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潮，是香港问题的一种反应。
香港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经济问题。香港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香港经济管理主权问题。笔者曾经写过两篇文章：《香港的超级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前一篇谈的是财政主权;后一篇谈的是金融主权。超级地租严重侵蚀了香港居民的利益，笔者测算香港居民广义税负超过了其总收入的60%。笔者建立了一个公式，当居民广义税负达到其收入70%，这个地方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社会动荡。香港居民广义税负已经接近动荡的边缘了。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极端的货币制度，非政府发行港币纸币上印有四个字：凭票即付。那意味着，港币本质上是美元兑换券。也就意味着，香港政府丧失了自主管理通货膨胀的能力。美元兑换券强化了超级地租模式，使得香港的超级地租达到了惊人水平。超级地租太高了，灭绝了制造业等低附加值产业。同时，超级地租是一种残酷的社会分配模式，地租使得任何劳动都变的无足轻重，年轻人很难通过劳动改变命运，他们整体上没有了出路。当然，超级地租也制造了超级富豪，他们以类税性剥削侵占了大部分社会财富，也包括三十二年来香港打工者的血汗。香港经济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那么，超级地租是谁造成的呢?是特首造成的吗?换了特首就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是!地租问题是财政问题，是一个立法问题，特首没有立法权，完全不着边际。那么，是富豪们造成的吗?不完全是!他们虽是受益者，他们却没有直接立法权，解决了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香港问题源于港英时期的立法安排，特别是源于一九八三年后的一系列法律安排。当然，中国政府也有一定责任。在一九九七年回归之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彻底地落实一国两制。一国，就是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就必须行使立法权(例如坚决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就必须行使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例如抑制超级地租和恢复主权货币)。遗憾的是，我们用“五十年不变”耽搁了一国之落实，维护了并不合理的港英旧制。同时，因为一国之主权未回归，无法赋予港人之治港的权力，“高度自治”其实并不等于港人治港。香港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远非特首无能，或外部因素使然。我们要尊重历史，我们应辨析历史，我们必须超越历史。
说到这里，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已经明晰了。一句话：落实一国两制。中央政府应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刻检讨，认真行使一国之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在完全落实一国之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之后，将治权完整地交付香港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使香港成为一个真正可以落实高度自治的模范地区。中央政府的工作，集中于对《基本法》的立法和释法。《基本法》作为一个框架，也确实需要系统地建设和修饰。我们不能允许《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停滞的局面长期存在。结论是，延长了十七年的过渡期应该结束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检讨一国两制的实施状况，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一国两制，造福于香港普罗大众，如此明天才会更美好。笔者建议，依据《基本法》第七条和第一百零八条，全面检讨超级地租问题并迅速作出制度性改变。笔者建议，依据《基本法》第一百一十条，对第一百一十一条进行检讨和变革，香港应该拥有具有中国主权特征之本土货币(次级主权货币)。香港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街上，在立法中。
是否存在敌对势力对香港的捣乱破坏呢?当然存在，一向存在，仍将存在。我们必须高度警觉敌对势力在香港搞苏格兰模式。然而，这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落实了一国两制，才能更好地管理敌对势力。换句话说，敌对势力猖獗，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到位。回到本文的主题，政治现象不过是经济问题的表达而已。香港学潮，是香港经济问题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肯定地说，你可以遏制学潮，你也可以推迟学潮。但是，不解决经济问题，未来将不仅仅是学潮问题了。
最后，想说一点题外的话。我接触了一些香港学生，他们是爱香港和爱国家的，他们是讲道理和想和谐的，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基本判断和具体建议。我反复说，中央政府最乐见香港民主，现在需要我们一起在立法中去充分地实现。我相信，只要诚意沟通，只要耐心引导，孩子们会成为推动香港改革开放的建设性力量。学潮不算什么，坏事可以变好事，我们完全可以就此开启香港伟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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