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简单说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带来了全世界高度的城市化。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是高达80%左右。
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的保障。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低，都有一个极大比例的进城人口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无能力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表现出来的就是触目惊心的城市贫民窟。
欧美日与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效果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整齐鲜明的对比，根本的方面不是制度安排，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欧美日是老牌的发达国家，国家能为进城人口提供大量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少数进城失败者，国家也有能力进行救济。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城人口无法获得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于是出现了大片的贫民窟。
这样一种只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而与制度和政策选择无关的城市化效果，几乎是一条铁律。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有得一比，即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
与一般国家城市化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比如当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安排保证了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选择返乡。
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了返乡的权利。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可以选择返乡。相对于贫民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家乡不仅足以解决温饱，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或者说，相对于贫民窟生活，返乡是不错的选择。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有人习惯于将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应比较的对象是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人口规模与中国接近的印度。在城市化方面，中国要比印度成功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原因恰是争议很大的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并非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负担与累赘，而是制度红利。正是这些制度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稳定器，为利益调整提供了弹性空间，为国家政策提供了优选可能。
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必须充分关照国情，充分利用制度红利。中国应当同时驱动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科技的三个轮子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也即本书所说“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此文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自序，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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