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这是中共十八大新领导班子上任一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因为它涉及到这一届领导班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定位，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中“改革”是绕不开的话题。早在会议之前，已经有很多种预测改革的具体方案在社会上流传，有人叫好，有人反对，甚至争吵得不亦乐乎。如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庐山真面目马上就会让全世界看到，在这个时候，我想说点对于改革的看法。
当今中国面临很多问题，中国的确需要改革。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局势，改革如果流于表面，无法真正解决各种问题。因此改革需要深入。“改革进入深水区”，“发起改革攻坚战”等说法正是改革要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的表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需要在各个领域开展一系列改革。但是，不管改革如何深入，依然存在有的改、有的不改的问题。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这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的问题。改革是要变，它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很重要。但是，在改革中明确哪些不能变，甚至与改革之变同样重要。把改革等同于改变一切是错误的，把明确某些东西不能改称为倒退，也是错误的，是在混淆改革的目标。
中国的改革是整体协调的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果后，必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有人断言，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保不住。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不能完全说错，但也不完全正确。
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近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难道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中国以往的改革既是经济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这一结论不仅仅因为经济改革是由政治改革发动的，也因为经济改革是政治领导的，包括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国政治也起到了纠偏改正的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就是硬道理”本身就是政治改革。中国政治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主要是正面、积极的影响，否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就。三十多年中，国内外很多人一次次预言、判断中国将停滞、崩溃，但这些预言都失败了。重要的原因是，做这些预言的人，把他们认定的西方政治模式当成经济发展的唯一依靠，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便妄下断言。事实上，真是因为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才使得中国的政治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更好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使得他们的预言一次次失败。所以说，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取得的成就，既是经济改革的成就，也是政治改革的成就。这一政治改革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结合自身的要求所进行的改革，其中有改有不改，不是照搬西方都要改。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政治和经济从来就不是可以分离隔绝的两个东西，政治说到底就是经济，经济在根本上就是政治，两者紧密相关，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当经济基本面是好的，说明政治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或者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现在保持在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在全世界独一无二。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吻合的、和谐的、相互促进的，中国的政治不是也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政治如不改革经济成果无法保住”之类的说法没有道理。当然，反过来说，经济存在问题需要深入改革以保持长久的发展动力，同时说明政治也需要深入改革，两者相辅相成。
这里尤其需要纠正一种错误观点，以为政治改革达成某个目标，改革大业就最终完成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在谈论改革时，矛头都指向政治改革。他们首先是对中国政治在以往改革中所起的正面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其次是把西方政治模式当成改革的最终目标，例如西方“普世价值”或照搬西方的“宪政”，却不愿看到欧美正在为他们自己制度弊端而呼吁改革。当我们说中国政治也需要改革时，不能简单化地把某个政治模式当成唯一目标，而应该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当开展政治改革，使得政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有生命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适应的条件，不可能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对于中国如此，对于西方同样如此。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改革都是一个动态、长期、持续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精髓：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常态。那种把改革当成一场类似攻山头的战役，以为攻上了山头便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
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只有进行时。因此，改革永远都需要。小到针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法律法规，大到宪法以及国家顶层制度，改革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改革的结束，等于下一个改革的开始。如同佛教所说的因果链条，事物都是互为因果，改革是过去的果，也是未来的因。在改革的长期过程中，变与不变，改与不改，也是相对的。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些东西不能改;但在另一个时间段，或者更长的时间段，某些原先不能改的东西或许也应该改。其核心是根据自身需要出发，保持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的相互适应。用某一种政治模式强行嫁接在社会经济之上，很多时候都会破坏这种适应，其结果很可能与改革者的初衷适得其反。
对于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我们还应该认识一个问题。在改革之初，“该改的”与“不该改的”未必清晰，很多是在改革过程中甚至改革之后才能辨明。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从试点开始，从局部开始，经现实检验成功的经验就加以推广，不成功的就加以修正。试错是稳妥改革的必要手段，但正因为要不断试错，改革就应该是逐步的、有序的。历史上很多改革之所以失败，例如戊戌变法，就是因为没有逐步试错的过程和耐心。世界上还有一些改革者接受了社会政治、经济原则的某些西方教条，人为而生硬地创造实现改革目标的各种先决条件，强行推动，试图一步到位，例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其结果也不理想。
我们还应认识到，改革对象不仅是改革之前存在的老问题，也包括改革之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之前的老规则有的该改，有的不该改;改革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有的该留，有的不该留。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与老问题有关，有的与老问题无关，完全是改革本身造成的。从试错的角度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改革不会犯错，也不能认为改革永远是对的。改革的某些手段可能会错，改革的某些结果也可能会错，例如当今中国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因此，改革本身也需要检讨和反思。改革应该实事求是，把改革当成政治正确的标准，甚至把改革当成道德高尚的标志，有可能伤害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对真正需要的改革的决策。
对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实践以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预测，有人不断提出一个说法，叫做“政左经右”，这一观点是一种混淆。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便简单化地对中国的改革加以定性。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没有“政左”，也没有“经右”，中共十八大的报告明确指出“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中国的改革始终是一种平衡，是变与不变的平衡，是先变与后变的平衡。改革是必然的，是长期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我要再次强调本人的一个观点：“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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