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日不息的关于袁隆平的微博大辩论中，网友@姐反转咋的重提下面这条信息，还有我不知何时写的评论(忘却了)。重读一遍决定再次贴出。这是一条永远不会过时失效的信息——因为它说的是真话。至于我的评论，至少到现在还是有效的。
科学的夏天真的降临中国了。业界既然能把科学发现上谁先谁后这个国际“普适”的原则改成“共同执牛耳”，就能把不成功的技术吹成国家级特别奖靶标。如此蝇营狗苟，把层层叠叠的谬误拖延成历史积淀，我们要等到哪年哪月，才再能讲道理、再说真话?
为此，现在就彻底揭开袁隆平的画皮，扯下他满脑袋的电灯泡，是极其有必要的。更何况，他在祖国农业被推上转基因路线的关键时刻，一而再地挺身而出为张启发的那个Bt63转基因米打冲锋，号召“青年人”和他这个老棺材瓤子一起“为科学献身”去吃，那我就必须痛打了。
袁隆平2014年-1再次拿了国家特别奖(包括一大笔奖金)后，“同执牛耳”的石明松才浮现在公众面前。他已经去世26年了。他的家人，当年一起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共同奉献在科学实验中的妻子和儿子，如今却生活在真正的贫困中，离中层都很远。我为之一哭。
顾秀林：
袁隆平俨然已经变成中国乃至全世界水稻技术的唯一发言人(当然是表面上的)。咄咄怪事。
他甚至被符号化为国师级农业偶像，国家领导人一号二号谈及农业是否垂幸老袁，都能成为很强的政治风向标，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就说杂交水稻，也不仅仅只是老袁的三系配套那一种吧?怎么总是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肆意操作公开信息，制造莫名其妙的氛围，让真问题无法提出，让已经出现的失误无法讨论，让急需的对策无从谈起。“杂交水稻之父”的光环日益明亮，他本人那些忽东忽西的没有逻辑的言论，竟然能左右转基因主粮这种大是大非的公众辩论的走向——什么自己愿意为科学试吃转基因米，什么两代人才能证明是否有害，什么号召青年人都来试吃转基因米饭看看还能否生育——退100步讲，也是袁隆平自己的骑墙姿态给他招来了左右为难的处境，如果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那么这位德行修养很不足的工程院院士，也许真的是在为孟山都的大战略——中国水稻转基因产业化，当冲锋队、马前卒。顶着这么大的名望，介入这么大的事件，这事一定是要上史书的，所以该说的话必须尽早地讲清楚。下文内容也许有偏差，但那应该被允许，就像在网络舆论中，大家对老袁的看法，可以有南辕北辙的差别一样。
是政治需要创造了袁隆平
萧国布衣
袁隆平多年来很受国内主流追捧，都把他说成了杂交水稻之父，喂饱十几亿中国人的第一功臣。我以前也十分相信这些人云亦云的东西，对其十分尊崇。直到最近，见到广州日报报道袁隆平信口开河宣扬什么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之类的谎言，才对此人的诚信产生怀疑。在初步查阅了一些史实之后，到底袁隆平是否实至名归呢，下面来探讨一下。
中国的土地大多数是旱田，小麦和玉米是大部分中国人的主要粮食。人均占有超过300公斤，还大量出口。水稻以前占我国粮食总和的八分之一，现在虽有增加，也还是几分之一而已。袁培育的杂交水稻(籼稻)只适合南方，不适合北方。北方的杂交水稻(粳稻)与袁无关，且中国多数地方缺水不能种水稻。在这个意义上讲，杂交玉米和小麦对我国粮食建设的贡献比杂交水稻大。
新中国的吃饭问题，确实是7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突破性的解决的，突破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的良种培育工作，在70年代中后期开花结果了。前年的国家科学大奖获得者李振声教授的事迹，也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李振声教授被称为‘中国小麦之父’，其良种小麦的研究工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一干就是50年。1964年，李振声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直到1979年终于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李大师培育的集持久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等品质于一身的小偃6号在大面积推广中获得成功。当时陕西农村流传着‘要吃面，种小偃’的歌谣。
再来看水稻。北大荒是1958年开始开发的，1961年种植普通水稻没有成功。于是通过杂交培育抗低温的水稻种子，1963年成功的种植了杂交水稻，比袁隆平早15年。他们没有上报成果向国家要奖，因为在此之前，其他地方的农民也是这样做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应该是当年北大荒三江平原的创业者!这些人为中国的粮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他人都不是，袁隆平更不是。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1958 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其中“广陆矮4号”在长江流域双季稻区种植面积之大，利用时间之长，为矮秆品种之冠。“桂朝2号”在云南省宾川县作中稻种植时，最高亩产达1045.4公斤，创全国水稻单产最高纪录。(现在袁隆平公司推销的高价超级稻，产量也不过如此。)到1981-1986 年，该品种在南方稻区累计推广1.4亿亩，增产稻谷50亿公斤以上。黄耀祥的“水稻矮化育种”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袁隆平在国际政治、经济界长袖善舞，甚至获得美国科学院巴结不同，黄耀祥受到世界水稻育种专业科技人员的由衷敬佩。他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个培育出大规模实用杂交水稻并推广的人，他为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
李贞生则是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农民，1967年人工培育杂交水稻成功，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粳稻的人，他已经去世20多年了。1968 年，李贞生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一起培育杂交水稻种子，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三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此成果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有资料记载，辽宁省在 1970开始，和吉林省一起实验推广杂交水稻;比袁隆平1977年开始在湖南实验推广杂交水稻早了7年。
李贞生的杂交水稻的全称是温汤去雄远缘杂交，此成果当时在世界也是首例。李贞生培育出的玉米稻其特点是粒大饱满，杆高，抗倒伏，抗病力强，抗旱，高产。在当时能提高百分之15左右的产量。1974年在海龙县已推广2万余亩，并已为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广东等二十多个省、市的一些科研单位和社、队，提供玉米稻种三十多万斤!当时的玉米稻以在全国范围推广。1978年李贞生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并与国家领导人和参加大会的科学家一起合影留念。李贞生由于他没有文化，不会写论文，所以他什么荣誉都没得到。
与此同时，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于1976年育成C57、C418等高配合力的粳型恢复系，率先攻克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粳稻杂种优势难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先应用杂交粳稻的国家，为世界稻作文化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此项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并以专利形式转让美、日等国，确立了我国杂交粳稻的国际领先地位。至八十年代初，杂交粳稻已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示范推广160万亩，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 15— 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在1974年，与袁隆平同期培育出杂交水稻的就有16个科研单位，共十六名带头人。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每个人培育的品种都有局限性，各种品种适应不同的地区。北方的杂交水稻都是北方的农业育种科研人员培育出来的，非常适合北方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东北和黑龙江。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只是解决了湖南和南方水稻产区的水稻产量问题。当年数千人在搞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系是袁的合作者李必湖找到的。袁的贡献主要是发现了几株优质野稻，使用这几株野稻的基因培育出了优秀的杂交稻品种。南方杂交水稻的原始品种则是广西农学院首先发现的。那人好像还活着，默默一生，无人知晓。杂交水稻的第一个推广品种也不是袁完成的。袁仅仅是数千名农学家中的普通一名，本身没有任何独立成果问世。他推出的杂交水稻其实主要是由广西，湖南，江西三地科学家协同完成的。
杂交水稻是文革时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根本无法实现。我国比他早和与他同时研制的人很多，各有所长。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是尽职尽责的完成本职工作，是职业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把功劳都归到一个人身上是荒谬的，改善数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文革时期的正确政府行为决定的。
中国提高粮食产量，并不只是依靠种子改良这么简单，而是全方位，涉及各个产业的整体进步。过去水稻产量低，是因为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化肥和相应的农药，其他粮食也是如此。类似的，过去的鸡需要养一年，现在只要50多天就长大了;过去养猪需要一年半，现在用4个月，都是催肥的结果。种地不用化肥，什么杂交也没有用。为了鼓吹袁隆平而片面夸大杂交水稻的作用，对其他领域作出相关贡献的广大参与者也是不公平的。最近袁隆平公司的超级水稻大家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亩产 1000多公斤?那都是在小小的高产田中，经过大量的施肥，大量的农药，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高投入下，再加上验收时的猫腻所产生的。几个月前曝光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公司(上市名称“隆平高科”，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买办公司，靠袁隆平的名字欺骗农民，袁隆平也从中渔利，靠出卖名字每年580万元)多次假种子事件，说明了什么?此人表里不一!
杂交水稻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花大力气专门攻关，有领导有组织地研究出来的。全国十几个省，大量的科研所和科技人员，以及几十万农民参与才能成功。就算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的提出者之一，也全靠国家和当地革委会把他从黔阳农校教师提拔为研究杂交水稻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专门攻关搞科研，并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一个时代的成就!我国优良品种的选育也不仅仅杂交水稻一项，可是从来没有听他说到别人的功劳，对于XX把一切功劳归于他，他毫不客气地受之。比如为了杂交水稻，国家前后召开了多次十几省的大会，四次全国大会，难道就是他能够组织的吗?总有组织者。就算直接组织者后来被打成了极左，他不敢说，总得说说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重用吧?他不说。就算他对毛主席有意见不愿说有理，那也得说说国家的作用。可是他从来不说谁重用了自己，并给自己提供了条件。也不说成千上万的其他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农民的作用，倒听到他把在文革中，刘邓的工作组把他的坛坛罐罐砸了归罪于造反派：1968年他的试验田受到了破坏，没有查出来。当时反对搞试验田的只有刘少奇、XXX掌握的官僚系统。这显然是文革反对派，比如刘X派出的工作组等保守组织搞的反革命活动。当时杂交水稻已经作为研究项目了，不可能不查案，充其量是查不出来，但是他也归罪于文化大革命。除了自己以外，他从来不说别人的功劳。说到底正像越来越多人察觉到的那样，他不过是个政治上适合于XXX需要的人物。
可见是舆论创造了袁隆平，而不是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的理论是苏联植物育种家米丘林首创的;对杂交水稻作出最终理论解释的也不是袁隆平：水稻杂交优势的遗传基础等更根本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坦克斯利(Steven Tanksley)实验室做出的。在水稻育种界，没有人承认袁发明了杂交水稻：两系杂交制种技术，是湖北农业科学家石明松发明的。袁两次评选院士，因学术界强烈反对不能通过，后朱融基下令强行当选，但只当上工程院士。有的人造谣说袁是因为不会英文所以被学霸排挤。现在看来真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号称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的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诞生在毛泽东时代，全部是都是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规模协作、深谋远虑、持之以恒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才能见成效的项目。而如今这“科学的春天”，“教授满地走，博士不如狗”，论文满天飞，成果信口吹，就是不见什么象样的、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东西。真正拿的出手的，全是毛泽东时代搞的。讲穿了，如果要把杂交水稻归于一个人的头上，那么候选人还多的是。问题就是XXX一系的官僚资本主义者挑出了一个政治人物，以适应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杂交水稻是文革时期那么多的农民、领导、科技人员的共同成就，我们是吃他的饭吗?那是一个时代的成就!杂交水稻必须大量的肥料来配，光有杂交水稻，没有化肥，没有其它配套设施，也不会有增产。我国发达的化肥工业、农药工业、农机工业、水利建设等等，全是文革时代的伟大成就，反对这个伟大时代的人才不该吃饭!
没有毛泽东对于中国学术界崇洋媚外的抵制，袁隆平作为一个本土培养的中专教师，如果放在现在别说科研经费，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未必有，可能下岗去拉三轮车，去当民工、甚至去扒窃。只有在伟大的XX时期，袁才能得到国家科委和当地革委会的大力支持。如果不是当时的公社制度，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再好，也只能锁在抽屉里，按照改革后的专利制度，农民需要用钱去买他的技术，谁能买呢?例如袁90年代研制出的所谓超级稻，宣称亩产900公斤，叫价奇高，有几个人要?改革后的数量众多的新科技，例如扬州鹅等，至今只能由研究者一家一户去推广，而对于小农经济来说，没有几个人敢去承担新产品的风险。
有些人看到资本主义世界每天那么多发明以为多了不起，可是他们不知道，在所谓专利制度下，只有那些有实力的大公司才敢大胆试用新产品，而现实95%以上的发明从一诞生就是垃圾。在私有制度下，绝大部分的所谓技术研发服务于个人老板的需要，对于社会整体则是彻底的重复劳动，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在公有制度下，因为服务方向明确，集合科技人员力量，技术使用效率要高得多，杂交水稻在中国的迅速推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没有袁隆平，中国的其他农业科研工作者照样研制出各种杂交水稻。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文革、公社制度，袁隆平想有今天的名满天下则是白日梦，也许他至今只能象扬州鹅等发明者一样孤芳自赏。
几十万农民和几万科技人员的贡献成了个别人的成就，这是对历史的嘲弄!假如袁隆平不把这些事情讲清楚，那么只能判定他是在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把一个时代的功绩全都归于自己。那么他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善于吹牛的人，惟利是图的人。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个科技盗贼。
仙桃农民发现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与袁隆平共执牛耳
http://news.sina.com.cn/c/2014-03-27/065529803050.shtml
2014年03月27日06:55 荆楚网我有话说(8人参与)收藏本文
图为：石明松进行两系法杂交水稻科研实验
图为：石明松留下的手稿和资料
图为：石明松荣获我省科技进步特等奖证书
湖北日报讯 记者刘自贤 通讯员鲁国梁 丁自立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国家授予科技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1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获颁2013年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在50个获奖人名单中，袁隆平排第一，石明松排第二。
石明松?很多人诧异。这是一个公众和媒体都很陌生的名字。
事实上，石明松辞世已经26年了。
光阴似箭，科技如飞。26年间，水稻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却不足以冲淡“石明松”这三个字。
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与袁隆平共执牛耳?
让我们把日历翻回到41年前……
沔阳田间发现神奇稻种
1973年，对于水稻杂交技术来说，是一个不能忘记的年份。
这一年，以袁隆平为首的科学家成功培育出了三系法杂交水稻，开创了利用水稻杂种优势提高单产的新纪元。
谁也没有想到，袁隆平的三系法杂交水稻刚刚培育成功，就出现了日后将其淘汰的“种子”。
就在这年秋天，我省沔阳县(现仙桃市)沙湖原种场大田中，年仅35岁的基层农技员石明松在农垦58晚粳中有了一个令其激动不已的发现：3株雄性不育株。今天看来，当年的这一发现如同东方的晨曦，预示着太阳必将冉冉升起，照亮整个水稻世界。
石明松，江苏如皋人，1959年毕业于荆州农校，后分配至沔阳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
发现这3株水稻的第二年，石明松就利用自然结实的种子种植了48株，有雄性不育、可育两种类型。此后6年，他对不育株进行测交和回交时发现，不育株的再生分蘖上能自交结实，分期播种的结果表明育性与光照长度有关。由此，他提出了水稻育种的全新设想：在长日高温下制种，在短日低温下繁殖，一系两用。划时代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由此开端。
这一发现和设想震惊了业界，被称为“世界领先的顶级发现”。
“谷种是爸爸的命根子!”
上世纪70年代直到1983年之前，石明松独自搞科研时，条件异常艰苦。
今年2月，记者来到仙桃市，找到了石明松的长子石新华、次子石水华。他们将保存完好的父亲手稿、照片、奖状等生前遗物搬出来给记者瞧。
对于他们，这些带着父亲印痕的物件，分量并不逊于父亲新获得的国家特等奖。那些父亲的亲笔手迹和沾满汗渍的发黄纸张，勾起了他们尘封的记忆。
“从小学到高中，只要是放暑假，父亲就让我们哥俩到田里‘打工’。白天，插秧、授粉、赶麻雀，晚上还将竹床搬到稻田里看护。”石水华说，他的母亲郭金兰也是县农科所的职工，帮父亲“搞这搞那”，总之，一家人都围着父亲的科研转。
那时候，生活还很艰苦，遇到青黄不接时只能喝稀饭。有一天，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指着囤在家里的稻种问：“爸爸，这么多谷，为什么不拿去碾米做干饭?”
“那是谷种，是爸爸的命根子!”做父亲的安慰孩子们，等他的杂交水稻搞成功，稻谷产量提高了，大家就都能吃上干饭了。
用炒菜的锅“温”稻种
石明松是县里的农技员，本职工作只是技术推广。当他开始搞水稻杂交育种时，有人表示不理解。
“一个基层农技员，工作就是推广技术。谁叫他去搞研究的，真是自不量力。”
“一个助理农艺师搞科研能有什么作为?鸭子都能捉鱼的话，还要鹭鸶做么事?”
这些，石明松并不在乎。唯一让他苦恼的是经费拮据和条件艰难。
没有钱买实验用品，他因陋就简，“土法上马”。
有一阵，阴雨绵绵。再下几天雨，稻种就要霉烂报废了。有个烘烤箱该有多好!可他一个月工资并不高，哪里还有钱买这种设备?
他想到家里炒菜的锅——只好用锅来“温”稻种了，于是叫起了正在发烧的妻子。妻子支持他的工作，默默无语地做起了“细活”，用小火慢慢地烘起种子来。
没有实验用的去雄夹，就自己做;没有杂交袋，就用信封代替;没有遮光室，就用煤油桶遮光;没有种子储藏间，就一家人挤到1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去，把卧室腾出来;原种场里老鼠多，石明松将种子分成小包吊在铁丝上……
1980年初春，省农牧厅春耕生产检查组来到沙湖原种场，石明松趁人少时，将他的研究报告塞到了检查组负责人手中。这位领导回去后，委派粮产处处长专程来看望石明松，并带来3000元科研经费、一台照相机、一个计算器。
石明松热泪盈眶。他从事两系法科研的劲头更足了!
7个春节没吃上团圆饭
“1981年，我高中一毕业就给父亲当助手了。父亲出事时，我还在千里之外的海南……”石新华的思绪，回到了随父亲南下育稻种的7年。
舍近求远去海南，石明松是要“追光”。
晚粳自然不育株的育性转换，到底受什么因素控制?是气温、肥料还是光照?这种既能表现完全雄性不育，又能自交结实繁殖的两用核不育系，其遗传机理是怎样的?石明松要解开这个水稻自然之谜。
经过反复试验，他排除了气温、肥料等因素，把注意力紧紧盯在光照上。为了加快育种进程，他带着大儿子远赴海南。
那时的列车不像今天这么快，去海南，路途漫长。石新华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坚决不许买卧铺，而是坐硬座，为的是节约公家的每一分钱。
海南地处热带，骄阳似火，特别是正午，气温常在摄氏35度以上。石新华说，那里育种条件十分艰苦，他和父亲每隔五天插一次秧，以验证光照对雄性不育株形成育性转换的影响。田里的蚂蟥和蚊子将身体和脚咬烂了，父子俩也全然不顾。好几次，由于过度劳累，石明松晕倒在田边。
丈夫想念妻子，儿子思念母亲。春节，别人一家乐乐呵呵吃团圆饭的时候，他们却只能寂寞地留守海南。为不打乱育种进程，一家人天各一方。
石新华说，他有整整七年没有回家过年，父亲比他好不了多少。
找到了水稻遗传的“钥匙”
大凡革命性的发明，最初都难以得到广泛认可。石明松的“两系法”亦如此。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余胜伟回忆，1982年，他刚分配到省农业厅(原省农牧厅)科教处工作时注意到，石明松提出了光敏感核不育系概念，手写、打印了很多论文材料。不过，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省科技厅(原省科委)慧眼识才，当年就拍板，将该课题列入全省科技重点项目，随后与省农业厅共同组织全省科研机构开展联合攻关。
在省农科院、武汉大学和华中农学院育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历时3年，积累了一万多个数据、上千份材料和数十个组合实验，石明松终于找到了水稻遗传机理的“钥匙”：光敏感核不育水稻既能育性转换，且具有杂交广谱性，可与其他常规品种杂交，又可利用其可育特性进行轮回选择，培育出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
1985年10月，原农牧渔业部、中国农科院以及省内外50多位专家鉴定该项目，一致认为，这是我国水稻史上继矮化育种、杂交三系成功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两系法自此彻底淘汰三系法，树立起水稻杂交史上一个新的丰碑。随后，石明松接连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
起初，石明松将这种雄性不育系命名为“晚粳日照两用系”，1985年，在中国农科院邓景扬博士建议下，改名为“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邓景扬认为，这种水稻是湖北的特产，是生理遗传的典型例子，可转化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后的事实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1996年12月，两系杂交水稻研制更是被列为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首。
“三系法杂交水稻程序复杂，种子生产成本高，配组不自由，好品种不易选，石明松的发现克服了这一点，实现了水稻杂交的革命性变革，在作物育种上是一个最富有创新性的世界领先的顶级发现。没有这一发现，就没有两系法!”日前，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游艾青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石明松不吝赞美。
50岁早逝，湖北痛失顶尖人才
天妒英才。
正当石明松大展身手的时候，厄运却朝他袭来。1988年1月中旬，春节前不久，他在武昌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因招待所电热水器电线接反，在洗澡时意外触电身亡，年仅50岁，失去了为湖北摘取杂交水稻桂冠的机会，岂不痛哉�
7年没回家过年的石新华，一路流着泪从海南赶回湖北。这年的除夕，依旧鞭炮震天，但石家期待多年的团聚，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令人唏嘘的是，石明松意外身故后，其家人又遭遇一连串坎坷。妻子郭金兰因身体原因，次年即退休。他们的小儿子(老三)不久患病早逝，老三的妻子现靠打工度日，儿子在北方上大学，靠助学金维持学业。
郭金兰今年75岁，前不久患病住院，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由兄弟俩轮流照顾。郭金兰还住在几十年前石明松住过的大楼格子房里，这栋楼破旧不堪，几成危房。
“我马上要赶回武汉上班，只好每天100元请人照顾母亲了。”石新华说。他原来所在的单位(农科所)改制后，每个月发给他300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外出打工支撑家用，并负担曾经养育过他的80多岁的乡下姑母。几年前，他应聘到武汉国英种业公司工作，收入菲薄，只能几个人共租一套房居住。曾经的农艺师、国家干部身份都离他远去，这位50多岁的“打工叔”长年在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石水华在仙桃市广电部门上班，工作还算稳定。
“要是父亲健在，生活决不会是这样。”石新华在对父亲获得国家特等奖感到骄傲的同时，也暗自叹息。
(本版图片均由刘自贤收集或拍摄)
(原标题：仙桃农民发现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 与袁隆平共执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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