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当下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件，就是“一路一带”和“亚投行”了。对这样的大事件，人们用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观察，用民族复兴的境界来解读，这似乎已经成为高大上的解读范式。在我看来，地缘政治的视角是敏锐的，民族复兴的境界也是深刻的。但是，如果仅仅从地缘政治和民族复兴的维度来把握这样的大事件，恕我直言，那就看不到事件背后的本质。
拙文《我看“新常态”》有过这样的强调：“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才能对‘新常态’有清醒准确把握。用马克思主义来把握‘新常态’，不仅必要，而且科学”。为什么我要如此强调马克思主义?因为，对于“新常态”丰富的历史内涵，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读，就不可能洞察其中的本质所在。比如“新常态”下正在展开的“一路一带”和“亚投行”，就是典型的解读样本。
那么，“一路一带”和“亚投行”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用马克思的逻辑来解读，一言以蔽之，就是“产能过剩”，就是“资本过剩”。
“一路一带”和“亚投行”是标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官方对这个阶段的解读包含三个层面：增速降低，结构调整，动力变化——名曰：“新常态”。坦率说，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不会满足于在现象层面来把握“新常态”的。我注意到，虽然主流的解读有意无意地回避用政治经济学来解读“新常态”;然而，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富裕产能”要“走出去”，其中透出的焦虑和紧迫感，其实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洞察力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地缘政治重不重要?很重要，民族复兴紧不紧迫?很紧迫。但是，在地缘政治压力和民族复兴诉求的背后，不是主观的愿景，不是思想的放飞，而是资本的逻辑。此话怎讲?就是说，资本逻辑是“一路一带”和“亚投行”的内生动力源之所在。催生“一路一带”和“亚投行”的，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压力和民族复兴的诉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逻辑的展开，是资本力量的膨胀。一言以蔽之，“一路一带”和“亚投行”不仅仅是中国主动的“积极作为”，更是中国“不得不为”的理性选择。
在这里，我无意对这种“理性选择”做出价值判断，而是想表明这样一个观念：“一路一带”和“亚投行”并非主观愿景的产物，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早已被马克思所揭示。
在迄今为止的思想家里面，马克思才是把握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真正大师。中国既然已经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没有必要回避马克思的话语和逻辑。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如果说“一路一带”是商品输出的宣言，那么“亚投行”就是资本输出的宣言。其实，现任总理已经不再忌讳“中国有很多富裕产能”，高调并公开倡导“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读这些事件，我不得不钦佩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正在重复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进程。在这里，我之所以要强调“重复”这个关键词，就是要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看“新常态”，看“一路一带”，看“亚投行”，着眼点不在于偶然性，而在于必然性;不在于主观意志，而在于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有了对必然性的把握，你才能站得更高，你才能看得更深、更远。恩格斯曾经高度赞赏斯宾诺莎对必然性的尊敬：“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把握了必然性之后，“理论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说到“自信”，最近发生的两件事颇具有比较意义，一是毕福剑辱骂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另一个是乌克兰立法禁止共产主义。后者显然是没有“理论自信”的表现;至于前者，我就在想，面对辱骂和抹黑，中共多少年来都一直保持沉默，这究竟是自信呢，还是自卑呢?
最后做个小结：“一路一带”和“亚投行”的内在逻辑，其实是资本的逻辑。这个逻辑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步入新常态之后，开始展现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内在要求。按照这个逻辑展开下去，有一点恐怕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全球市场已经被主要发达国家基本瓜分完毕的当代，中国的资本力量如何有效地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进而言之，倡导“一路一带”和“亚投行”的双赢结局固然是正能量的，但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障碍也是很现实的。
想起了克劳塞维茨说的那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有个补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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