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论启蒙——修复沉重的历史观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童年和少年生活集中于七十年代。在那个年代，吃穿住谈不上很好，但却是非常安全闲适，倘以不讲假话为原则，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每人都能讲出诸多终生难忘的快乐故事，即便象我这样生活在全村最穷家庭的孩子也没有被排除在快乐之外。
不妨先给大家讲两则童年时代生活与自然的小事。
一则是有关麻雀的小事。
现在的小孩，钱见的多，动物见的少，捡只麻雀就能当宠物养。我们这代人，别说麻雀，如今被列为保护动物或需要人工繁殖的多数“好东西”那时都随处可见。上世纪七十年代，麻雀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与人抢粮的程度。在农村稻田里，随你走到哪丘田，都可以看到随风摇手的“稻草人”，它是用稻草做的，有“手”有“脚”，如“手”上再放一条白色的尼龙纸，风一吹，就好象一个人在拿着棍子赶鸟。用它来赶啥呢?告诉你，是用来赶麻雀的。那时节粮食不够丰富，麻雀又太多，如果不赶，整片整片的稻谷就被麻雀给吃了，扎个“稻草人”，效果还真的不错。
对小朋友而言，闲时最快乐的事是收麻雀蛋。现在的农村，大部分是红砖房或者砖混结构的房子，过去，中国的农村多半是土坯房，甚至还有几间草房，家家的墙上都有一些透气的小洞，麻雀特别喜欢在墙洞里和茅屋顶上建窝窝。一到周末没事的时候，小朋友们就集中拿弹弓外出打麻雀，打不到麻雀的时候，就找麻雀窝捡麻雀蛋，有时爬到茅屋顶上捣坏它们的“家”。当然，偶尔也会被吓得要死，手伸进麻雀窝没捞到蛋，却摸到一堆刚孵出不久的小麻雀，一根毛都看不到，红红的，肉肉的，有些胆大的家伙就把小幼崽扔到地上，小麻雀十分的可怜，过不久就死掉了。
二则是讲讲关于萤火虫的小事。
到了夏天，当晚稻播种完毕以后，这些到晚上一闪一闪的小家伙就出来了，有的粘在禾苗上，有的躲在草丛中，有的则携着绿光在空中到处飞行。吃完晚饭，大人们多数会搬张竹床到外面乘凉扯些鬼故事，小孩子们不是做游戏就是到田野里捉萤火虫，拿个透明的玻璃瓶子，把抓到的萤火虫放进去，再把瓶盖钻几个小孔透气，晚上放在房里，就如一盏暗淡的绿光灯。可惜的是，萤火虫不耐养，过两三天便全作古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两则故事呢?事因源于曾经看到两条微博，一条微博说中国今天的麻雀罕见是因为“除四害”的结果，另一条是说某地花四万元购得一万只萤火虫回去养，结果不到几天都死光光。这两则消息表面看只是有关环境恶化的信息，其意则是谈今日恶果的历史罪责，是想究究毛泽东的责任。因而，这两则新闻就不得不引起有关历史和政治的争论。
在中国有些人的眼里，历史是一个垃圾桶，而不是一个沉淀池。一切罪责都可以往历史堆里扔，极少有人愿意用历史来沉淀自己，更不敢坦承现实的过错。21世纪的中国，麻雀鲜见关前领袖何事?“除四害”是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行动，先是把麻雀列入到“四害”当中，后来发现麻雀虽然吃谷但也吃虫，于是就用蟑螂代替了麻雀，麻雀便不再被规模性扫除，在我记事的年代，麻雀成堆是没人敢否认的事实。把今天的环境恶化归咎于历史是一种“绝对懦夫”的表现，是现代中国人的耻辱。麻雀和萤火虫的濒临灭绝到底遭遇了何种凶手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然而因为某种政治取向的原因只能把责任推向历史，于是，历史便成了垃圾桶，谁想把废物扔进去都可以。
一个聪明的国家和民族，历史不是垃圾桶，而是沉淀池，经历一定的时间后，就可以让所有人看得清水底下沉淀了什么，水上面还漂浮着什么，然后，根据利害关系确定好取舍及净化方式，最后便可以给后人留一池清洁无害的纯净水。一个懦弱失智的民族和国家，历史便成了他们卸责的垃圾桶，把所有的现实问题扔到毛领袖头上既得不到验证，更不可能指引未来，就如同不肖子孙把自己的穷困潦倒迁怒于祖宗的家底不厚一般。
在咱们大中华帝国，还有一名句是很经典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明兴衰。这句名言，前前后后至少传承了一千多年，至今仍可以在书中常见。然而，纸上真理落到现实中未必有人遵从，在我看来，历史已经是一堵仇恨的墙，而不是一面镜子。
人类研究历史研究得再清晰，哪怕已如同人照镜子，也不过是为了给今人一个提醒。遗憾的是，本该起镜子作用的历史之于中国却成了越不过的一堵墙。一群暴徒站在墙边高喊：“你他妈给我听好了，不给我下跪认输，不给我自残自辱，就别想往前一步，欠我的，一个子儿也不能少，你们的十八辈祖宗我都要清算，谁敢越过这堵墙，老子就掳了你们，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民主”掌权日，就是俺提刀杀人时。”
拥挤在历史墙壁面前的左右两帮互不相让，国家和民族不过是字典中的名词解释，与活着的人未必有多大关系，历史的镜子再清晰，照出来的不过是一群人的丑陋和无知，谁也别想从中找到一丝反省前行的美感。5000年的国度，若想再往前踏一小步，不是要砸镜子，就是得砸墙。
在中国，历史还是一个包袱，绝不是一种动力。再伟大的过去都不能形成激励，再悲惨的过去都无法唤醒尊严。两千多年来，中国可以说是一直生活在对孔子的争论和取舍之中，儒学也跟随着时兴时衰，统治者的偏好和制度的选择都是决定性因素。
今天的中国，由于国民整体信仰的缺失，亦引发了诸多传统文化取舍的争论，这当中也有儒学兴废的问题。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第二次价值重构的启蒙，自然也离不开儒学之于中国社会价值的正负作用，我所主张的文化是中华文化，而不单是儒家文化一门功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决非儒学独尊。“文革”砸了孔家店是事实，但是不是就能把今天的国民信仰缺失归咎于这一出不很精彩的折子戏呢?我看未必。“文革”运动呈现了部分丑恶，但今天的中国却集合了古今中外可以考证的全部丑恶。
“文革”砸掉孔家店决非为了完成个人的理想，更不是为了砸碎道德信仰的基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提出“打倒孔家店”已经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洋务运动以后，就开始有启蒙思想家开始提出废孔的口号，“冲破罗网”的运动开始以后，批孔声势就更加浩荡如注。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对孔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更加无情地批判，第一个点名批孔子的是易白沙，他指出孔子学说易演成专制工具;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其后也举起了反孔大旗，揭露袁世凯“尊孔读经”的阴谋，紧接着，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吴虞将批孔推向了高潮。如果中国人认可了近代维新者不断坚持的维新运动，就不应当单方面指责毛氏的倒孔之作。
“砸四旧”决非某个人心血来潮，只是在重复着近代历史精英的非理性道路。今天中国部分人的复古要求到底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还是试图塑造新的贵族文化尚难料定，儒家文化留也是包袱，扔也成了包袱。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天的中国，对待他亦如对待几千年的孔子一样，去留都成了一些人的包袱。
若中华民族还留有一点残智，无论对待何种历史及历史人物，决无须有包袱的重压感，而应当把他们的优秀成分抽取出来，作为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源动力。在取舍的过程中，还不妨结合剧变时代的多元思想整合及道德标准的异化，整合世界开放文化的融合及“中体西用”的新解，如果再能配合法律与道德的社会功能再进化，所有的历史遗留都可以找到动力，绝不是民族背上的大石头。
有人问我：你相信中国的文明史是5000年吗?我答曰：5000年这个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存在不是空造，是中华文明不间断历史的再继续，“整体感”比“数字感”更有意义。不过，也并非所有人认识历史时专注于“整体感”，在今天不少国人的眼中，历史是一摊碎屑，而不是一个整体。
考古学家们成年累月地奔走于田间地头，看似在找寻历史碎屑，其实是在努力把历史串联得更加紧密，他们比谁都更强调完整性，对碎屑的执着是基于对整体的热爱。
极端的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其终生的偏执点放在对碎屑中所包含瑕疵的考证与谴责。例如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和思考，部分人不是为了探寻“战争”之于中国整体战略的进退得失，而是着力找到更多可以谴责中国参与战争的决策者。他们行走于国内外的史料馆，对正面的史料视若不见，一旦找到未曾公开过的负面材料，则兴奋得象打了鸡血，感叹终于可以嚣张地谴责那令人讨厌的决策者。
找历史碎屑决不是个别人的怪僻，若然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倘能从李鸿章、汪精卫、蒋介石身上找些个“亮点”，便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其出书、为其正名，若能在哪个故纸堆中掏出一片记载毛泽东的负面手记，某些人便长吁一口怨气并欣喜终于可以把他扔进垃圾堆了。
在中国，历史越来越象是一块魔术板，想变啥样变啥样，历史甚至是可以“发明”的，钱多了，历史也变多了，权贵想写出什么历史就让知识分子写什么历史，权贵需要什么历史就让知识分子造出什么历史，科技的发展让历史也可以做出精致的“PS卷”，更普遍的还有“百度卷”、“口述卷”、“调查报告卷”、“回忆录卷”等，立场倾向于哪里，历史就可以写到哪里。对后世而言，“历史”作为一种“记录”是否还有必要?我表示质疑。“历史记录”若取决于科技水准，必将被科技玩弄，未来的科技只会变得更为发达，历史对于未来而言，不就是玩具吗?
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不是经济泡沫化，而是信仰泡沫化。“不信”成为全民最大的信仰，“否定异己”成为个别人最执着的信仰。用金钱给信仰标定价值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信仰被标出的价值越高，其泡沫化的程序越高，一旦破烈，对其载体毁灭的作用力也越大。
时间是历史的动力，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得成为历史，你唯一能改变的是历史点滴，改变不了历史轨迹，你的行为，都在轨迹之中，不管对错美丑，后人都能辨别。
老实讲，中国人没有从历史中找到乐趣，历史的文化价值被无限缩小，政治价值被无限放大。过度幻想让许多人钻进“历史真相”的死胡同中，实际上永远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全部真相，零星的碎片式真相其实根本就无法诠释历史的真实，历史是一个过程，不是碎片。扭曲的历史怪癖反映的是时代的沉重感。
在任何历史朝代，敢于得罪知识分子的统治者至少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有知识但无气量胸襟，历史总是能被他们任境蹂躏，一旦有权贵护驾的机会，他们会把得罪他们的人丑化成恶魔。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重属性是乐于巴结权贵，缺少独立性，现实中又是没有勇气的懦夫，最大的能耐是报复历史。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历史的罪责感置于生活当中，越是在欧美，历史的虚伪感更加夸张，个别历史学家的所谓“求真”不过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责任的假卫道士，如果欧美真的有历史耻辱感，它们早就应当为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道歉赔偿，然而，它们拒绝这样做。特别不可理解的是，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和普通国民却陷入到西方的所谓“求索真相”的谎言当中。
真实的状况是，到了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历史还是强调文学艺术性和宗教的认可，并不比中国历史更加真实，英国近代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可雷曾说：“事实不过是历史的渣滓，历史是无形的东西，历史是乱七八糟资料的横陈，历史的任务不完全是提供教训，更要讲究赏心悦目。”另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更是说：“历史是一个框架，史料证据不过是无边的污水沟。”中国人，无须沉浸于欧洲的“真实历史”瀚卷之中，赏心可以，崇拜不必。
21世纪的中国，仍然没有人愿意勇担责任，推给历史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照搬历史是误读历史的普遍性错误，历史不是在教育后人，是在麻醉后人。不管历史是什么，终究只有一个，任凭后人如何玩弄、蹂躏和利用它，也不过是旧东西，思想一旦腐朽，再好的镜子也照不出新东西来，刨光祖先坟墓找未来，最终必然是合葬。
历史是由所有人铸就的，但只能由少数人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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