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研究党史往往局限于“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其实，这“两杆子”是表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三杆子——“秤杆子”，亦即建立正规、完整、可持续的财政金融体系。国民党笔杆子和枪杆子都不弱，但却始终没有拿下“秤杆子”，国军只能是权贵资本的禁卫军，其败局早已注定。前苏联的笔杆子和枪杆子还不硬吗?可惜啊，一旦“秤杆子”被美国人抓到手，“两杆子”连烧火棍都不如，强大的帝国顷刻间瓦解。倒是毛泽东睿智，一开始革命就意识到了“秤杆子”的分量。所谓“根据地”根据的是什么，当然是“秤杆子”，土地革命就是搞土地财政。毛泽东在根据地建立了中国现代财政体系，毛泽东还在炮火连天的根据地建立了中国现代的金融体系(毛泽东发行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种法币)。毛泽东比较好地解决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融资问题，有了“秤杆子”，才能维持“笔杆子”和“枪杆子”。一切战争，都必须有可持续的财政支持，否则必然走向失败。同理，一旦国家财政金融体系被外国资本和本国权贵控制，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个国家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外国资本和本国权贵是要投机的，结果必然表现为政府机会主义大行其道，他们一定会用“打劫”的方式疯狂扩张财政金融。请不要说，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切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着!明明可以通过正规、完整、可持续的税收解决发展问题，却非要通过滥发货币这种“打劫”的方式制造所谓的“奇迹”，这和当年李岩忽悠李闯王的“迎闯王不纳粮”创造的“奇迹”何其相似!靠滥发货币这种打劫国家财产和国民福利的方式可以持续多久呢?李闯王“吃大户”的财政方式能够维持几天呢?李闯王一旦将大户统统吃光了，光鲜的笔杆子和枪杆子立刻报废，千里狂奔，一命呜呼!当代的李岩们，已经搞出来一个“四万亿”了，还想再搞一个“二十五万亿”，这种滥发钞票“吃大户”(打劫国家和老百姓)的事情还能搞多久呢?真的就不担心“打劫”无法持续吗?或者，他们是真的盼望，狂泻千里，一命呜呼呢!
如今，有人一直在忽悠，以为抓住了“两杆子”就能搞定一切。何其幼稚!必须“三杆子”一起抓，一杆子都不能放松。事实上，抓前“两杆子”并无大碍，真正的难点恰恰在于第三杆子——“秤杆子”。毫不夸张地说，第三杆子已经被美国人和权贵们瓜分殆尽了。笔者反复强调“经济主权”的重要性。其中，国家经济主权和人民经济主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笔者在此给出结论：能否牢牢抓住“秤杆子”，才是治国的核心问题。重建共和国的国家经济主权和人民经济主权，已经成为共和国最紧迫的问题了。重建经济主权的前提是，你必须亲自去抓财政金融建设。是的，谁能牢牢抓住第三杆子——“秤杆子”，谁必将成为载入史册的伟大政治家。否则，傻傻地挥舞着“两杆子”，只会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笑柄!
笔者若干年前写下《伤于财政毁于金融》一文。此文，就算不能成为大学教材，至少应该成为党校的阅读文献。可惜啊，一群懵懂的鼠辈，哪里具备这样的历史眼光!他们只知道捡食地上的芝麻，竟然拱手送出了共和国的“秤杆子”——国家经济主权和人民经济主权。现在，国家既将陷入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了，本是重建经济主权的最后时刻了，我们却听到了诡异的呼声——放权让利!这其实是公然鼓吹彻底让出“第三杆子”——秤杆子。作为一个财政专家，笔者已经无言以对了。只好翻出旧文，再发表一遍，留作史鉴吧!
附：《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伤于财政 毁于金融
卢麒元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公共财政政策是双刃剑，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国破家亡。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中国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财政政策已经演变为中国政府管理的乱源。
中国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中国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例如自然资源的资本化，例如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在财政收入问题上的失误，性质十分恶劣。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国有资源属于国民资产，转移国有资源等同于向国民收税。如果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国民资产被剥夺视为特殊税收的话，政府相当于向国民课取了巨额特种资源税。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中国近年的实际税率可能远远不止所得税率35%，实质税率可能高达90%以上，可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高税收国家。最为严重的不是税收之重，而是这种残酷的税收没有进入国库，没有转移支付给国民。它们的主要部分在资本化过程中巧妙地流失了。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才是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这就是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紧缩的中国突然出现流动性泛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价格突然暴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需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支出的含义。当由土地、资源、国有股权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纳入财政的时候(已经很可怜)，它们被巧妙地列入预算外收支。这笔逃脱税法和预算法约束的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大金库。于是，各级政府如此热衷搞自身建设、搞市政建设、搞经济建设。“大炮一响，黄金万兩。”不搞建设，就没有经济权利，就没有腐败机遇。却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将这笔本属于国民的财富转化为国民福利。看到政府部门高楼林立，看到政府官员豪宅小蜜，谁能说那只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问题?
公共财政政策的严重问题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达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之后，无一例外最终滥用金融政策。就本质而言，由于正规财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只能加征税赋;在有法币的的现代就是通货膨胀。剔除那些虚伪的专业说辞，历史的轮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笔者将之概括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尤其必须精通公共财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财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就有陈云这样并非经济学家的公共财政专家，并且具有大师级水准。而在经济学家满街走的当代中国，管理层中竟然无人通晓公共财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层反复被误导，反复被欺骗，反复被利用。实在令人费解。笔者一向认为，李岩被杀，不能全怪牛金星的无耻出卖，他的那句“迎闯王，不纳粮”，早已种下了自己的死因。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们，比李岩和牛金星强多少呢?那些活跃的政治化妆师和经济投机师们可以经邦济世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主要是知识的传播者，偶尔也用来做金融产品推销员。基本上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知识是经邦济世的必要条件，却远远不是充分条件。书生误国，古今中外皆如此。这还是客气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当代经济学家有多少是无间道。前苏联的猝死不就是毁在这些人手上吗。中国那些雇用经济学家们(由金融机构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极了不拿枪的第五纵队。况且，实在看不懂，中国的管理层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国公共财政政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管理者学识的粗俗浅陋令人震惊，竟然还敢猪鼻子插葱装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着背叛和出卖?
中国公共财政政策严重扭曲的问题实在不容漠视了。笔者再一次强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管理层一定要高度警觉。
笔者认为，必须将支离破碎分散于多个部委的公共财政政策统一管理;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置于法律约束之中;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分离;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形成、执行、结果透明化;必须将涉及公共财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汇率)、价格政策、环境政策纳入统一管理;必须将政治化妆师和雇用经济师剔除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必须尽快培养和使用陈云式的经邦济世之才管理中国经济。
笔者相信，中国会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建立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解决好目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真正建立和形成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国几代人复兴和崛起的梦想。
原题：第三杆子 原载：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2emq9.html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