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师节去曲阜，再次参观游览了孔府、孔庙。本文要说些负面意见。
参观孔府孔庙时，由一位孔氏家族的后人担任导游、讲解，他对于孔府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能如数家珍，比我强多了。我特意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明清时期，孔府的女眷是否缠足?二、清朝时期，孔府的男性是否剃发易服?答案都是肯定的。我在孔府里与几位当地人聊天时说，我认为孔府女眷也缠足是一个很不好的举动，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坏榜样。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我也没有对此问题多展开述说。
缠足被看成是中国儒家传统社会一个很不人性的做法，中国传统社会遭受各种批评，女性缠足也经常成为主要的靶子。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女性很长时间里是不缠足的，孔子、孟子、朱子、程子等所有儒家思想的标志性人物都没有说过要求女性缠足的话，中国古代各朝政府也没有要求女性缠足的法律规定。那么，女性缠足为何会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一种广泛的流行?
缠足，俗称裹小脚。关于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没必要展开讨论。大致来说，缠足在北宋还只是社会上层少数人的时髦流行，其缠足的方式与后世也不同。南宋时期，汉族妇女的缠足开始增多，其中原因之一是，金人南侵，大肆屠杀掳掠，当时传说金人对汉族女性缠足很好奇，因此，不杀缠足的汉族女性，由此造成很多女性纷纷缠足。在我看来，缠足在北宋时期的出现，只是一种时髦和流行，类似今天女性按照西方习惯穿很不舒服的高跟鞋，只是一种时髦流行的审美观。现代社会的整容也属此列。考古发现的宋朝缠足鞋显示宋朝女性缠足只是把脚裹得纤直而不弓弯，因此，宋代女性即便缠足，缠裹出来的小脚比后世的小脚要大。到了元朝，由于元朝统治者将汉人视为低等和其它一些原因，一些汉文化的保守者，为了突出自身文化与蒙古统治者的不同，便将缠足作为区分彼此和自我文化认定的外在标志，甚至作为保护女性的一种手段。以不缠足为耻的观念在元代末年开始出现，但那时候汉族女性不缠足的依然很多，尤其是在离蒙古人居住区较远的南方地区。
明朝时期，缠足之风开始兴盛，变态的“三寸金莲”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程颐、程颢兄弟是北宋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也被视为“宋明理学”的开创性人物。有人说缠足之风就是“宋明理学”造成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宋明理学”被人经常指责的一句话是“存天理、灭人欲”，这里不辨析此话的含义，只想指出，后来有人将缠足视为增强性功能的手段，并将小脚视为“第三性器官”，恰恰是违背“存天理、灭人欲”这一主张的。而且，程颐、程颢兄弟后代中的女性至少到明朝也没有缠足，可见，缠足绝非是儒家思想的要求，更非儒家的强制要求。
宋元明清的政府从来没有规定过一定要女性缠足，清朝初期甚至下令禁止缠足。当清初“女性禁止缠足”与“男性必须剃发”的法令共同颁布时，男性乖乖剃发，女性依然缠足，被某些人说成是“男降女不降”，实在是一种丑陋的阿Q心态，是某些无能的文化极端保守主义者可笑、可耻的自我安慰，他们助长、推动、美化了缠足。女性缠足在中国近千年的历史，根本原因只是一种社会上的流行文化，是流行审美观和文化极端庸俗保守主义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儒家一贯主张中庸，任何极端都不是儒家精神。孔府的女性也缠足，在我看来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是对真正儒家精神的背叛，是向庸俗文化的投降，孔府的这一举动给中国社会做出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与示范。
儒家理论中有一个观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段话源自《孝经》。《孝经》传说是孔子所作，这个说法并不能确定，但至少《孝经》确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孝道也是儒家必守的原则之一。女性缠足明显是对身体的毁伤，孔府及孔子后人对此种行为不加批评、谴责倒也罢了，居然跟风流行，显然违背了《孝经》，违背孝道的要求，将自己放在不孝的境地。再说，不缠足并没有像后来“不剃发”那样有生命危险，清政府甚至还下令禁止缠足，但孔府依然违背儒家理念，屈服于庸俗的流行文化，孔府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如果孔府女眷坚持不缠足，坚持不将缠足女性娶进家门，结果会怎样?我想，这一坚持孝道的行为一定会在社会上引发积极反响，抑制越演愈烈的缠足之风。但是，孔府没有这么做。其对儒家经典的坚守不如程氏兄弟的后人，甚至不如同时代社会上很多不缠足的劳动女性。这不能不说是孔府在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污点。孔府为何会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污点?
孔氏后人自北宋起获“衍圣公”的世袭封号，成为中国社会少有的世袭贵族。南宋时期，战乱导致南孔、北孔之分，再往后又出现了真孔、伪孔之争，最多时，宋蒙金三国并存，孔氏后人分别依附于三国，共有三位“衍圣公”同时存在。这一现象从正面说可以认为是宋蒙金都尊崇孔子，从负面说，就是孔氏后人的投机。即便说孔子反对战争，也绝不会是对战争各方都一碗水端平。三个衍圣公并存标志着孔氏后人在荣华富贵面前的争权夺势，真正的儒家精神在孔府已经丧失。明朝时期，为了方便在京城参加朝廷举办的祭孔活动，孔家在京城也有自己的住处和房产。清人入关后，孔府担心自己的世袭封号能否延续，担心自己的贵族地位能否维持，在北京的房产、住所又遭到清兵的骚扰和劫掠，经向清朝顺治皇帝求情后才得以保全，世袭封号维持原状，清朝政府规定不得骚扰孔府在北京的房产和住所。孔府似乎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胜利，我却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感恩戴德的卑微。与此同时，清朝规定全国男子都要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成为这一法令的简化说法。远离京城的曲阜，面对这一法令，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由袭领贵族封号的“衍圣公”孔胤植带头，全府上下所有男性，主动剃发。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王夫之，又称王船山，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也是那一时期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面对清兵入关以后的残暴，王夫之领导民众用武力进行反抗。反抗失败后，王夫之誓不剃发，也不在清朝为官，回原籍隐居，潜心研究。晚年王夫之生活极端贫困，但只接受朋友周济，拒不接受清政府官员的恩惠，连见面都拒绝。为此，王夫之写有一副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相比之下，孔府在明清交替之际的节操实在是惨不忍睹。
当然，有人为孔府辩护说，孔府主动剃发的举动是向民众的示范，孔府此举后，曲阜的民众都顺应而动，剃了发，因此，曲阜的民众没有因为不剃发而遭到清兵的杀戮。广而言之，孔府主动剃发的举动对全国民众都是号召和示范，从普遍意义上说，减少了民众不必要的死亡。这种辩护其实很无力。首先，如果说孔府剃发是遵守清朝法令，那么，为何不遵守禁止缠足的法令?其次，“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完全是一个野蛮的暴政，孔府带头向暴政屈服，其实是贪生怕死。虽然说孔府带头剃发的确有使民众免遭杀戮的效果，但是，在我看来，孔府当时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与清政府据理力争，哪怕争不过，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剃发，也比毫无抵抗、主动剃发要强很多。第三，既然孔府可以为自己的房产向顺治皇帝求情，为何不能为黎民大众不剃发向清朝皇帝求情?显然，当时的孔府是把自己的特殊利益看得比大众利益更高，他们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放弃了坚守“仁义”传统的使命。第四，佛教地藏王菩萨为度众生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发愿，清初孔府的“衍圣公”如果也有这种菩萨心肠，以命相搏，换来清政府的剃发令如禁止缠足令一样不了了之，那还是个真英雄、大功德。但他面对暴政，没有这样做，而是屈服于非仁义的暴政。第五，王夫之坚持不剃发，清政府也无可奈何，并没有杀害他。如果孔府反抗剃发令，也未必会有性命之忧。
孔府在清朝初期毫无抵抗地接受剃发令，在我看来完全是因为要保住“衍圣公”的世袭头衔，从而保住荣华富贵。孔府的这种行为并非只在清朝出现，明朝时期的严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但孔府却与严嵩联姻，衍圣公娶了严嵩的孙女，即严世藩的女儿。传说严嵩出事后，曾到孔府，想找孙女婿衍圣公向皇帝说情，结果严嵩在孔府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衍圣公并没有见他。当然这只是传说。严嵩父子敛财无数，被查抄时，家里搜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其它非现金财富数倍于此。孔府的光环是否也成为他们敛财的手段?严嵩父子所敛之财，是否有一部分流入了孔府?即便传说中孔府让严嵩坐了冷板凳是真的，它未必不是孔府得知严嵩出事，故意要与其切割。幸亏严嵩的孙女作为原配嫁给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无子，否则，孔氏嫡长子也就是奸臣严嵩的后代，那将是孔府多大的难堪?
主动接受剃发的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不是孔尚贤的儿子，孔尚贤的儿子早亡，孔胤植只是孔尚贤的侄子，但他贪图荣华富贵的做法，与其伯父孔尚贤如出一辙、一般无二。孔胤植主动接受剃发的背后是清政府用武力和死亡威胁强令剃发的暴政。孔子曾经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清政府强令剃发的暴政，恰恰就是“无道”。面对“无道”，孔胤植不敢抵抗，哪怕躲到深山老林，也算是遵从了祖宗的教诲。而他毫无抵抗地屈服于暴政，是彻底违背祖宗意愿的不孝。面对荣华富贵，孔子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无道的暴政面前，孔胤植为了保住荣华富贵而主动屈服于暴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可耻的，甚至不配做孔子的后人。至今，孔府还陈列着“世袭衍圣公”的巡牌和铜牌，在我看来，就是这一耻辱的象征，它们以及包括孔胤植在内的某些孔子后人，辱没了祖宗，辱没了孔子，辱没了儒学。当然，孔府也得到了回报。历史上，孔子后代袭封文宣公，后改为衍圣公，但品秩都不高，除兼任其他散官，衍圣公即便有实权也不大。但在清朝，衍圣公官至一品，朝堂之上，位列百官文臣之首;孔府甚至按朝廷“六部”的规制设立“六厅”，孔府从此有了私家武装，还有了司法权，并拥有无数良田，俨然已成类似梵蒂冈的国中之国。
在孔府参观的时候，导游还介绍说，现在每年孔庙的祭祀很频繁，花费很大，有一个庞大的后勤机构提供支撑。我没有问资金的来源，不知道是政府资助，还是孔府孔庙的商业化运作。但听到这些介绍时，我想起孔子的话，“温良恭俭让”是孔子提倡的精神，其中的“俭”就是要节约。孔子还说要“节用而爱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孔子还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对照孔子的话，孔府孔庙以及孔子后人应该认真地扪心自问：你们做到了吗?你们配得上孔子后人的称号吗?直到今天，孔府还时时处处向人展示他们堪比帝王的待遇，如果孔子在世，他愿意接受吗?当年孔子面对季氏僭越礼制时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后人们是否该想想，孔子的话是否也针对你们这些不肖子孙?
孔子是伟大的，但孔子的后人未必伟大。“衍圣公”之类的世袭封号，显不出你们的伟大，反而显示出某些孔子后人的市侩与猥琐。二千多年间，孔子后人的种种不肖不用一一罗列。西历1929年，蔡元培等人提出撤销衍圣公封号，西历1935年，民国政府正式批准，终止了延续八百多年的“衍圣公”世袭封号，在我看来是正确的，这一决定终止了某些孔子后人因贪图荣华富贵而损害孔子形象的行为。就在此后一年，西历1936年12月，已改为“奉祀官”的末代衍圣公，17岁的孔德成结婚，结婚的日子恰逢西安事变，孔德成居然还接受了日本驻华大使、日本陆军武官等政要送来的贺礼，而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五年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也已经成立了四年。孔府结婚接受日本官方贺礼，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伪满洲国将“孔教”视为国教而心中暗喜。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批孔的确过头了，但是，孔府里面某些孔子后人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他们为了换得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奴颜婢膝，这样的孔子后人的确该批。真正的孔子并不在孔府孔庙，真正的孔子精神、儒家思想也不在那里。孔府孔庙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儒学。
原载：刘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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