就是说，三五十年内城市人口要翻番。这样的城镇化不占用农用地怎么可能。难道让加倍的人口仍然挤在原有那些土地上。可以肯定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除非我国的城镇化没有进展。——更加深刻，借助貌似有利于农民工的“城镇化”口号，把六亿农民的土地进一步给占了，土地资源的红利大大的！逼出了六亿廉价劳动力，继续赚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美国资本代工的钱，人口红利大大的！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了，美国转基因粮食就有了倾销对象，控制粮食以控制中国的战略就能顺利实现，那时连萨达姆之类的代理人都不需要了，直接掠夺中国的财富就可以了，红利更是大大的！
据高层说，“激发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普遍受到实惠。过去三年的医改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什么是“红利”？那就是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有资本才有所谓的红利。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资本，哪来的红利？医保也算“红利”？那只是福利，连正式的分配也不是，仅仅是补救性质的二次分配，一种社会安慰剂。赏赐给民众一点安慰剂也能叫做“让人民群众普遍受到实惠”？如此小儿科就可以蒙过劳动者吗？很难。如今的劳动者已经知识化，不再是当年的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了，谁还不知道真正的红利流入谁家？这再简单不过了，谁的资本最多，谁的红力就最多。是不懂还是掩盖？要掩盖的事实是所谓的改革红利绝大部分落入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口袋里，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只能挨抢掠。但这是难以启齿的丑事，当政者自然有所顾忌。或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同时，高层一再“强调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恐怕已经陷入了这个坑爹的理论陷阱了，其间着实包含着巨大的危险。（相关论说本文难以展开，另文详解。）
如今改革的红利正在流向哪里了呢？中国经济网《资产过亿中国富人27%已移民 3年超170亿流向国外》披露：《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蓝皮书2012年12月发布，报告显示，在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而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人民币资金流向国外。……蓝皮书显示，富豪群体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外逃的问题。一些人通过投资移民将“灰色收入”转移到海外，既可以实现避税，又可以逃避国家法律的追究，也会导致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
有人威胁说“不坚持改革谁都没有好下场”。也就是务必“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继续把国有资产拿来瓜分？继续中国式圈地运动？继续制造廉价劳动力？那只能是坚持让所谓的改革红利继续流向官僚资本，并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海外，最终大部分落入美国垄断资本的腰包。“改革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正确方针也就有被异化成不过是给了民众一个“美梦”——南柯一梦而已的危险性。
其实，如今的问题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建国60年来，中国一直都在变革，包括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和相对温和的改革在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问题是变革中必须有所反思，吸取经验教训，导正方向——那就是变革只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这才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否则就只能是历史的反动。试问，敢于开历史倒车的好汉，有哪一个有好下场？
对此，徐汉成《邓小平晚年反思文革》一文指出：经过八十年代的中期的动乱，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动乱，在邓小平的思想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使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虽然，邓小平并没有肯定文革，没有直接引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要出问题，这里的“问题”指的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述。第二、从“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
另外，《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一文中也指出：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据《邓小平年谱》）
一个民族所怕的不是走错了道，做错了事，怕的是不会反思，没有勇气改正错误，无视事物的规律性，逆天而行，一条道走到黑。要解决反思中发现的问题就必须有勇气，敢于反潮流，遵从规律性订正方向。
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事关民族兴亡的大局，国人不可无动于衷，更不可让为了一己之利而罔顾民族大义的小人继续胡作非为，继续掠夺中国改革的红利。为此必须明白一个显然的事实：人民大众不掌控生产资料，不控制资本，一切改革的红利就不会归民众所有，至多也不过是资本阔佬大发善心赐给贱民一点残羹剩饭来安抚民心而已。听任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掠夺中国改革的红利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厄运。中华民族对此绝对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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