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不大懂事的阶段，毫无疑问是深信不疑的，大学快毕业时，我仍然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高热情，并且在即将走入社会前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即便在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对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产生过怀疑，但终究没有抛弃这一根本性信仰。
随着世界自“冷战”到“热战”的成功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以一种看似衰落的假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实体，时至今日，名义尚存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超过五个，一旦具有指标作用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这个名单中消失，加之越南的资本主义之路处于不可逆转趋势，社会主义也便阶段性消亡了，朝鲜、古巴即便继续挂牌营业，也可以从世界范畴中被轻松忽略不计。
实质上，有关主义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指标国家”向资本主义角色转换完成，世界就可以暂时性敲响“社会主义”这一“存在”消逝的钟声。有鉴于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分析推定指标大国是否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要得出一个初象性结论其实也并不难，不妨从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制度信仰的群体性重心偏移。任何一个国家实体，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有一个非常起决定性作用的信仰指标——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口比例。在信仰者群体中，又可以细分为政权机关人员、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
考察东方大国，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在普通信众中的比例正在不断地下滑，越是年轻的群体，信众的比例越低，年轻人对资本的迷信远远超过几乎所有可以值得传颂的信仰，甚至可以认为正陷入集体性“资本膜拜”，一部分人已经沦为“资本奴才”。年轻人的认识状态决定了制度信仰的前途，因为他们将是未来的基础力量和决定性力量，很难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几乎没有信众的实体中存在下去，资本能决定一切，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个摆设。
共产党员这个群体是不是形势更为乐观呢?如果8000多万的群体整体上仍信仰社会主义，并且又都是成年人，那他们至少可以影响到三到五亿人信仰社会主义。遗憾的是，这个群体也是分化严重的，我们不妨从共产党员构成中去找些迹象。
从年龄来看，35岁以下的党员有2000多万，这部分党员都是近十多年发展的年轻党员，他们是在强大的市场环境中进入到党组织中来的，说目的也好，讲动机也罢，很显然存在相当高比例的机会主义者，“利益需要”比“制度信仰”的成分恐怕要高很多，也就是说，相当大一部分人可能只是“表格党员”，填完表以后，其它任何时候心中都不会有党的位置。
从职业构成来看，工农牧渔等占了大约3000多万党员，党政机企事业关约2700万，离退休约1500万，这几个部分占了绝大多数，离退休人员即使仍然高比例信仰社会主义，也不能代表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工农牧渔的几千万党员因其职业原因，能够保留社会主义信仰的比例恐怕也相当低，何况这其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下岗党员，他们的生活中极少能体现出制度的光辉。党政企事业人员的信仰比例高不高呢?大家不妨猜想一下，这些人从知识结构上看是相对靠前的，因而资本意识也相对浓重，言行不一的党员具有相对的普遍性。
政权机关人员既包括共产党员，也包括更多的非党员群体。从历史看，他们应该更加信仰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是制度的获利者，从现实看，他们也应该拥护并坚信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仍然在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红利。但是，“应该”不代表“一定”，他们因握有相当程度的权，所以就有相当多的获利机会，也有相当多条件认识到资本一本万利的门道，他们并不害怕资本的侵蚀，甚至自甘情愿接受资本腐蚀，有些人梦想从“社会主义机关”跃变到“资本主义机关”。
质言之，共产党员这个群体在制度信仰方面也并不是铁定可以信赖的部分，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危机的组织性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社会主义的基础必然面临土崩瓦解的风险。其他群体的信仰漠视也是重大的危机隐患，国家的元素不外乎人与疆域，人的元素是决定性的，人不信仰制度，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其二、政治及经济改革的制度包装。从政治的逻辑来讲，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实体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政策必须服从于这个大政治，政策必须服从于国家制度，这里面不应有含糊的中间地带，如果有，那就不是按制度办事。国家制度是由什么规定的呢?当然是由宪法规定，政策偏离根本制度，实质也就是政策违宪。
如果从公有制成份、公有制比重、公有制未来三个方面来考评政策与制度的吻合度，几乎可以全面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风险和虚拟性。
从所有制成份看，非公有制经济体大约超过300万个实体以上，就业人员比例超过80%，公有制就业比例已经不足20%;从经济比重来看，1997年，公有制经济占比超过75%，2005年，公有制经济就只占约36%，到2013年，公有制经济总量大约只有20%多;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来看，公有制经济将会越来越实质性萎缩，无论以何种形式搞混合所有制，最终的结果必然“公退私进”，目标是逐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构成保持一致性。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政治与经济，必然要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资本化了，那么上层建筑会如何界定呢?理论上讲不难，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实体。然而，这并不是每个实体都愿意主动承认的结论，某些实体会对制度进行理论性包装，会用社会主义的颜料画资本主义的图画，会用社会主义理论阐述资本主义现象，实现一种所谓特殊性质的“万象主义”，这种特殊“主义”的筐子里可以任意填充，甚至可以把封建主义的各种内涵也囊括进去，这便成了部分人口中最完善的制度。
然而，任何制度的好与坏最终必然要体现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当中，化妆品不是真脸蛋，装饰物不是身体器官，它们都没有感觉和知觉，唯一有感觉的社会性活体是人，只有人才能评价制度的优劣，即便口头无法自由表述，其思想也是可以有通感的，政治、经济、精神、社会等种种刺激都能强迫人自然地给出一个答案，即下一个制度结论。改革往哪里走，如何走，其实根本无须包装，多数人都在感受着。
其三、世界热战的制度性争夺。有关社会制度的争论议题，东方大国通常用意识形态斗争来表述，西方国家则喜欢用颜色革命来推动，归根结底就是比拼由哪一类人来决定国家实体的命运走向，资本拥有者掌控政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人民主导政权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导造就权贵社会，人民主导形成平等社会，平等不是以物质多寡决定，物质不高度发达，照样可以构建平等社会，物质超级发达，权贵社会也难以满足平等。制度之争本质上是平等权之争，世界各国的制度之争是世界人民平等权之争。
2008年的时候，世界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给了社会主义阵营一个制度热战的大好机会，社会主义迎来了少有的历史性机遇，如果东方大国能够扛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必将掀起新一轮世界社会主义热潮。然而，它没有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屑这样做，他们选择了挽救资本主义，他们迫切地希望借用危机将自己带入资本主义阵营，大范围地运用资本主义理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一切规划都镶嵌着带有资本主义颜色的制度水晶，所谓的政改、经改、混改、法改、宪改、教改、医改、房改、社改、土改、体改、水改、电改、油改、军改有一样不是走市场主义吗?当所有的改革都走市场主义之路时，未来的总道路不就完全铺好了吗?还用得着“外部势力”介入吗?
笔者于2009年就认定世界早已经进入热战时代，这里的“热”不一定是炮火战争的热，它包括一切领域的热烈争夺，这种“热”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冷”，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关系是冷的，而热战则相对隐蔽，一边在战斗，外交关系上却还保持相当的热度，这里的“热”包括人类之间的一切竞争，是一场没有死角的战争，当然会包括制度之战。制度之战甚至是核心之战，制度战的失败者通常能很快融入到胜利者的进程当中，成为胜利者的“受控实体”，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有更多的群体投入到胜利者的怀抱，因而也就实现了所谓的“普世者可以不要国家”。
综上所述，如果东方大国不改变既有的决战思维，社会主义将阶段性成为一个历史符号，世界将在十到二十年内统一为纯粹的资本主义世界，只有等到这个世界的内部矛盾尖锐到新的不可调和状态时，社会主义的新生命才可以再次诞生，用一句自慰乐观一点的话描写，也许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灭亡是为了将来诞生一个更为健壮的社会主义新生命!
最后的设问：社会主义旗手，到底是让社会主义消亡的风险变成现实还是挽救社会主义于悬崖之边?社会主义是进入冬眠还是从此永别?.
原载：孙锡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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