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普世价值”理清楚
当一个概念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其原本的含义就会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争论中占优势一方对该概念的界定会替代本义，进而为争论设置一个模棱两可的前提。这时，我们应该做的是廓清笼罩在概念上的迷雾，首先让词回归它的本意，使争论回到它所应该在的起点，然后从概念中吸取它能够丰富我们思考的力量。
“普世价值”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般而言，宣扬普世价值是坚定的西化派。一些坚持中国主体性的人士出于政治的和历史的考量，坚决反对他们的全盘西化论，于是在普世价值的议题上就要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常见的反驳逻辑是这样的：世界是丰富多样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约束条件，所谓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产物，在其他地方未必适用(比如西方出口民主导致失败的大量事实)，所以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但是，这样的反驳实际上落入了对手设置的陷阱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程式化的认识，即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普选、多元化等等价值观念的总称(对普世价值论调持批判立场的人士一般也接受这个前提)，这样一来，批判普世价值论仿佛与拒斥这些价值观同义了。
不难看到问题出在哪里——西化派主导了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我们需要回到原点，即概念的原初含义上寻找答案。
先说普世主义。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都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准则。普世主义的内涵依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也可以说，世界上有很多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有确切涵义的理论体系，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包纳性的范畴，一切自认为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理念都可以纳入普世主义这个类别下;换个角度说，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普世主义的一种，虽然这两个主义处于对立的两极。
将一些价值观称为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并企图推而广之，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姿态。而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一样，也只是一个“筐”，或者说只是一个“标签”而已。世界上有无数种的价值观，只有一些被装进了这个“筐”里，或者说只有一些被贴上了这一标签。
那么，哪些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哪些不是呢?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普世价值的两重含义。一是如“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即能被所有的人都接受和共享的价值观。世界上有这种普世价值吗?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家曾特地寻找过，结果发现，无论是文明社会还是部落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共享的恐怕只有“乱伦禁忌”这一条。二是主观的含义，即人们主观上认为应该被普世接纳的价值观念。在这层意义上，何谓普世价值就人言言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显然，对于那些高调主张普世价值的人来说，他们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是后一种的，即主观地认为某些价值观应该是普世适用的。普世价值论是一种能动的姿态，当有些人声称普世价值存在时，言下之意是要扩展这些价值的领地，用它们来改造世界。
但这种倾向并非他们的专利。在前三十年里，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表述，这同样是普世主义的立场，同样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普世价值来对待，只不过中国没有发明“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这类标签罢了。
可见，将价值观区分为“普世的”和“非普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是基于鲜明的政治立场的选择。事实上，关于普世价值的界定，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
于是，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的议题进行辩论，不应陷入到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总体性判断中，而应先明确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将普世价值的说法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挂钩是西化派单方面主张的，他们对普世价值的界定是不能不加质疑就作为前提接受的。辩论的首要问题要回到“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上，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外延需要重新讨论;其次，西化派对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定义是经过剪裁的，事实上指的是特定的制度设计，于是还要讨论“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自由”等问题;再次，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问题的辩论，不能等同于对普世主义立场的拒斥，也不等同于“否定普世价值”。
普世主义立场事关道路自信
站在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各种价值都各有其合理性，各种价值内在是平等的。在这样的视野里，普世主义是不成立的。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有高低上下之分别，比如民主高于专制，自由高于奴役。一旦价值可以分出高下，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高等的价值理应压倒低等的价值。这个过程便是文明的演进。
在承认价值等级论的前提下，加上对自身掌握了高等价值的确信，就会形成普世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会导致用高等的价值改造仍然被低等价值统治的人群的冲动，哪怕使用强制性的手段，也被认为是正义的。
价值有高下之分吗?应该根据高等价值消灭低等价值吗?但凡敢于正视现实和历史的人，都会给出肯定性的回答。比如印度教在传统中有一个称为sati的习俗，即男子死后，遗孀要跳进火化遗体的火堆里殉葬。这无疑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是落后的、野蛮的价值。在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制性地废除了这一陋习。关于这一具体的举措，恐怕最激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人士也不能不表示支持。
西方价值观念有优越性吗?回答也是肯定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性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借助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摧毁旧的封建宗法，促进人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等级制的价值体系中，高低上下也有相对的一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处于最高等级的价值会被另一种更高的价值替代。相对于中国旧传统中的糟粕部分以及一些非西方社会中的落后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高等的、进步的，但它们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出超越其局限性的、真正的民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对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批判和对其最终崩溃的必然性的判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同时也重新界定了何谓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更高等的价值，处于价值等级体系的顶峰。而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来说，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神圣的”财产权的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异端邪说，所以美国的总统们在正式讲话中经常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借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本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一些失败的历史而对共产主义总体上进行污名化的策略，在这个论述逻辑中，美国价值观因为成功对抗了这两种实际上相去万里的主张，而获得了合理性。
在对价值理念进行高下区分的问题上，既有一目了然、容易达成共识的一面，也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的部分，这便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命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中国调整发展方向，世界范围内都认为资本主义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历史终结论”被炮制出来。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历史终结论”被终结了，“谁胜谁负”再次成了需要讨论和需要时间检验的问题。
可见，关于价值的高下优劣的争论，既是理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或许可以说，这个争论在当前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最直接关乎两方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自信。美国之所以坚持清晰的普世主义立场，坚持认为美国模式是最优的、普世适用的，甚至不惜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全球推广其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美国价值、美国道路的自信乃至自负。当然，这并非美国霸权主义的全部原因，但必须要承认它是部分原因，至少这种普世主义姿态为其霸权主义行径披上了道德的光环。
对我们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全人类的未来。资本主义必然会将全球的人口和资源都拖入其发展轨道，为资本积累服务，最终摧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带有生死存亡性质的斗争。
如果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确信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能够做到坚持“三个自信”的话，那么就必然要秉持普世主义的立场，成为普世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反对什么样的普世主义
中国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普世主义，儒家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
但儒家不讲求主动扩张，它主张“华夷之辩”，坚持“华不治夷”的原则。这并非因为儒家自认为只是一种不具备普世性的“特色”理论，对其他族群并不适用，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渗透，也就是“化”。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姿态并没有影响中华文明的自然扩展。我们姑且将这种倾向称为“非扩张性的普世主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坚决地站在价值观和道德的高地，坚持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国际交往和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中国也许没有输出革命，却坚定不移地输出革命思想。一方面，中国坚决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声援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争取民权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建设国家的努力。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豪迈地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虽然前三十年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盛，但凭借这种建立在“道路自信”之上的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凭借“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中国在国际上牢固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高等价值战胜低等价值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它附着于一定利益结构，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光靠道德感召力是不能实现历史进步的，没有“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不会自动跑去台湾;没有新政权的建立，民族工商业不可能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在与美国的理论辩论中也难以占到上风。毛泽东一言道破真相，“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相比儒家传统，前三十年的普世主义是更加进取的，但并非扩张性的。中国的国际主义基于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前提，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援助的历史实践也表明，中国的帮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这种倾向我们姑且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
相形之下，西方的普世主义可以称为“霸道的普世主义”。我们不否认西方价值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性，甚至不能否认西方的扩张过程包含了文明传播的因素，但是西方扩张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高级价值，而是掠夺。文明传播只是西方扩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殖民主义的主基调是血腥、屠戮、种族灭绝、榨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普世主义沦为强权的说辞，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暴进行粉饰。
西方对外扩张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其间，“带头大哥”数易其位，掠夺落后地区的方式也几经变幻，西方普世主义也随之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但万变不离其宗，为强权涂脂抹粉的功能毫无改变。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力量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最大的威胁，西方对普世主义说辞的使用也越发纯熟了;但是在现实面前，这种泡沫化的说辞又是极其脆弱的。
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待到在伊拉克境内根本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就开始鼓吹，战争至少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独裁政权下解放了出来。如今，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了，真正的民主秩序并没有降临伊拉克，近来伊拉克更是在极端武装的攻击下陷入了极度混乱的危险境地，而从美国人的口中却再也听不到普世主义的圣歌了。
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首鼠两端的本质更彻底地表现了出来。美国先是策动了反对亚努科维奇的社会运动，并以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为由，反对任何维持秩序的行为;在亚努科维奇下台后，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崛起，美国则又开始坚决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坚决支持新政权进行武力镇压。更不要谈西方在科索沃公投和克里米亚公投中自相矛盾的逻辑了。
西方“霸道的普世主义”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自己终结了自己。事实上，它在历史上曾无数次自我终结，暴露出其不义的本质，但它总能改头换面获得重生，所依托的不过是西方的实力。
这才是我们要反对的普世主义——假托正义之名而行霸道之实的普世主义。中国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西化派们，不过是这种普世主义的走狗。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一切的普世主义，也不应影响我们自己采取真正的普世主义的立场。
发展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
在和平时代，国际竞争更多地表现为话语体系的竞争，或者说“软实力”的竞争，而“软实力”体现在价值观上，体现在道义感召力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话语竞争中长时间处于劣势，被西方以各种方式横加指责，却只能不断认错。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特色”经常被用来为改革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这就导致讲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底气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资本主义遭遇历史性的危机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理直气壮地根据新的实践和历史资源发展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打出社会主义的大旗。仅从经济发展的成绩上讲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重点阐明的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性;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等等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学习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最高，但美国在宣传自己时极少提及这一点，而是将其归纳为价值话语：美国生活方式不容挑战。
中国要建立一套新式的普世主义话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仅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要有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信心。普世主义立场事关对自身道路选择的自信度。中国是大国，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在世界上有维护和平、伸张正义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天命”，这需要中国提出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看法，而这必然是普世主义的。
其次，讨论“普世价值”时，不应盲目接受“西化派”对普世价值范畴的界定，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争夺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把讨论议程设置为重新讨论什么才是高等的、应该普世适用的价值。为什么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自私自利是普世价值，而道德上更高尚的雷锋精神却不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却不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却不是?自由、民主的本真含义是什么?
再次，应当把中国具有特殊性的成功实践转化为普世主义的话语进行表达。社会主义是高等的价值，但社会主义没有整齐划一的实现模式，正如民主不等同于金钱操控下的投票一样。社会主义要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实事求是是普世化的语言，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实事求是”替代不具普世性的“中国特色”呢?
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是树立“道路自信”的需要，“道路自信”要求普世主义话语，普世主义话语也有助于确立“道路自信”。这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中国必须摆脱过去三十年中面对西方一味被动的局面。这也是世界大势的需要，对抗霸权主义，必然要能够对抗霸权的普世主义话语，只有普世主义话语才能抗衡普世主义话语。
能否确立起“道路自信”，归根结底取决于道路是否具备正义性。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心，伸张社会主义的普世性，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去除恶性资本主义的因素，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还要在国际上团结和支持弱小国家，共同对抗西方霸权。这是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获得道义感召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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