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抗战时期，随着沪宁战事的失利及华北战区的扩大，沿海军工企业陷入危险状态。原来集中在长江下游和滨海地区的军事工业、民用工厂需要大举西迁，而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也越来越多地拥上沿江西进的道路。其间，长江在战时交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文木：长江与国防
——基于八年抗战的分析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第二次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痛定思痛，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有多方面的经验需要总结，但长江通道的畅通保证了南京沦陷后全国抗战能够长期坚持，是我们最需要总结和注意的经验。
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路同此理。在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大自然赐予我们最长且横贯东西的交通线就是长江，比较国内其他河流而言，长江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长江国防是一个体系，支撑这个体系的分别是重庆、武汉和南京三大支点。抗战时期，随着沪宁战事的失利及华北战区的扩大，沿海军工企业陷入危险状态。原来集中在长江下游和滨海地区的军事工业、民用工厂需要大举西迁，而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也越来越多地拥上沿江西进的道路。其间，长江在战时交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观整个抗战可知，除了主观因素即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战精神外，在陆路交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稳定的长江通道客观上对抗战的胜利也起到“命悬一线”的关键作用。
道法自然，长江的稳定性是由其天造地设的自然性决定的，历史泣血经验证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自然性是保证长江通道稳定性的关键。在目前长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长江国防功能的脆弱性也日益显出。其主要表现是长江大坝修建增强了长江干流的运力，而高技术的运用则破坏了长江航道的自然性从而弱化了长江通道抗灾变的强度。在和平时期，国家的力量可以为这些技术条件提供保障，但如果碰上战争，比如“八年抗战”那样灾变，长江是否还能具备同样的战略物资迅速转移的航运能力以保障国防的需要，值得研究。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的宏伟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长江对于国防的意义，推进国防长江的建设，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一、交通问题即国防问题
交通问题亦是国防问题。对渔民来说长江的意义是打鱼，对商人来说长江的意义是赚钱，但对于国防来说，长江的意义是交通。目标、效率和速度是军事管理的三要素，后二者成败的关键在于交通。
（一）道法自然：最可靠的交通是最自然的交通
自然交通分陆路与水路。陆路是人走出来的，而水路则是数亿年间大自然预设的，因而是最稳定的。
救灾效率是检验交通通畅水平的试金石。对此，我们感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8年那次冰灾，其间整个电闸都关闭了，许多野外架线设备被冻得变形，候车大厅里人山人海，聚集着大量的等车人。那时高铁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不知道今天的高铁如果遇到那样的情况还能不能开，轨道会不会发生变形，况且极端雷雨天气对高铁运行有着极大的限制。再比如，我军正在进行信息化建设，但救灾大部队到了汶川迟迟不能迅速进入灾区，部队进去后通信信号在深山里又不通畅。这迫使我们军人从几千米的高空实行高危空降。为什么?因为人工道路及其可依赖交通工具都失去作用。可见，最靠得住的交通就是最自然的交通。发展高铁、电气化运输，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些东西与最自然的东西比，其稳定性要差得多。但在战时如果因此导致兵员及装备送不上去，责任就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考虑军事的问题，既要重视人工交通，提升交通的科技含量，更要重视自然交通，尽量保留、利用稳定性较好的交通。对长江而言，我们要更多地从国防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提出“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3]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再加上一个“国防长江”。
在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大自然赐予我们最长且横贯东西的交通线就是长江，它由西至东蜿蜒曲折6300余公里汇入大海，途经11个省市，比较国内其他河流而言，它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在这方面，“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4]
（二）“工”字形国防体系
中国国防体系呈“工”字形，上(北)边一横是长城，下(南)边一横是长江。连接北南两线的陆路是从北京到武汉的线路，水路是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黄河九曲，其运输条件远不如长江。隋朝之前，中国江南的经济开发尚未充分，因而长江的政治作用更多的是隔离北方战事，隋朝是在过江平陈的基础上建立的，在组织南下平陈的战争中，身为前线总指挥的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意识到资源运输的瓶颈问题并在继位后修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连接南北交通的还有“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即从武汉北上的陆路。其特点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5]三国时期，争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的地方就是荆州。诸葛亮说“此用武之国”[6]武汉是它的中心，因汉江三分[7]，由武而昌。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的主要不是靠黄河而是长城，沿长城一线多是当时战争爆发的集中区和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线，由此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一道安全防线;而大乱时期，能够保住弱势汉政权的往往要归功于长江，由此构成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二道防线。而联系两江的，水路是大运河，陆路则是“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8]的京广线的咽喉武汉。武汉在中国国防全局中具有核心支点的作用。
但是，只是到了隋朝的时候，中国国防“工”字形结构的水路连接才真正完成，而长江的国防功能大概到了南宋时期才真正得以显示。在隋之前，长江以南多是荒蛮之地，天险难越，人过不去，南北两隔，南方没有充分开发。隋之后，南方逐渐开发，这为盛唐出现和南宋长期偏安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样也使长江的国防作用加速提升。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后来的明成祖立都北京和“天子戍边”之事就不可能发生。建都的前提是大规模资源的持续跟进，大运河的建成为南方资物持续北进、保障北线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条件。
二、高科技不能替代地缘政治
有人认为高科技可以改变或消除地理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其中的国防功能。比如飞机、高铁等拉近了传统距离。但我们必须清楚，运输工具变革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在和平时期，运品数量和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条件，现代运输工具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在战时，情况就不同了，战争时期的装备运输不仅有明确的时间要求，而且牵涉到的不是几个人、几十人，而是数十万人的成建制部队和装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运输的问题，成建制装备如果跟不上，前线任务就不能完成。在战争中，高科技有先发“点火”的作用，但对“火势”燃烧的方向却无能为力。“火势”即人心。赢得人心需要战略、政策设计等，而落实战略、政策的前提是大部队对所占地区的控制。军队控制需要物资支援，在此，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装备物资运输，就是一个仅凭高科技解决不了且绕不过去的地缘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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