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有些国家，政治由金钱决定，是一种生意，由私人赞助，为私人服务。
在这些国家，金钱是政党的组织的基础，决定最高领导层的人选。拥有巨额财富或者能获得巨额政治献金的党员成为党魁，极少数党魁垄断权力，决定党的政策、主张和行动。党员不满意党魁的领导，可以退出政党。党魁在乎赞助自己的财阀的意见，并不在乎少数党员是否退出政党。只要党魁背后大财阀不退缩，源源不断地提供政治献金，政党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党魁的地位也无人能动摇。
因此，这些国家政党的党魁，他们推行的政策、主张和采取的行动，必然符合他们本人或者赞助人的利益。通俗地说，这样的政党，就是一家以政治为主营业务，做“政治生意”的股份公司。
这些国家的政客，则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对他们来说，广结人脉，与财阀搞好关系寻求政治捐款，与党魁私下交易，组织选举团队，按照公关公司设计的形象包装自己，在各大媒体上尽力表演压倒其它竞争对手，与其他政客竞争上岗的机会，上岗以后按照幕后提供政治捐款和达成交易的各方的政治要求施政，是最重要的事。
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不过是几千个最有钱的家族提供候选人名单，推选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而已——至于竞选，则是职业经理人竞争上岗的过程。
政客们拿钱手短，收别人的钱，自然就要给别人办事。反过来，财阀给政客提供政治捐款也是为了让政客为自己办事。所以，虽然他们乐于炒作各种社会问题，吸引眼球，但是却往往并不打算真正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必然有深层次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制造这些利益冲突的却往往是他们要努力讨好、不敢得罪的人，亦即那些赞助他们的财阀，或者说，是他们的大客户。很显然，这些财阀出资赞助政党和政客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是为了维护对他们有利的深层次利益冲突。因此，这些政客在当选前往往渲染这些问题，在当选后则往往回避这些问题。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这些社会问题长期存在，得不到解决。
在这些国家，政党和政客都离不开金钱的资助，各种民间政治运动自然也离不开金钱的资助。在绝大多数社会下层为了挣钱糊口疲于奔命，社会中层乐于当搭车者的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很难想象，任何个人或组织能够顺利地组织并发动起持续的、有足够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政治活动。
在这些国家，金钱是政治活动的组织基础，政治活动为金钱而运动。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政治模式是“钱主政治”。
(二)
有些人，也想在中国推动这种政治模式，搞“钱主政治”和“政治生意”。这些人，境内、境外都有。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利用改革的机会，使用黑色、灰色手段，依靠保护伞，谋求了大量的非分的利益，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这些人可以称为灰黑富豪。
他们知道自己的财富来路不正，也知道自己的保护伞会定期退休。与那些实行“钱主政治”，公开允许搞“政治生意”的国家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领导人的人选与金钱无关。所以，有钱未必能找到新的保护伞。不仅如此，新一届党中央上台以来，大批老虎落马，这些老虎大多身兼保护伞的角色。
这些灰黑富豪很担心自己的保护伞退休不能再保护自己，或者在自己的保护伞被打老虎的时候，自己也会被追究。
他们当然很希望中国也能像西方国家实行“钱主政治”。那样一来，他们拥有巨额财富，中国的政局自然被他们左右。那时，他们可以决定国家领导人人选，影响国家政策。如此，他们既可以避免被追究，更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权力和相应的经济回报。
不及如此，任何公职都有任期，但是财产不会定期突然消失。由于马太效应，富豪的财产只会越来越多，而且可以不断继承。所以，只要推行“钱主政治”，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无法撼动，并能世袭下去。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便能永远控制社会，统治绝大多数其他社会成员。
这是罗马共和国和今天以罗马共和国为蓝本的西方国家之中，极少数家族世代统治绝大多数人的秘密。中国的灰黑富豪自然无限羡慕，也希望中国能效仿之。
第二类人，是外国资本或敌对势力精英，或者与外国资本和敌对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
如果允许“钱主政治”，他们便可发挥资金优势，利用支票簿把其选择、培养、扶植的傀儡代理人扶上台，成为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而合法控制中国大陆政局，并制定对其有利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
如果看看台湾领导人、日本领导人、韩国领导人、新加坡领导人、缅甸领导人，遇到大事首先征求美国意见，看美国脸色，听美国指示，唯美国马首是瞻，就会清楚如果在中国大陆推行“钱主政治”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时代，那些信奉“修昔底德陷阱”的境外势力的这种要求自然尤其迫切。现在，他们虽然有资金优势，却不能插手中国大陆的政局，难免心急手痒，气急败坏。
第三类人，是那些渴望做“政治生意”的“在野政客”。
有需求就有供给。有人希望在中国搞“钱主政治”，自然就有人希望从事“政治生意”，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
其中，灰黑富豪和境外势力是需求方，需要“钱主政治”。境内的“在野政客”是供给方，准备为需要“钱主政治”的“钱主”提供“政治生意”服务，充当政治职业经理人。
这些人，往往有律师、记者、学者、明星的身份，有广泛的人脉和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呵以遗世。愿往事之。”
境内外这三类人，都是深谙此道的。
这三类人有相同的利益和目标，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支持，帮腔作势，为推动“钱主政治”和“政治生意”不遗余力。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应该承认，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现有国体、政体，尚不完善，存在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裙带关系、以权谋私等诸多问题，与共产主义理想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却能有效避免由金钱主导，可以通过巨额财产继承，便于境外插手的“钱主政治”模式。因此，这三类人视其为其攫取权力的最大的障碍。
于是，百般诋毁、不断尝试颠覆现有政治制度成为他们时刻不曾放松的主业。
(三)
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也是希望推动“钱主政治”的三类人中的一员。很显然，他属于第三类，即希望从事“政治生意”的“在野政客”。
贺教授有北大法学院的平台，政治能量不小，经常提出一些皮里阳秋的观点，曾公开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并公开表示，自己是党员，且绝不退党!
最近，贺教授又抛出言论：1)要求公布团中央人员和职级配备等情况;2)全国人大应公布团中央本年度预算详细数字;3)共青团本是一个群众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不应由政府预算供养。可否考虑逐渐回归本位，由团费和募捐来自养，日常业务大量招募自愿者从事以减少开支;4)呼吁取消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
前两项要求不说了，因为都有公开的资料。贺教授如果孤陋寡闻不知道，可以亲自去看。
说说后两个要求。
这两个要求，一点也不新鲜，其实就是要求共青团按照西方政党模式运作。西方政党就是这样组织的。因为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所以财阀才可以通过控制钱袋，控制党魁。党魁则通过控制党的财源，控制政党。
如果按照这种模式运转，那么共青团必然变成被财阀控制，仰财阀鼻息的青年组织。各级团干部，则成为被财阀雇佣的组织干事。
愿意出资的财阀是谁呢?很显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境内灰黑富豪和境外势力——国家公共财政不许支持共青团，境内多数平民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共青团，能拿出资金的也只有他们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饭，共青团如果接受这样的捐款，组织性质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那时，共青团组织会为谁的利益而运动，大家想想就明白。
那时共青团也不宜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既然已经靠灰黑财阀或者境外赞助维持，为赞助方的利益运动，与共产主义不搭边，自然就应该改名。比如：如果接受开放商、地产商的赞助，应该改名为“房地美青年团”;如果接受美国、日本的赞助，应该改名为“亲美日青年团”。
那时，由党通过共青团提供的对青年的扶助、教育、培养、引领工作必然瘫痪。
抛开扶助工作不说，看看教育、培养、引领工作。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有朝气，有活力，有干劲，爱憎分明，满腔热血，敢想敢干。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处于三观形成期，缺少社会经验，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有些人认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化社会，青年人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他们有足够的辨别是非能力，不需要共青团组织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引领。
这些人可以看一看极端恐怖组织ISIS是如何通过互联网在发达国家的青年中招募志愿军战士的。事实上，这些发达国家的青年在国内被互联网上传播的ISIS的宣传资料所吸引，抛弃父母和祖国，跑到叙利亚加入ISIS，信仰极端教义，杀人放火，制造人间灾难。血淋淋的例子在那里摆着，难道我们希望中国青年也误入歧途，被类似的组织拉下水吗?
进一步考虑，那些愿意提供政治捐款的灰黑富豪和境外组织，不正是看中了青年的这些特点吗?他们出钱究竟想干什么?如果想到各国颜色革命的主力，都是青年的话，也就不难猜出他们的真实目的了。
群众团体究竟应该由谁出资，接受谁的领导和指挥?公共政治活动究竟是否应该由政府出资，接受政府的领导?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有人认为由政府出资、领导，很可能会出现官僚主义等诸多问题。这是没错的。
但是，应该看到，如果政府不出资、不领导这类团体和政治活动，民间富豪和境外势力自然会趁虚而入——自然会有人出资、领导，尤其是民间富豪和境外势力希望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时候。民间富豪或境外出资、领导群众团体，必然使群众团体为民间富豪和境外势力控制，成为其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这类群众团体参与的政治活动，其内容和性质，必然受赞助方操纵。因此，这类政治活动，往往会成为民间富豪或境外势力对政府施压的政治手段，甚至演化为街头暴力政治。
贺教授是法学教授，以他的学识，自然能看到这一步。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究竟想干什么?
贺教授，您未免有些太急不可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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