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叫好”声中，我对“全面放开二孩”却心存疑虑。既然“全面放开二孩”已成既定国策，那么对于政策的实施来说，我的疑虑无关紧要。但是，我的疑虑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是赵磊《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连载（1-3）部分，稍后继续。
人多未必力量大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一)
赵 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政策的取向，意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负面影响，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有人说：“只见一片叫好，不见任何反对。可见‘强制一胎’不得人心。”(黎阳)
在“一片叫好”声中，我对“全面放开二孩”却心存疑虑。既然“全面放开二孩”已成既定国策，那么对于政策的实施来说，我的疑虑无关紧要。但是，我的疑虑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综合各方专家的解读，“全面放开二孩”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需要补充劳动人口;二是经济增速放缓，需要刺激消费;三是“强制一胎”简单粗暴，有违人权。对此，我谈六点不同看法。
（一）增加劳动力数量，并不等价于提高劳动生产力。
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就谈不上生产力的存在、发展和提升。但是，科技是生产力的灵魂所在。没有科技含量的生产力，或科技含量很低的生产力，即使人口数量再多，也是落后的生产力。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蕴含的科技含量十分低下，因而人口数量就是生产力，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越是上溯历史，人口数量就越是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人口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的等量增加。
然而，人多未必力量大。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生产力的增长。只有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人口增长(所谓人力资本)，才会形成生产力;只有计划可控的人口，才是生产力。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第一”的定位是否准确，或容讨论。但是，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科技蕴含的伟力已被人们所普遍认可，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人口数量的增长越来越不等价于生产力的提高，甚至很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其中的道理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史，就是用自然力不断替代人力的历史：用牛马等畜力替代人力;用风力、水力替代人力;用煤、石油等产生的热力和电力替代人力;用核能、太阳能替代人力;等等(注1)。随着这个替代过程的逻辑不断展开和深化，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乃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为什么经济越落后，生育率就越高?为什么经济越发达，生育率就越低?有人说“思想观念有差异”，有人说“成本收益不一样”。其实，这些仅仅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越落后，生产力越低下，人的数量就越重要，于是“人越多，力量就越大”；经济越发达，生产力越先进，人的数量就越不重要，于是“科技含量越高，力量才越大”。
即使放眼未来战争，“人多力量大”也未必成立。就生产力的维度言，现代战争不仅是经济水平的较量，也是科技水平的较量，绝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较量。就人的维度言，现代战争是人的素质较量，并不单纯是人的数量较量。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单纯的人口数量并不与战争的成败正相关——这是现代军事学的常识。
增加人口数量的确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延续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既缺乏产业升级的压力，也无任何创新动力。若这样的竞争优势得到“固化”，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将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
注1：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指望增加人口来刺激经济，不靠谱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二)
赵 磊
（二）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数量上的平面扩张，而非结构上的有效升级。
我在第一季讨论了这样一个命题：“人多未必力量大”。有人批评我：“文章中主要把人作为生产者来考虑的，而本质上人更是消费者，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随着近代生产力的提高，所提供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才导致了近代工业社会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可以想见，科技越发达，生产力越发达，人口应该越多。”对上述批评，我以为需要澄清两个误区：
（1）不要把“人口总量增长”等同于“人口增长率上升”或“生育率上升”，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注1)。请注意：前者是“增长量”，后者是“增长率”。生产力的提高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从而促进了人口总量的增长——这是事实;然而，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人口的“数量意义”，从而导致了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下降——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总量增长”与“增长率下降”，这两个“趋势”恰恰是工业社会以来世界人口变化的客观趋势(相对于“增长率下降”有加速的趋势，“总量增长”的趋势却正在趋于放缓)——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不赘。若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联合国的有关统计。
（2）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抽象地说“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没有任何意义。试问：既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那么，为啥“生产过剩”会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难题耶?我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是剩余价值——这正是生产过剩的症结所在。且不说在资本统治的背景下，指望增加人口来化解生产过剩有多么荒谬，即便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双重维度来考察，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可以促进消费、发展经济，也是很不靠谱的：
——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补充供给能力(注2)，这样增加的供给能力只能是低端供给的平面扩张;
——作为消费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提振消费能力，这样增加的消费能力只能是低端消费的平面扩张。
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中国(注3)，用“全面放开二孩”的办法来刺激消费、带动需求，无异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可以预计，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真正有生育意愿且能承担生育成本的，是人口的两头：富人和穷人——对于富人来说，负担两孩的生育成本不是问题;对于穷人来说，生一个是养，生两个也是养。而处于人口中间的小资，却未必有生育意愿，更遑论养育能力。
问题在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众屌丝们一心向往的“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形，而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金字塔形。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大量新增人口究竟与什么样的消费结构才是匹配的呢?我就不说了，你懂的。
一旦供求两端被不断增加的人口锁定在低水平或扭曲的状态之中，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以至于经济结构升级，又将从何谈起呢?
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的中国，窃以为，这五条理念要得到贯彻，哪一条都离不开对人口增长实行计划控制。比如“共享”，且不论生产关系应做何种调整，即使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有意向广大劳动者倾斜，可如果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得不到有效遏制，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愿景也是很难实现的。
“人多未必力量大”。同理，人多未必就能让消费也变得“高大上”起来。
注1：(1)人口总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的人口总和。(2)人口增长率，指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人口增长数与人口总数之比。人口增长率用千分数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增长率=(年末人口数-年初人口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人口增长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3)生育率，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妇女或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
注2：这让我想起了当下正流行的“供给侧改革”一词。对此，我的学生笑曰：这是把当年“supply sideeconomics(供给学派)”的“supply side”，直译成“供给(supply)侧(side)”了。郭树清在做5中全会精神报告会时说：“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大意)。说完之后，郭先生还举了“中国人到国外海淘”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高论。其理论创意，着实令我惊叹不已。还有左翼人士撰文称：需求侧改革是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而供给侧改革则有计划经济的取向(大意)。对这样的方向定位，我只能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注3：关于“人口总量失衡”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本来是第二季应当讨论的问题。抱歉，为了回应有同志对“人多未必力量大”的质疑，“人口总量失衡”的问题就只好留在下一季讨论了。在此也感谢同志们对拙文的关注和批判。
人口增长率下降在中国有特殊意义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三)
赵 磊
（三）中国当下最大国情，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现有人口总量是13.67亿，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15亿。
中国人口总量保持在什么水平，才能与现有资源环境和谐相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3亿说、5亿说、6亿说、8亿说，甚至还有无限说，等等)。从科技发展的乐观前景展望，二者的平衡关系当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比例，而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即便考虑到环境资源日益全球化的格局，中国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基本依据是：现有人口总量已经对现有的资源环境造成了持续的、巨大的压力和破坏。
人口老龄化应当得到重视，但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才是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二者之间，政策的取向应当全力控制人口总量失衡。在我看来，人口老龄化是对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强制纠偏，甚至是必要的代价。
根据十二五规划的预测，2015年末人口总量达到13.9亿，自然增长率是7.2‰。然而实际情况是，到了2014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3.67亿，比上年增加了710万人，自然增长率仅仅是5.21‰。按照最近几年每年5‰左右的平均自然增长率测算，2015年总人口将是13.74亿左右，比预计的少1500万左右。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预期值，人口自然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因而有关方面认为，应当尽快扭转人口增长率下降趋势，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甚至应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生育政策应不应该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某种意义上讲，这取决于对人口增长率下降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换言之，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当下，人口增长率下降被普遍认为是“坏事”。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死亡率的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数据：“人口死亡率在上世纪80、90年代为6.5‰左右，最近几年为7.15‰左右。而出生率80、90年代最高接近24‰，最近几年只有12‰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人口增长率没有下降或下降速度不显著，只要死亡率上升，那么也会导致人口增长率出现较快下降。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在上升，同时生育意愿并不是很高”。
可见，当下中国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的原因，与人口死亡率较快上升有很大关系。把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仅仅归咎于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是偏颇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其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的提高，为什么死亡率不降反升？有关专家的研究结论是：“目前每年出生的人口在1600万左右的，但是由于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提高，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很低。”也就是说，死亡率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自然结果。
其二，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死亡率提高，死亡率提高又造成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对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用全面放开二孩来缓解呢？我认为不能。我必须强调，老龄化背景下的死亡率上升，原本是正常的人口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对于人口总量失衡的中国来讲，这种代谢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恢复人口总量平衡的过程。如果人为地干预甚至打断这个平衡过程，必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人口总量失衡的状况。
事实确实如此，据最新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到2029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5亿。也就是说，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状况不仅不会改变，而且将进一步恶化。在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通过全面放开二孩从而增加人口来抵消老龄化趋势，这种做法究竟是高瞻远瞩呢，还是在饮鸩止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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