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争鸣——我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一个“关键质疑点”
为什么中国从官到民都呼唤改革?到底哪里出了非改不可的问题?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答案，虽然都高呼“改革”，而出发点和目标诉求却是千差万别，我个人认为中国未来的任何改革都必须面对一个最核心问题——严重失衡。
尽管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严重失衡的问题仍在加剧，而不是在缩小。新班子的政策仍在扩大这种趋势，加剧失衡的“圈子理论”有愈演愈烈之势，发达地区的“亮窗效应”越来越大，发达地区是更亮了，但相对而言，其它地方就相对亮度减弱了，也产生了对比性的“黑窗效应”，这将会使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因势扩散。
中国的决策者一直清楚地看到了鲜明的对比差距，但一直不愿意正面解决问题，权力的视觉集中度始终不愿意离开亮点位置，以达到经济数据持续稳定的政绩目标。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差距都是政策累积后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独有的原始创新力所致，这种状况毫无疑问地要激起落后地区的不满情绪，当这种情绪达到一定界限时，必定成为改革的拦路石。
一个十分可怕的问题是：中国不仅仅只是存在地区之间的“亮窗与黑窗效应”，行业间、城乡间、公私间、群体间等都存在相同的效应，所有处于利益失落的一方都抱有仇视对方的心态，用“国家大局论”和“改革渐进性”来做思想工作已经收效甚微，人的生存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人类危机归根结底也是物质危机，这里所说的物质危机决非物质短缺意义上的危机，而是物质不公意义上的危机，有不公平，就一定有要求体现公平的群体产生，他们最终会构成影响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用行政的力量埋葬或掩盖这股决定性力量，从长期角度看是无效的，正确地做法应当是尽快满足他们的诉求。国家在“长三角”、“株三角”、“大北京”等少数圈子里用力过大，尽管短期可以延续经济增长惯性，但它绝对要危害中国的整体健康，中国所有有关全民性改革都将会葬送在不同圈子过大的级差上面，试图用“先进带后进”的观念来弥合分歧绝无可能，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个结论。
按理讲，中国各方面都已经意识到结构失衡的严重危害，就可以找到解决之道，但多数人都把目光仅盯在产业失衡上面，而不是关注中国各类性质的全面失衡。新班子新政策也试图调整不合理结构，然而，政策的着力仍然选择“失衡”的作用点上，这怎么可能解决失衡的现状呢?难道不是要恶化现状吗?
中国各类性质的失衡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应当可以总结为“权力圈子”的失衡，权力圈决定政策作用力的方向，政策作用力的方向决定不同比较优势的走向，“有效权力与利益结果”的双向互动最终将导致正常圈子变成“权力怪圈”，越走越迷失方向。
自2013年以来，大家更多地关注金融改革和城镇化改革，这两个方面被多数专家认定为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并且认为可以改变中国人的两极分化问题，能让更多人走向生活水平接近的目标。事实上，我认为恰恰相反，这两项改革最大的作用是催化“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绝不是让更多人共富起来。私人银行可以开了，谁可以开?当然只有“人上人”才可以开。金融业只是个服务业，它本身创造生产力吗?能变成多数人的致富工具吗?不能。城镇化，也许高层有专门班子在做“顶层设计”。但是，我再次断定最高层没有搞懂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未来，他们只能依靠城镇化作经济助长工具使用。
虚拟经济和土地经济仍将是未来十年的主旋律，归根结底还是泡沫经济，没有大的崩盘性危机，这种局面不会有改变。很多人疑惑中国泡沫喊得久，为什么就没破呢?难道不存在泡沫?非也。中国泡沫未破得益于三个核心因素：一是中国人有足够忍耐力和欠缺的认识能力，不到绝境就是幸福;二是中国人口的数量效应，消化泡沫的能力相对较强，也就是说中国的“泡沫桶子”比人口少的经济体要大;三是权力的集中度世界独有，能更长的拖延泡沫破灭的时间。即将临近的“大会”肯定会有很多“大政策”，不少人会兴奋一阵，我想提前作个预测：政策仍会走“轰动表述，温柔实施”的老路，统计数据一变弱，橡皮筋立马变形。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只有顶层设计，没有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能只是“活动”，而应当始终体现到政策制定上，离开这一点，政策的宣传价值肯定大于实践价值。
自贸区，好不好?我认为有一定好处，但不是很好。说好，是因为它可以让有能力抢到政策的地区得好处，让与自贸区相关的少数人快速致富;说不很好，是因为它对普通国民贡献微乎其微，在所有大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好象没有一个国家靠自贸区承担让国民走向致富的重任，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出在贸易自由上，而是出在国际贸易地位的不平等及特权阶层的固化上，自贸区本意是想打破某些既得利益者，而实际效果却是把这部分人做得更大更强。上海抢到了第一块牌子，第二块在哪里?第三块、第四块在哪里?落后地区能抢到吗?若抢不到，你就是再少分一块国内蛋糕。西部大开发喊了一二十年，开发了什么?在我看来，也许就开发了几个省会吧，其它的亮点是看不到的。
中国是一个辐员相对辽阔的大国，人口分布也要从合理化及科学化考量，不能寄望把14亿人都往发达圈子里挪窝，人口流动极其直接地影响着国家安全，并不是堆满黄金的地方就更加安全。不能把所有的小企业都往大企业里并，更不能把所有的穷人都往富人家里赶。
再次提醒有关方面：中国最严重的问题绝不是物质短缺的问题，而是极其严重的失衡问题。也很期待有关方面：国家层面上的重大政策布局应当是中西部，而不是发达区域，未来政策的重点应该是“逆向失衡”，也就是要在落后地区多播种子，尤其是“绿色种子”，金融、税收、贸易、基础设施等均优先以中西部为先发受益地。
解决其它不同种类的失衡问题也需要同样的“逆向失衡”的政策来导向，包括产业导向的“逆失衡”和分配体制的“逆失衡”，以促进社会均衡持续健康地发展变革，两极分化由政策造成，必须靠政策修复，均衡不是平均主义，均衡有利于稳定，又不失创造力，平均主义虽然稳定，但遏制创造力。
我最担心也最可能出现的一种未来是：以家族结盟和意识结盟为取向的“利益圈子”渐成大势，一旦他们坐实做大，不只是各类产业沦为少数人的囊中之物，政治上也将形成“美国式家族帝国现象”，对少数人而言，失衡加剧就是实现他们美式梦想的铺路石。
一个严重失衡的社会不会有共识，也不会有理性，对抗从来不是弱者志愿，只是无奈的选择。对多数人而言，失衡加剧就是粉碎他们幸福梦想的破碎机。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邓先生用“短、平、快”实现了自己的伟大试验，因而被记载为伟人。今天的中国，“短、平、快”已经是一种危害，不可能靠它造出伟人。未来的中国，如果要出伟人，一定是能够引领中国和中国人走向平衡、理性、共富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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