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自省——货币、外交、政治与战争
孙锡良
凡稍有智识之人，都该明白一个道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一国一物走向消亡，内因总占主要作用，外因终归是次要原因。我们知道：历史向来都为文人所写，现实也多常因文人所乱。近两年来，国家四面频临骚扰，不料民族内部又遇兄弟阋墙之祸，接踵而起，交相煎逼，何等痛心!?英雄落泪，必是奸人贼盗横行之故，国运如何?我辈当思!
若对以平等心态待我的国家冷眼相待，反倒对以奴役思想待我、以威逼利诱待我的国家逞巴结之态，是何等的亡国心理啊?国家诚心做反省进取行动，而文人精英却不停地游走于欧美主子各国，其脱国求荣之丑态不能不令人恶心。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都有中国媚洋精英的集会小组，他们想干什么、在干什么?天下莫不知晓。
国家矛盾和国内矛盾自古有之，欧美亦不例外，倘站在民族一体的立场发些牢骚未尝不可。然而，有些人总喜欢把家国割裂论事，先国后家或先家后国都不是辩证思维，互为一体方是现代理性思维。爱家与爱国何必分先后?富国与富家岂可简单割裂?有人故意要割裂，必有其特殊目的。“民富才能国富”的口号看起来很诱人，然而，多数人并不明白另一个道理：近几十年来，富起来的人并不想别人也富起来，而只是想自己更富起来，他们呼唤政策的着力点决非全民，而是为私利松绑，为私营减税，他们的积累决非为国家积累，而是为争当一个体面的“外国人”做着扎实的物质准备 。
国民党在建党二十年之后便变成了“发财党”，后面又演变成“升官党”，共产党最终会不会走上同样道路?我看关键还是取决于党人的思想会不会进步，取决于党国的引导能不能立正。纠错的同时，必须还要配以法律的威严，万不能以讨好部分精英的心态刻薄守法公民之权益。现今的中国，不少达人读的是经、史、技、法，念的是诗、书、礼、乐，行动上却全然没有国家整体上的意识，能凭些良心做事已属万幸，卖国求荣比抗战年代并无过多改善。
我总认为：天下无不能学之事，亦无不可化之人。在新一次世界战争来临之前，在新一次国难来临之前，咱们做些开蒙脱俗的工作不属多余，党国绝不可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变成神秘莫测之事，更不可把穷人、俗人、民间人当作不可教化之人，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解释透，真正立起我们这个国家的恰恰是精英眼中的“愚民百姓”，真有些风吹草动，那些高喊口号的权贵们跑得比谁都快，信他们是信不得的。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货币、外交、政治和战争几个问题确属要对人民说清楚。 这几个东西看起来很深奥，按贵人常理是不必由政府一一解释的，因为少数主导者认为这些范畴的东西有精英设计也就够了。其实不然，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有高深学问，把官学语言变成民间语言也就成了人民的小事，莫小看大众的理解力。
比如说货币问题。大可不必从贝壳时代讲到美元时代，货币演进的过程对普通人是没有用的，把货币之于国家内外的影响讲清楚就可以了。
货币之于国内是什么呢?对消费者来讲，人民币纸币就是货币，虽然纸币不等同于货币，但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用于流通和支付。就政府而言，你得告诉老百姓：多少货币出现在流通市场是合理的?多了会怎么样?少了会怎么样?国家为什么要印那么多纸币?物价的变化、生活的改变跟这有何关系?特殊情况下的物价现象是如何造成的?除此之外，我看再多的内容就不必讲了，你硬要把货币决策过程中复杂的微观事项搬出来糊弄人就属多余。
从国际形势讲，当前有一个词很流行——货币战争。不少人以为这是个新鲜词汇，认为这是对世界货币市场的一种新型定位。其实不然，货币战争早已有之，只是普通人不知道而已。如果要撇开历史过程简单一点讲，可以理解为：黄金本位一退出，世界的货币战争就已经开始启动。
在上个世纪，金本位离位，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1930时代，英日等国纷纷采取禁止现金出口政策，人为贬低本国货币对外汇价，禁止金出口，美国自己也不得不禁止金出口，购买黄金白银，以回击英日法的政策，各国采取的通货膨政策使贸易战尖锐复杂，实质上，这就是货币之战的早期雏形。当时的中国，很多著述中也明确提到“货币战”这三个字，今天提到的“货币战争”只是历史的延续。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金融资本主义相互倾扎不是今日新事，早已经演得很剧烈，只不过现在演得更加娴熟而不易察觉。
2009年，当黄金还处于当时的高位时，我就在《热战时代》一书中建议中国大量购入黄金及贵资源，当然，这不过是废话，没有人听得进去，今天的价位已经快接近当时的两倍。不加大购买量倒也罢了，不敢去挑战美元体系就不可理解?有人辩论说：咱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挑战美元体系。我又得再次告诉诸位：这将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人民币能国际化吗?能，但走不了几步。有一个判断人民币前途的指标是什么呢?是三大国际经济组织(WTO、IMF、WBG)，这三大组织不破裂重组，美元体系就不可挑战，货币战争就没有结束，当然，中国肯定就没有获利的可能。
我对货币战争的基本战略定位是：货币战争的焦点不是货币本身，而是世界规则，中国必须破坏现有规则。
再说说国人忧郁不解的外交。通常来讲，外交的后盾，一则是民气，一则是军备，一则是经济。一个国家，若对民众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操作钳制、颠倒是非，对军队纵容荒淫、挥霍无度，对外交认贼作父、妥协委屈，势必将国事国人断送殆尽!弱国外交，必以国民为后盾，过去外交之失误，皆因官僚外交所致，国民外交才是最有力外交。如果中国不拥有好的官方外交家，就只能依赖民间外交家，一个好的外交家，至少可以抵得上一堵城墙和一支军。外交斗争是智慧斗争，最大的智慧无疑在民间，利用民智并竭尽其能，是监督并避免官僚外交失误祸国的重要保证。
外交战是经济战和武力战当中的一个过程，是世界各国“三位一体”战略的共性，外交战服务于经济战，当这一招失灵的时候，也便有了武力战。美欧民主国家口头上少不了尊重世界的普适价值，背地里却煽动着世界各国的不同异见者制造事端，明道上还煽动各国的民族地区用极端方式闹分裂，然后习惯以“外交干预”掀起国家对抗。对于这些洋人的非法之举，中国外交上大可不必讨他人欢心，更不可委屈求全，跟强盗讲法理原则从来都是与虎谋皮。
英国人在二战之前满嘴里讲民族自决，当有人问他：印度人为什么不可以自决?英国人说：印度人太黑，不能讲自决，自决只能对西藏而言。日本人在二战之前也满嘴讲自决，有人问他：高丽人为什么不能自决。它回答说：我们不讲那个，我们讲的自决只指中国东三省和外蒙古。外蒙古之所以至今仍受日本影响极深，原因在于其王公贵族过去习惯于请日本人当家庭教师，这些所谓的教师实际上是日本天皇的鹰犬，目的是对外蒙古人进行奴化教育。
1935年左右的中国情状是：表面上与世界各国都保持亲善关系，事实上，却同任何国家也没有较密切的关系，只知道摇尾乞怜，因循苟且，以至徘徊观望，坐失良机，只知道用高昂代价聘请各国顾问和专家，以为这样便可保持与列强的亲密关系，结果不过是引狼入室，中国的任何秘密都为外人所洞悉。
再反观今日中国面貌，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不敢乱下结论，但至少可以提醒国家和国人警醒，不可再次踏入同一条河，外交战若再次失陷，意味着国家环境也有再次被困的风险，外交上的困难愈深，国内一切反应必先是愈加暴烈，接着便是死一样的沉寂，抵货、备战云云，俱如烟云渐渐幻灭，这是大国危机的先兆。
谈了外交，必要简述一下国内政治。
这些年，我们习惯于谈世界经济危机，很少谈中国经济危机，好象中国是世外桃园，抑或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呢?我看不然。说中国没有危机，一则是因为中国人民不知道如何定位危机，二则是中国人民最能忍耐危机。中国人判定危机的底线是能生存，不发生社会动乱，满足了这两条，就没有人认定中国处于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即便有了危机，中国人也能忍受至生命的极限。
我认定中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也决非信口开河，最直接的指标是政治思想上的动荡与不安，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政治是经济的延长体，经济若没有出大问题，政治就不可能出现严重的不适应，这种简单道理量不至于要浪费过多笔墨。危机的事实是不可否认，至于其严重程度，估计还要等五至十年才能得出结论，本人以为，绝对不比西方为轻。
中国的政治纷争又到底是个什么纷争呢?真只是体制问题?我看不然。政治斗争的路线之争归根结底仍然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有些人不愿意、不敢再谈阶级斗争，但你讳言，并不意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我对中国政治斗争的现实看法是：资产阶级再革命与无产阶级再革命的争夺战。过去一百年，中国的两种革命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都是半途夭折，当两个阶级的矛盾再度触发引线时，“再革命”的冲动和设想不可避免的要萌芽生长。现阶段，双方都设想用“柔性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除非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当前，所谓的宪政之争都只是表相和工具，大家都拿起“宪政”这个工具，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决非各方利益的交集所在。中国的宪政之争主要包含三大成分：一是资本主义宪政的中国化(资产阶级革命者所想);二是纯社会主义宪政的再改造(无产阶级革命者所想);三是特色宪政的再深化(体制内的改良者所想)。
虽然大家举的都是宪政牌，核心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各说各话”的政治纷争状态是最为危险的状态，也是各类政治投机者适合操弄的最佳状态，控制不好，各类纷乱将因此而起，国人不可不高度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组合各种思想，尽快达成政治共识已成当务之急，试图用“民生”和“反腐”的成果来简单弥合政治分歧恐怕是缘木求鱼，中国到底应当选择哪一条，已经不能由少数人搞“顶层设计”并鲁莽操作，而是必须交给全国人民讨论以求最大共识。
最后，不妨谈谈战争与中国的备战思维。
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体。帝国主义在面临经济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各种矛盾就愈发尖锐，要避免国家破产的最好办法就是侵略别人，自古至今都是这个理，大战没爆发，证明危机还没有到达顶点，一旦爆发，再作思量也就晚了。
在二战前夕，中国经济是处于完全崩溃的地步，帝国主义也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欺负我中华民国，一步步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经济上被列强瓜分成为领土被列强瓜分的前奏。日本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决不是一日之功，东三省的沦陷也不是一朝所失，敌人不让我们准备，我们就不准备，那灭亡还有第二条选择吗?3500万人口的东三省丢失之后，当时的党国可以做到不抵不抗，那整个大中国被分不也很正常吗?
鉴古通今，现实的中国有没有类同的讯号?如果有，多大程度上已被控制?是怎么被控制的?是不是要立即改弦易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经济独立自主不足的问题?经济备战是不是要更早于武力备战?光靠民间抵货当然不足以筑牢国家的经济基础，唯有战略上砌好堡垒才能有可靠保障。如果仅存的少数国企再被私分，接下来就是内外勾结的“合资”，再接着就是被跨国集团从资本和技术两方面进行控制。帝国主义要把你中国变成火药桶，必定要在之前在你身上绑足炸药，时机一到，就只需要引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企业和中国人才都是战争中的火药。他们的目标就是把你的抵抗力消蚀掉，就是把你的意志毁灭掉，就是把你的阵营破坏掉。
经济备战之外，当然还必要有武力备战。
“准备战争”的口号已经有了，但比这个口号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准备有没有扎实地做下去?大战会不会马上到来，谁也不能准确预料。但中国必须明白：在大战到来之前，我们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不能等待列强中的某一强倒向我们。如果等到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还在“准备”的口号中，那再送同胞上战场，无疑是让肉身去当炮灰。依赖性是那些长期做附庸民族的本性，中国断不可有类似“混吃等死”的寄生思想。
谈到备战，就不能不谈到军队。军队要什么气?朝气即早晨气象，暮气即傍晚气象，即晦气。“朝气锐，午气惰，暮气归”，军队需要的是朝气，决不能有暮气。你们背上扛的那杠枪是老百姓出钱买的，量不可用来打老百姓，也不可拿来换酒色鱼肉，要对得起百姓，就它来打侵略咱国家的洋鬼子们。扛着这杆枪不是用来摆姿态的，更不是用来做装饰的，须保证战时能打得好、打得准、打得赢。军队若无朝气、志气和勇气，备战就没有从口号上升为精神及行动。
七十年前，国民党的口号也曾喊到：中华民族正处复兴与灭亡的关键时刻。然而，当时的日本外务省却发表言论说：世界上哪有象中国这样的贱骨头民族，我们不认识中国人。日本为什么当我们是贱人?因为，它把咱东三省占了，你连个响屁都不敢放，那它还不把你当娼妓看待啊?今日中国，倘再有此情此景，必令国人触目生悲。前些年的外交亲善和经济提携，丝毫都未曾让美、日、欧感心入怀，换回来的只有更沉重的拳头，国人真是伤心倍至。
各路同胞们!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我们无须总以和颜悦色的面孔对待世界，不必今日忧亲善不周，明日忧奉之不敬，对侵略者讲不言仇、事亲善，自然等于受躏辱之后找慰籍。甘心亲善忍含垢之辱，除非有“重大隐情”，否则，殊不可接受。当敌人战略已定时，任何苦心都难达目的，惟一的结果只能是上当受骗，使国难更加深重，使国运更加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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