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和尚与红草对话
——2012年夏令营片段
主持人石菲：现在想谈一下心得体会的同学，请举手示意我。那首先红草老师发言!
红草：我今天想说的是通过在东博学习四年多来，我对东博书院的一些感想和认识。
首先呢，我认为从大多数时候来说，东博书院是一座无形的、超越空间地理范畴的没有围墙的大学，我为什么说它是无形的呢?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有形的实体主要在咱们在2012年4月横空出世的《东博月刊》以及一块东博书院文化基地的匾牌，那么更多的是在网上虚拟的一所网络大学。在这所学校里，广大网友就是学生，课堂就是孔老师的博客、微博。孔老师的一篇篇博客文章中有的提出了明显的问题，也有隐藏在文章里的、看不见的隐形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使我在这四年当中获益匪浅!孔老师在博客文章和留言，有时候一针见血，有时候是通俗易懂，有时候很深刻，有时候又风趣幽默。这些回复网友问题的留言实际上就是当代论语。我们广大的网友就是他的学生，在这个课堂里，我们从中获益匪浅。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其实我对于孔子或者儒家文化、儒教，从前印象不是太好，也不是太感冒，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批林批孔”这个口号比较响亮的时候，而且我之后的很长时间也没专门去研究过孔子或者儒家文化，所以我的印象一直是流于形式，总觉得孔子就是所谓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或者是一条丧家狗，开初印象确实是这样子。但是通过这四年的学习思考，我现在觉得孔子好多思想它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它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其实是和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目标、马列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它们有着最大共同点。除了这些，孔子的“礼、义、仁、智、信”、“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修身养性”说的是人品问题，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来说依然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孔老师说的，人最重要的是人品问题。一个人左一点或者右一点都不可怕，也很正常。一个国家里面只有一种声音也不正常。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左点右点不可怕，可怕的是走极端，所以人品很重要。现在有些极右带路党，他们就高叫，如果美军打进来他们甘愿带路。有些看似很革命的极左分子，也公然提出，特别是春天形势比较严峻、革命形势比较严峻以后，一些极左分子公然从一面走向另一面，公然叫嚣如果是美军来了他们愿意带路。毛主席提得特别好，极左和极右很容易同流合污，所以说人品非常重要，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子说的，以前我对这句话也非常反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觉得就是很严谨的等级观念。实际上它核心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或者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当领导要像当领导的样子，当主席当总理要各司其职，应该是什么就像什么样。他所说的等级阶级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组织，这是殊途同归，只是说法不一样。那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儒家的中庸文化，以前我对中庸也是非常地看不惯，总觉得就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现在看来实际上中庸观念是兼容并包、兼容并蓄，也就是说不走极端，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允许这个世界上万物并存。而且一个事情有两个方面，我举三个例子，为什么说中庸或者说不走极端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掌握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是对文革的认识。我认为文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巨雷和闪电，文革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文革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坏事，但是这些坏事瑕不掩瑜，就像我们泼污水时不能把婴儿一起泼出去。文革的目的是什么?文革目的是针对解放以后，有一些大官僚出现，确实也有一些贪污腐败出现，比如被枪毙的贪污犯刘子善、张青山。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如果当时不采取一些治理手段雷厉风行地治理的话，这个事情会蔓延刹不住，我们打下的江山就白打了。所以毛主席就是为了防止不再要武装革命——武装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要带来给社会比较大的震荡的，为了不要采取武革，我们要采取文革。文革的精髓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对文革的评价都是一边倒彻底否定。其实彻底否定这个提法本身就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事情它本身就分为两面，不可能有彻底或者说完全不对的事情。我自己就是文革中出生文革中长大，对文革中出现的事情我自己很清楚。在文革中，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比较清苦的，但当时社会比较清廉，比较温暖，大家之间，单位同事之间，就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特别关心帮助别人，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不像今天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它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我为什么会到东博?就是当时我觉得比较奇怪，我小时候和今天的社会对文革的评价是不一致的。正是带着这样大的疑惑，我到了东博。那么这是文革的认识。
除了对文革的认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比方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这是个伪命题。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孔老师也说过，哪怕咱们中国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一个人，政府也是有责任的，问题是饿死一个人和饿死三千万、五千万、八千万、一个亿，饿死那么多人，你的证据在哪?你不能信口胡说。就我自己而言，比如我的家，我的外公外婆家是四川农村，当时应该是遭受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地方，在我这一家二十多口人，没有一个因为在自然灾害中去世的亲戚;我母亲的一家，我父亲的一家是在湖北农村，湖北农村我们也是有二三十口人的大家族，这个大家族里也是没有饿死过人;我夫家是陕西农村，陕西农村也是生活比较清贫的，有吃不饱的时候，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在三年自然灾害当中，或者在文革当中，或者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情;我姐夫他们家是在甘肃定西，应该说甘肃定西是穷得出名的地方，他们那个地方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在我去新疆以后，我身边的同事同学，至少我自己的身边，没有听到一个这样的情形，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饿死的!当然我们家族没有饿死的不代表确实没有一个人饿死。我听说，反正我在媒体上听说，有饿死的。既然饿死人了，我觉得国家政府就应该趁大多数当事人还在的时候，可以以课题方式或者其他方式公开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的大量数据资料，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交代，对我们新中国建国以来泼向新中国、泼向毛主席的最大一盆污水进行论证，提出证据、拿出证据来，不能信口雌黄!这是我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认识。
孔老师有一篇文章叫做《东北亚局势》，东北亚局势问题，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这些年来大家对朝鲜这种妖魔化——我感觉有妖魔化趋势，不但对朝鲜妖魔化，而且对抗美援朝战争也有污蔑、也有诬陷。在这样的情况下，孔老师这篇文章就写得非常及时，不仅在当时是及时的，今天面对现在南海、东海、钓鱼岛出现的问题，这篇文章仍旧有它的意义。如果当年没有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就没有我们新中国今天立于世界不败之地的强国地位。那么新中国它的建立，开国第一战为我们新中国奠定了六十多年的和平基石，也为我们东北亚奠定了六十年的和平局势。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对我们抗美援朝战争进行诬陷，同时对朝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诬陷。既然他们认为普世价值的民主很好，那么民主其实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多元化，既然是多元化，为什么非要一人一票才是民主，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为什么就不是民主?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朝鲜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如果他们说依法治国，要合法的话，那么朝鲜人民在选择国家领导人、选择自己国策的时候，他们的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完全符合程序的。而且朝鲜人民虽然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面对美国和西方的封锁，不是他们不想和西方接触，而是他们被迫没法和他们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才通过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解决了朝鲜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等基本问题。朝鲜现在做到了五免费——就是大学生毕业以后不用像我们现在到处奔波，找不到工作这么痛苦，他们实现了免费工作、免费房子、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全世界一百八九十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95%以上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为什么好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朝鲜能实现?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它的生命力。既然允许民主多元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朝鲜人民选择他们的道路，或者我们中国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为什么非要全盘西化，像普世价值所说的走彻底西方化、彻底资本主义化的路?好歹我们今天新华门上悬挂的还是“为人民服务”，好歹我们的宪法里写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是我对中庸的理解。
那么我觉得东博书院在大多数时候，是对东方文化、传统文化的一种弘扬，立足世界东方，弘扬传统文化，然后在弘扬自己传统文化当中，传播好多知识。孔老师有的文章后面给大家出了一些题，不管隐性题还是显性题，如果我们不去看大量资料，有时候根本看不懂或者理解不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就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包括上下五千年的知识，而且孔老师文章中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丰富，也包括我们说的名山大川、美食文化，如果你不去经常充电的话，你就会跟不上东博的节奏，你要在东博要说句话都是不容易的。如果不加强提高自己内涵的话，感觉自己对不起东博，会给东博抹黑，就是这样的感觉。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过了四十，我接触东博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我过了四十岁还在学，不断地学东西充实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勇敢，比原来更聪明点，原来也不傻，但是现在，自己夸自己一把，更聪明一点，这来自于要跟上东博节奏，不跟上不行。这是第一层，也就是东博书院它是文化的传播地，东博书院是我们学习的课堂。那么孔老师就是当代的达摩，当代的孔子，当代的鲁迅，他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心灵播火者!
第二个方面我想说，有比较少数的时候，特殊时期，东博也是战场。为什么我说东博是战场呢?因为孔老师有一副菩萨心肠，有一副慈悲心怀，以他的学问或者我们说的条件，他可以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过很好的日子。但是为什么要为底层的人民百姓说几句公道话呢?就在于孔老师自己有一副侠肝义胆，身上有一股浩然的爱国正气!老百姓为啥会拥护他?为啥在几次的反围剿当中取得胜利?那不是你空口说白话，人民就会响应你的，人民不是傻子。大家都能看到不平现象或者腐败等恶劣现象，但是没有人敢说话，比如药家鑫事件。如果不是孔老师带领广大有良知的网友站出来说话,说不定冤死在八刀底下的张妙，在地下不得安息;而且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药家鑫。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一种戕害, 对坏人的纵容就是对好人的一种不负责任。药家鑫案，以及后来的“三妈事件”——其实孔老师没有骂过“三妈”，只不过是钓鱼贴，为什么广大网友愿意相信骂过呢?是人民对现在的腐败和社会其他恶劣现象实在没有一个出气的地方，希望孔老师为他们骂出心中的不平事，希望骂出他们心中的怒火，所以孔老师的骂赢得大家一致的尊敬和赞扬!还有香港地铁中儿童进食的事件，其实孔老师敢站出来需要巨大的勇气，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但是大家都不敢说，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人站出来，站出来说话就势必会戳到汉奸、国贼、无良媒体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对孔老师是想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经常会利用断章取义等手段，制造出一个蒙蔽群众、蒙蔽大家的恶劣事件。但这些事情最后都转危为安，不但转危为安而且大获全胜!我觉得关键一点就是咱们的广大群众觉醒了，这是东博书院经年累月对公平正义、对优秀传统文化、对侠义文化的传播起了作用，开始开花结果了!所以我说东博有时候也是战场，有的时候战场在东博，有的时候战场在东博以外。
在这个过程中，本来我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说实在的，我以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而且也是比较文弱的，本来自己自比林黛玉，不是说我长得像林黛玉一样漂亮，就是说我和林黛玉一样，比较文弱而且多愁善感，但是自从到了东博以后变得勇敢了。我自己说我自己是网上花木兰，因为在东博初创时期是比较艰难的，如果不是以花木兰的方式出现的话，一些水军或者说是汉奸、国贼、糊涂蛋们来骂战的时候，不当花木兰是比较麻烦的，没办法，不得不如此。到现在看来也没办法继续，暴露了!所以我说，东博书院不但使我变得聪明，自己胸怀也博大，而且使我从一个文弱的书生也罢，淑女也罢，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有思想的网络上的战士。这点不只是我，其实东博书院或者是第一视频网友也罢，在新浪微博或腾讯微博上有一批比我还勇敢的孔迷。所以我说东博书院平时是一所学习文化的学校，少数特殊时期我们是战士，东博书院就是战场。
那么最后请允许我代表由于一些原因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江帆、阜宁子、黄华、候补旁听、健坤强德、早期的红旗漫卷、大海最深处一滴水、风展红旗如画、还有我至今最崇敬的女英雄狼毒花、骑墙、无所谓之无所谓，以及刚才由于有事已经离开的刘裕、梅梅鱼、小妮、傻姑，以及我们现场在座的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孔迷们，发自肺腑地说一句：东博书院，我们爱你!孔老师，我们爱你!我们将永远追随孔老师到自己生命尽头!东博书院就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孔老师，孔教授，你大胆往前走，大胆地为国为民呐喊，我们广大孔迷，以及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你身后最坚实的后盾，是你身后的万里长城，永远不倒的万里长城!孔庆东教授是我们广大孔迷心中永远的北大骄傲、当代鲁迅!数风流人物，还看孔庆东!谢谢大家!
孔老师：红草一番话说得我太激动了，我稍微回应两句。红草，还有她刚才提到的一连串名字，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我非常感谢红草和她代表其他朋友对我的吹捧和信任。这种吹捧和信任就像我上午讲的，我的班主任老师一样，其实我远远没有那么好，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可能在我的专业上、我的学习上，可能有那么一点成就，但是我这个人，为什么老要提修养、修炼、修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庸俗的地方。我自己其实是挺庸俗的一个人，我也喜欢过普通老百姓那种庸俗的日子。我要是听到哪些精英去讽刺打击老百姓这种庸俗的生活，我就生气了。我就想过，过去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其实我心里是喜欢过这种生活的，我想庸俗。是因为有些人不让大家过这样的日子，所以我才奋起反抗。我这一反抗，显得我自己挺不庸俗，然后红草就好好鼓励我往这条路上往前走。其实我在这条路往前走的时候，都是在大家的推动下。比如在2005年年末，我在新浪上开了博客，我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我这个人是碍于情面，因为当时新浪有几个编辑对我都很不错。他们新浪博客的领导，多次让我开博客，我也不知道博客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当时也曾都拒绝了。后来他找了手下几个小编辑，都是美女，非常漂亮的年轻的女编辑，有机会就来忽悠我，我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漂亮就答应了，我是不忍，因为我体会到人家的这番心意，就是他这么一个领导，他花了这么多心思，有机会就让她们向我忽悠，我觉得这是一翻心意。我做很多事情的出发点本并不高尚，就像武松打虎一样，武松打虎也没有一个高尚的出发点，没有为民除害的意思，就是碰上了，不打不行。如果说武松听说景阳冈上有只老虎，我要为民除害，去把这老虎打掉，那么他算是一个大英雄，了不起。武松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去喝酒，喝酒从那里路过，人家说有老虎，他不信，结果老虎真出来了，不打不行。这一打，成了为民除害的英雄了。我觉得《水浒传》写得好的一点就在于这儿，很少有那种天生的英雄，都是被逼的，被逼无奈，走到这一步，就必须这样往下走。
【团结与包容】
红草在我印象中是非常深刻的，博客上看红草一段一段非常有理性的发言，我说这红草是什么人这么厉害。我们东博书院有很多朋友是非常有水准、非常有水平的。那么红草刚才发言中讲到的几个问题，都非常重要。我也借这个机会，想提一个建议或者是要求。我们一方面像红草所说的，和许多坏人进行斗争，进行辩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能够戳破敌人的谎言。你戳破敌人的一次谎言，但是坏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要脸，你明明已经把他驳倒了，把他戳破了，他第二天又照常说，就跟这个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比如他说你偷了东西，你已经证明我没有偷东西，第二天他又来说一遍，他无限的说下去。这个时候需要树立一些正面的一些东西，除了“破”还要“立”。我个人感觉，我的一些文章、我的一些文字、我的一些演讲，可能是从正面“立”的意义上争取到了很多人，包括我们国家现在在媒体上很知名的一些公众人物。其实他们今天能有这个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有关系。大家想一想，有一些很知名的不是汉奸的、被人民认为是有革命立场的、有人民立场或者中间立场的，大概至少有十几个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你想如果这十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此时此刻如果是汉奸，危害将是多么巨大。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份包容的心，我上午讲要化敌为友、化敌为我呢?事实证明，我这个做法我这个想法是对的。只要他还不是汉奸，还不是敌人，他尽管在某个问题上比较偏激，某些话说得比较不正确，我都是去努力的团结他。在生活中跟他们交朋友，在网上我只要发现他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我马上就予以转载转发，可以说是用滴水穿石的精神，不断地去影响他们，去争取他们。而在几年之前，这些人的发展动向，都有可能成为汉奸。人生来都是一样好的孩子，没有天生的武松，也没有天生的西门庆，就在一个人可以成为武松可以成为西门庆的时候，你拉他一把，对他施加一点影响，这就是儒家的人生观。儒家讲人人心里都有善的一面，你去发掘出来，你去帮他擦亮，就可能至少让他不当汉奸吧。
【大学 学者的项目化生存 大学排行榜】
我在网上很高兴地看到了这样一些成果，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拿出一些正面的东西来。比如红草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我觉得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书院不是那种系统的学校教育，第一学期干什么，第二学期干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时间安排，给自己安排一点课题来做。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学者可以做学问，学者做学问他不做就没有饭吃。现在大多数学者用一句话来说，叫“项目化生存”。因为我们国家对待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挺缺德的，给我们的工资很少，我不知道红草你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反正就是大学老师一般收入都是几千块钱，【红草：“我们也是。”】在北京几千块钱可以说是没法活的。像我这样的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还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这么多，你说我一个月五六千块钱怎么活?我是活不下去的。国家就是这样对待知识分子，给你的工资特别少，我说的工资还不是基本工资，我说的是你所有的收入，所有讲课、带研究生、参加所有学术活动，所有的收入就这么多。我的基本工资只有九百多块钱，现在是不是涨了有一千多了，不知道，就是所有的工资加起来就这么多。我问过再有名的教授，无论你在国际上多有名的，好像都没有超过一万块钱。这怎么办，就逼着你去申请他的项目，所以大家都是项目化生存，而这个项目背后充满了黑幕。有的项目你如果申请到了，可能钱不多;有些项目你又不愿意去申请。比如研究温家宝同志的文艺理论，我想我可能会得到一百万的资助，孔老师能做这事吗?【掌声】所以学校里，教授中间，教授这支队伍里的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学校有的老师是腰缠万贯，他的年收入可以是上千万，我们北大有的系，他们系看门老头的年收入都十万元以上;那有的系就非常清贫。像我，我靠我的影响，我靠我的名气，我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可是我们中文系大多数其他教授，都很清贫。我的老师一代，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有了房子，但最后这房子还要买，他就攒了几十万块钱，他这一辈子就攒了几十万块钱，就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本来就应该是他的。那么我下面一代，三十几岁的老师就更惨了，辛辛苦苦读到了三十岁读了个博士，当了个老师，他就挣四千块钱左右，他如果再有一个小孩，几乎就没有办法活了。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国家现在就用项目紧紧地捆住了学者，这些学者其实不能自由做学问，真正的学问很难做出来，一百篇文章没有一篇文章是真正做学问的，所以我在学校里都是应付它那个学术上的要求。北大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应付。它要求你在哪里哪里必须发表文章，我就不在那里发表文章，它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恐怕我们以后这么做会越来越难，因为这个绳子越勒越紧，我们学校也感到了这个压力。我们北大中文系，尽管我们自己说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相对来说是最有风骨的一个单位。我们系的老师普遍都像我这样，我们有的老师比我还坚决，几年不发表文章。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给领导添麻烦，领导今年要求发两篇，我一般就发表两篇到三篇，不给领导添麻烦。有的那是坚决拒绝，就不发表文章，让干什么不干什么。但是时间长了也很麻烦，因为人家现在是按这个排名的。我上午不是说过大学排行榜么，这都是排行的重要数据。现在都已经非常笑话了，北大中文系在全国的中文系可能排不进前五名了。社会上如果看到这个消息，又会一片鼓噪——哎呀，北大堕落了，你看某某学校的中文系都比你们强。这在内部一看都是笑话!就是他们那个系的系主任，到我们系里考研究生都考不上，但是他如果弄一篇文章在美国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他一篇文章抵我们八篇，我们发表一篇文章得五分，他得四十分。所以说大家不要相信那个排行榜，那个排行榜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没有什么用的。还得看你的文章被引用了多少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你的文章被引用的数量。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专家，我不点他的名字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某一年是北大老师中文章引用次数最高的，他被美国学者引用了七十多次，所以他了不得。我不知道他得了多少奖金，他得奖金是非常高的。但是他的同行，他们单位的副院长告诉我，那七十多次的引用，全部是骂他的【众笑】，全部都是批评他胡说八道的。但是统计不管是不是骂他的，电脑统计计算一次算多少钱，所以说现在的大学排行榜完全是不可靠的。
可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路上走着，就这样走下去，有识之士都会知道，中国的学术如果这样搞下去，中国就没有学术了。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词，我说“学术在民间”，我们民间有很多人做学问。假如说咱们研究鹫峰山，北京大学有一个学城市管理的博士，他写一篇关于鹫峰山的论文，他能有咱们张主席写得好?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相信他有办法把他的文章弄到美国去发表，他可以写一篇洋洋洒洒的《鹫峰山文化发展之战略》，然后引用一百篇美国论文，然后鹫峰山与美国哪个山比较，与澳大利亚哪个山比较，他可以花里胡哨地搞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内行人说这是假学问，这不是真的学问，真的学问一定是张老师写出来的东西，是他起早贪黑抛家舍业披星星戴月亮爬山涉水，了解这里的历史，包括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他才是这里的专家。但是他这样的专家得不了博士学位，因为人家有许许多多的门槛，你过不了这个门槛。就像人家袁隆平当年评不上院士一样，国家学术的发展，就有这样子的笑话，袁隆平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在美国发表过文章，所以他不能评上院士，这不是非常荒谬吗?!
【要做学问与怎么做学问】
所以我号召我们东博书院的朋友们，大家自己做学问，研究一些你感兴趣、并且觉得你能够研究出来的一些课题，可以小可以大。比如刚才红草提到的，我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究竟死了多少人。你刚刚说有很多坏人去污蔑，污蔑的人他毕竟做了学问。他们有很多逻辑推论是荒谬的，我们去推翻，推翻它就要研究到底是怎么样的。
【怎么做学问——三年自然灾害 人口学】
我觉得那几年我们党在政策上确实犯了错误，毛主席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了。那么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在哪些地区死了哪些人，我们既可以做整体全盘的学问，也可以做具体的学问。据我所知，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河南信阳，就是著名的信阳事件。那么信阳地区一定是成千上万的饿死了人，中央才会那么震怒。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没有饿死人，比如我在东北，没有饿死人。而且八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五湖四海，哪里的都有，包括河南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说我们那里曾经饿死过人，父辈饿死过，没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人的记忆会随时受外界影响。你看我们小时候总说万恶的旧社会，说旧社会多么多么不好，就有那么多人站出来说他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被地主活活打死了，我就不信就有那么多人被地主活活打死了，它一定是人的记忆受了影响，而现在突然有那么多人站出来说他爷爷辈都饿死了，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做实际研究的。我们能不能研究，那几年，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一个村一个村的研究。有人说哪个村饿死多少人，我们就去核实，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姓名都统计上来。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人口是专门的一个学问。人口问题我多次讲了，我最近谈一胎制问题、计划生育问题，人口学看上去是简单，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跨学科的学问，不是做加减法那么容易。很多人为什么说那三年饿死了多少人呢，他就是简单地做一个加减法，他一看，这个地方1959年是多少人，然后看一下1962年是多少人，一减就是死了多少人，这些人就都是饿死的。如果这样，那还要大学干什么?还要学者干什么?还要做什么学问?那不人人都懂这个事情了么?人口学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学问。比方说某一年，这里上户口的人数减少，那么大家想想，这大体上有多少种原因，有多少种原因造成户口上人数的减少?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什么?1959、1960、1961这三年生育率下降，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决定生育率的又有一大堆因素。什么东西决定生育率?又有一大堆因素。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育龄人口。那我们就要去查一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时候，中国人一般在什么年龄生孩子。比如现在的人一般都到快三十岁才生孩子，现在的风俗变了，生活变了。五六十年代一般是在二十岁左右就生孩子，二十五岁之前是生育高峰。要研究1959年、1960年的育龄人口，那意味着研究什么?要研究有多少人在这个年头是这个岁数，而这些人出生在什么时期，问题出来了吧。那就得研究1939年、1940年前后中国的出生率。而1939年、1940年中国是什么情况?都很清楚嘛，问题不就出来了嘛，整个人口的比例结构都在这里。我只是讲这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值得去做研究。只有切实地去做，才能够更有力地去回击那些谣诼。
比如说微博上有人造谣，1970年某个地方枪毙一个反革命的犯人，说这个犯人他还活着就把他摁倒了，做手术就把他的肾摘出来，给一个老干部换上了。这很恐怖啊，共产党多残暴啊，杀一个反革命，人还没杀就把肾挖出来了。你可以说他造谣，可以说他什么，但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一句话就驳倒了——活体换肾技术1973年才发明，就完了。他说1970年有这个事件，可这个技术1973年才发明，一句话它就不成立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武器，需要的是真正的学问。
【怎么做学问——开国第一战】
刚才红草提到开国第一战，就是美国历史上最羞耻的一战，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向人民交代怎么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就说志愿军人海战术，志愿军不要命啊，哗哗往上冲啊。稍微懂得军事的就知道，在现代战争中，人海战术是没有用的，人海战术根本没有用!枪林弹雨，人海战术有什么用啊?你上来多少扫掉多少。稍有军事史知识的人就知道，共产党是最反对人海战术的，共产党作战是最讲效率的，最讲究这个队形，怎么样冲锋。打朝鲜战争的那都是林彪训练出来的部队，“三三制”早都贯彻下去啦，哪有什么人海战术啊!但是你这样驳斥他，好像还不够有力。那个美国佬回忆，说志愿军每次冲锋之前啊，人人都掏出一本儿红宝书来，弄一个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然后这人都疯了不要命了往上冲【众笑】。一句话就把他驳倒了——那个时候儿根本没有红宝书!不完了吗!红宝书是文革那时候才有，五十年代哪有红宝书啊?对吧?所以我就怀疑他把猪脑子移植到他脑子里去了【众笑】。所以你这个时候儿骂他才是有力的。为什么说劳动人民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掌握文化，就是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学问。有能力的做大一点的学问，能力小的做小一点的学问。
【怎么做学问——文革武斗】
比如说文革中的武斗问题，你就要去研究：哪里发生过武斗?谁跟谁武斗?这个武斗是谁挑起、谁领导的?武斗的武器从哪里获得?是吧，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加起来之后，那我想它比我们今天这种——有的时候打的口水仗，它要有效率得多。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成百上千的红草老师。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
好，请大家继续发言【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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