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
本文选自《天涯》2005年第1期，原题：《九三年》、革命与人道主义
1990年代，李泽厚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个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卷入这个浪潮中，当然选择不一样。于是“左派”成了一个贬义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新左派”，其对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很有意思，左派的对立面不叫“右派”，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于老百姓对左派印象不好，就把这些为工农说话的、主张公平的、为革命辩护的人叫“左派”。
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是不对的。
革命是人性的表现。当一个社区把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怎么能不革命。这时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革命包括不包括杀人，包括不包括杀错人?必须非常残酷地直面这些问题。正因为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训、血腥，它替整个人类做了一个实验，使以后的革命少了很多残酷。
现在电视台都喜欢播法律节目，往往一切坏事都归结为不懂法律，归结为法律不健全。法制节目一方面确实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却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秩序进行辩护。
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吗?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法律为谁说话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百姓被冤枉了，没人替他说话，而黑社会老大、官员被判了死刑，有那么多大教授出来给他辩护。根本问题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
现在按照著名法学家的说法，那杨白劳就是该死，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这就是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道理，是整个世界强权的道理。在这样的强权社会中，我们怎么思考?
革命是社会出现了问题，严重问题，就像人得了病，打针吃药不行了，必须要动大手术。要把坏肉割掉，就得割掉一部分好肉。谁也不可能找到好肉和坏肉明确的分界点。所以为了完全割掉坏肉，就必须割掉一部分好肉。但动手术不是最终目的，就是病人，他也会问，我病好了目的是什么呢?
鲁迅说过，医治人的灵魂比疗治人的肉体更重要。鲁迅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以前是学医的，他放下医学的手术刀，拿起医治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说，这些人天生就不是革命家，他们是理想家。他们设想有一个很完美的革命。他们开始就想“毕其功于一役”，认为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鲁迅为什么对革命这么坚定，鲁迅没把革命想成太好的事。他把革命看成就是动手术，谁会把动手术看成是好事呢?
我们今天能体会到:一个好的社会能不革命就不革命，革命不是好事，能不能通过改良就解决了，解决在萌芽状态。但是一旦革命，就有它的必然性，接受或参加革命时就要接受它的残酷性，革命就是带着血腥的。革命就是不可能把脏水泼掉，把婴儿完整地留下，很可能一批婴儿被抛出去了。这只能说是天道太残酷。
鲁迅一方面没有把革命看成太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更残酷的是，鲁迅根本就没有想到革命要胜利。
他认为很多人参加革命是为了革命要胜利，甚至一部分人是算准了革命胜利才来参加革命的。用今天的话说，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入股，入了一个“革命股”，等着分红的。这样的人，一旦革命遇到挫折，马上从极左变成极右。
4?12大屠杀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自首，这些人一个月前还是非常革命的。这样的人很容易从极左走向极右，见风使舵。把革命想得太好，这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发生的问题。
革命初衷，如果是小规模的暴动还有个动机问题，如果发展成规模比较大的革命，初衷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往往是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比如“文革”，起源动机都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一个新建立的政权，面临腐化的危险。一批共产党的官员，虽然跟今天比，算不上什么腐败，但别人的孩子走路上学，你的孩子车接车送，这给普通百姓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毛泽东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要推翻新的官僚体制。
“文革”是人民正义的起义，是中国重新推翻官僚体制的起义。但“文革”同样有一个幻想，认为经过“文革”，中国就全好了。虽然政策是不杀人，但他要改造人的灵魂。毛泽东有个太超前的愿望，他要改造人性。而改造人性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过的，中国有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通过一场革命把人都变得大公无私，而大公无私是做不到的，反而培养了大批的伪君子(今天的右派“精英公知”)。不是把革命想象成一次革命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想“改天换地”。由于愿望的不切实际，革命中途发生了问题，被革命的对方所利用，最后就夭折了。
光说“文革”中有大量的武斗，但现在却不去研究谁挑起的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哪里来的，包括很多重型武器，机关枪、坦克是谁给的?还有武斗中吃亏的是哪些人，是哪方吃亏了，是代表基本群众的吃亏了，还是高干子弟?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总之，“文革”是一笔糊涂账。今天一说什么不好，就说是“四人帮”，再进一步说，就推到毛泽东头上，说是个人崇拜造成的，而对革命本身不能好好思索，于是从革命马上跳到反革命。
《走向共和》其实是在帮助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它是在否定革命。很多小孩看了以后，都认为孙中山是坏蛋，最好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是大英雄。就在去年高考中，有学生就写，慈禧太后是民族英雄，她忍辱负重，外抗强权，家里还有一帮不懂事的人，还有孙中山这样的捣蛋鬼。
他们的理解是，只要你是革命的，那你就是坏人。这类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学术背景。对晚清、近代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档案的解密，革命神圣化的光环去掉，使我们也确实知道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人嘛。一旦是人，就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些情况下人格修养也不一定都那么高尚，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对这个人的整体否定，革命领袖人格上的缺陷和他的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不因为秦始皇、汉武帝的缺陷就否定他的贡献。为什么对我们共和国的奠基人要求这么高?
对他的神化和妖魔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因为过去太神化，所以现在就很容易走向妖魔化。妖魔化的基础是原来什么都好，不能有缺点，而一旦发现了缺点，就说成是骗子、大坏蛋，是魔鬼。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对贪官污吏要不要宽恕，法律对他们要严一些还是宽一些。从这样的问题入手就会挖得深一些。今天的老百姓觉得法律太宽松了，隔一天枪毙一个，都有人漏网。这不是一种法律思维，这是民怨。鲁迅临死前的一句话:“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一生都在反对宽容。
今天很多批评鲁迅的人在推崇胡适，称他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也莫名其妙，胡适怎么就自由了，鲁迅怎么就不自由了?鲁迅从不考虑宽恕，他经常考虑复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世界都在鼓吹和平，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说这样的话，是保险的，保证“政治正确”。不管心里怎么想的，表面要说正确的话。
鲁迅一辈子总是喜欢大多数人不喜欢的东西，他说话犯忌讳，喜欢猫头鹰、乌鸦。他在《野草》里有两篇文章都是《复仇》，他强调复仇的正义性。复仇是以人性为基础的。
如果你被杀得家破人亡，心里产生复仇的想法，这是不是合乎人性的?这时候能批评你残酷吗?这时候你想把凶手全家都杀掉，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合乎人性?
现在我们有法律，你不能自己复仇。法律剥夺了个人的复仇权。你不是要选择民主社会吗，那你必须交出你个人复仇的权力。法律是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掌握在谁手里?法官律师手里，但他们也是人，其实你是交给了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他们用暴力剥夺了你的个人复仇权。
我们假设法律很好，把凶手抓住了，凶手枪毙了，但这个凶手用很残忍的手段杀过你一家六口人，而一颗子弹就把他解决了，这是否合乎人性?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没有问题但从人性上考虑，你心灵的创伤是永恒的。而古人解决这个问题，则可能是我去把你一家杀了。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长盛不衰的原因。
因为武侠小说弥补了法律的不公正。你杀了我一家满门，我就要杀你一家人，我不考虑他是妇女还是儿童。你让我讲人道主义，你杀我家人的时候怎么不考虑人道主义?
鲁迅不但自己说一个都不宽恕，他还告诉许广平和他的孩子，最要小心的就是天天讲宽容的人。他们损了别人的牙眼，还不让报复。
一般说，讲宽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害怕别人跟他算账。现在很多人都要求，其实也都实现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要求最强烈的是那些利用种种不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的人，已经成功地把国家财产转入自己账户的人。他们急于让国家利用法律形式把他们的既得利益保障下来。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样写，只有在中国要求这样强烈。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宽容。
现在有好多学者在为有钱人说话，说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赦免企业家的所有原罪，不管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说这样才能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的人权也是这样丧失的。
美国不断地批评说中国没有人权。他们的批评也有道理，传统上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是存在，但新出现的这种对人权的剥夺是现代化带来的。为什么外国人愿意在中国投资，因为他们在中国投资能得到在世界各国都得不到的实惠。革命的目的如果是平均主义，那就是革命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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