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简称COP27）将于11月6日至18日在埃及举行，可以预见，本次会议的成果将不乐观，反而有可能只落得争论不绝。一方面，世界各地尤其是向来最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的欧盟各国，展望未来能源供应前景黯淡，很可能要被迫启用高碳排放的能源作为替代，因而只能搁置减排目标。另一方面，今年夏天席卷全球的严酷天气、自然灾害，可说是气候变化的严厉警号，危害已是近在眉睫，令人焦急，这就更加会引发相互指责，要求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6月以来我国高温分布
在这个背景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势必面临多方责难和压力，包括不足的道理和无理的偏见。毕竟，碳减排责任的认定和国际分配，所牵涉到的固然有信仰和道德因素，更根本是经济发展权利、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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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排放与中国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自200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而且在全球碳排放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至2019年高达31%，远远超过全球第二的美国的14%比重。也是在2019年，中国之外的全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碳排放所占的比重为33%，全部发达国家的比重则为35%，大致上是加上中国各自占了三分之一。
1970至2021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面对全球碳减排的进展未尽人意，而气候危机已经是日益明显，世界舆论空间上多方将矛头指向中国，要求中国承担碳减排的最大责任，这表面看来有其道理。不过，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充分，相应的要求也不公正。要合理认定碳排放和碳减排责任，还必须一并考虑到多项因素，首先是下面两项。
一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定因素，不止于来自碳排放的每年新增流量，而是来自世界范围的工业革命以来长年累积的存量，显然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量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根据《柳叶刀地球健康》（Lancet Planet Health）杂志发表于2020年的一篇研究论文的估算，在1850-2015年期间，中国的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是12%，远低于美国的26%，更不用说美国加欧盟加日本的53%。
1970-2021最大排放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估计不确定性（色带）（单位：Gt）
二是，碳排放责任的认定，指向消费方应该是比指向生产方合理。中国在全球化年代是规模巨大的工业制品净出口国，上述引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应该是高估了它的碳排放责任，而发达国家则是相反。《柳叶刀地球健康》的同一篇论文以消费方标准估算，在1850-2015年期间，中国的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是11%，远低于美国的28%比重，以及美国加欧盟加日本的58%。
同一地球，同一人类
人类不分种族、不限国界，有权利在共同负责的基础上平等利用全球大气环境，这应该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基准。事实上，早在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简称COP3）所达成的《京都条约》，就将这个原则较为具体地规定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即，考虑到历史和现状，平等原则就进而要求公正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承担起更大的碳减排责任。
中国按行业划分的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
当发达国家的舆论矛头指向中国、要求中国承担碳减排的最大责任时，它们往往是只执着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流量上的）碳排放国家，而不顾历史上的累积排放以及现实上的人均排放对比，这是先无视公正原则再无视平等原则。
这个立场不仅是见之于它们的政治建制，同样见之于多种“自封左派”，例如近年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圈中颇为活跃的美国学者Richard Smith，就在其多番论述（包括其出版于2020年的《中国是驱动环境崩溃的发动机》一书）中轻藐地否定谈论人均碳排放，“因为威胁全球生态环境的是排放总量”。
然而，既然建制派至少不敢公然否定平等原则，“自封左派”更是不敢公然否定公正原则，则谈论人均排放就无法回避。就此而言，中国的表现同样是既有严重性应该重视，同时也有合理性不容无视。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在2019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的170%，作为对比，中国之外的全部发展中国家是76%，美国是328%，全部发达国家是220%。发展中国家可以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碳减排责任，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理由、没有权利。
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上面提及的Richard Smith那种的立场，不仅是背离了公正原则，连平等原则也背离了，这就犹如西方建制那样，实质上已经是种族主义。只不过，既然是“自封左派”，他们自有另一套说辞，以政治经济学为装饰。
他本人的说辞，是所谓“发达国家是正常资本主义，中国是恶质资本主义”，以此预判中国的人均排放势必愈来愈恶化，在未来必将远比发达国家恶劣。论据呢？一是引述各种媒体报道、调查结果、官方文件等等，指向中国现实上各种滥用能源或节能不力的事例，同时将以碳排放为代价的新建基础设施和楼房等等视作浪费为主，然后轻率地得出整体性判断。另一才是整体性论据，关于碳排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中国的比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和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扩大两三倍势必导致它的碳排放也扩大两三倍”、“威胁整个地球生态”。
与Smith志趣相投的一种说辞是一篇对他的书评，很有香港味道，就是解释世界只靠标签再挑选事例作论据，整体性证据和论证全然欠缺。这是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碳排放有任何合理性，断言四十多年来是只有经济增长没有社会发展，增长只是益了权贵、损害人民。这实在是勇猛无畏的说辞，其开出的处方也是精髓如一，照例是要即刻在中国革命然后等待世界社会主义大团圆实现，永远的政治正确神学式历史观。
较为诚恳的是来自另一篇书评的另一种“自封左派”说辞，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说它们同样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系统运作逻辑，都是在竞争压力下被迫要扩张经济从而导致碳排放增加。这种说辞算是守住了平等原则，但是无视于公正原则。——就是说，承认在利用大气环境上全世界人人权利平等，同时却又无视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平等关系，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和分配受制于这种不平等，从而呈现出来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即碳排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普遍地远高于发达国家。
在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圈中，围绕着Smith的论述还有其他多种说辞来自多篇书评，书评之间还有彼此争论等等，其中也不尽是要以“即刻在中国革命然后再实现世界社会主义”来拯救地球生态的，终究是讲道理总比摆偏见好。
美国按行业划分的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
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显然不是上述那些论者所假定的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的情况。同期，美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49%，全部发达国家平均下降46%，中国之外的全部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36%。发达国家在这段期间历经规模空前的去工业化过程，依靠它们在世界上的军事和金融霸权租金加垄断利润来维持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既非霸权也没垄断，惟有推进工业化才能获得发展，要降低碳排放强度殊不容易。纵使如此，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比起发达国家毫不逊色，这是付出了超乎比例的努力并获得成效，正显示出远远超越“正常资本主义”的制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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