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转眼，事情已经过去个把月了，高考也结束了】，一个传说中的高考“减招”消息在湖北和江苏引起了考生家长们的强烈反应，尤以江苏的动静为大。这些考生家长自发地行动起来，对所谓的“减招”表示抗议，迫使本省的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重点高校做出了不减少本地招生数额的承诺。在维护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计量的既得利益的共同目标下，他们暂时忘记了在即将到来的本年度高考考场上互为对手的真实关系，团结起来发出了一致的呼声，不得不说，这是有点令人惊奇的。
考生家长们机智地将利益诉求包裹上了价值观的话语，提出争取“教育公平”的诉求。这使得探讨一下教育公平的真实涵义、尤其是在教育公平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的真实涵义显得有必要。另外，鉴于这些考生家长们的行动与争取教育公平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鸿沟，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从“教育公平”说起。
教育不等于学校教育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青年十年寒窗，终于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艰难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数千，而他的老板恰是他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在高校扩招导致就业难的背景下，这个段子被用来说明“读书无用论”。
在苏鄂考生家长们争取“教育公平”的行动开始后，另一则“寓言”开始广泛流传：一个家长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写作业，在家里打工的保姆把题目拿过来，轻轻松松地把题给解决了，二人一聊，原来是同年参加的高考，保姆还比雇主多考了若干分，结果保姆没考上，雇主却上了一本，因为前者是江苏人，后者是北京人(也可以是天津人或上海人)。这个故事宣扬的是“一考定终身”的道理。
两则“寓言”的立意完全相反，但都有道理，因为在现实中分别可以找到事例予以支持。
如今已经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多样的，如果不把成功仅仅限定于学术体制或者说科研体制这种特定范畴内的逐级晋升，那么高考的重要性远不如传统社会的“科举取士”了;从另一个角度说，如今的价值观也是单一的，即把挣钱多少当作衡量成功度的最高标准，那么，是否完整地受过大学教育或者是否上的是否是好大学并不那么重要——乔布斯和扎克伯格都是从大学肄业的，马云毕业的院校也很一般。
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成功应该说仍然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的“教育”就不限于学校教育了，而是指广义的教育，即人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中所接受的一切熏习。换句话说，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把教育做广义的理解，就要承认，家庭及家庭所处的阶级的背景才是教育质量中最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教育又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前不久，网上流出一段美国总统候选人特郎普的外孙女背中国古诗的视频，“心机”比较重的评论者认为，精英一边用魔鬼方式训练自己的孩子，一边忽悠穷人的孩子接受所谓的快乐教育，让他们只知道傻乐呵，这是精英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巩固阶级格局。即便抛开这种“诛心之论”，也要承认这样的逻辑：在美国，精英阶层懂得掌握与中国打交道的本领在未来的重要性，但平民未必有这个见识，即便有，也未必请得起有能力教授标准中文的保姆。
今日中国的父母也陷在这样的焦虑中，但凡有能力，就要让孩子从小上双语幼儿园，上各种兴趣班，尽可能多地学习才艺。接受综合素质教育的多寡和质量，直接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实力。
与此同时，家庭的实力与社会关系还与公立教育系统的资源分配互相渗透，比如：原本为了方便就近入学的中小学入学改革催生了学区房的概念，孩子能不能上好的公立学校，要看家长能不能负担得起高房价;各种各样的特长生加分、共建、“占坑”等围绕进入优质公立学校而展开的入学竞争，其实都是围绕着家庭的社会资本总量而展开的竞争;各大高校越来越多地推行自主招生的实践，以替代高考，这种招生形式排除的也是因家庭背景差而导致素质教育程度低的学生——近年来，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只有6%来自农村，艺术特长生没有一人来自农村。
近期上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2》中反映了中国的富人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的现象，并且把“学区房”的概念引入了洛杉矶。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人群可以绕开国内的教育体制同时又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了。
经过这样的简单分析，那些为了高考“减招”而“冲冠一怒”的苏鄂家长们大体属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是可以推想出来的了——他们大体是城市下层中产阶级，更富有的人已经用各种办法避开高考了，这些人对高考并不敏感。
捍卫高考的人士最重要的理由是，高考是唯一公平的制度，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不靠“拼爹”而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这个理由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已经松动了，学校教育只是广义教育的一部分，高考的结果是广义教育的反映，“拼爹”从一出生就开始了。
社会分化的现实已经反映到高考题目中。2015年河南高考作文材料是，一位父亲在高速公路上边开车边打电话，孩子在旁劝告无果，报警让警察对父亲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考生给父亲写一封信。题目中的父亲显然不会是一位货车司机，而是一位开着私家车带家人出行的中产人士，这样的题目让农村的或者家里没有车的考上如何答呢?
比教育公平更基础性的问题是社会分化，教育公平只在社会分化程度尚在可接受范围内才能够努力接近。其实，我们已经失去讨论教育公平的社会基础了。
教育公平的真实涵义
所谓“减招”之所以引起江苏考生家长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江苏省历年高考的一本录取率并不高，2015年只有9.6%，在全国只能排到第26位。他们认为，江苏的教育质量全国领先，高考题目难度高，如果全国一张卷，全国统一录取，江苏考生上重点大学的比率应该远高于此，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火上浇油的还有江苏省教育厅发言人的一句话：“江苏是东部发达省份，也该到为全国做贡献的时候了，不能江苏教育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国家要求你做贡献，你不去做，这肯定是不行的。”对此，江苏家长在网上掀起了声讨的浪潮，一边渲染学生的辛苦，一边指责该发言人“对不起江苏父老”。
这样的讨论就引出了另外一个探讨教育公平的角度。教育公平只能在一国的范围内讨论，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无所谓教育公平的问题;但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又不能简单地以国家为单位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剂和再分配，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全国一张卷”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和差距，这样看似公平，实则不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其涵义既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也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和补偿。
江苏的基础教育质量高是不容否认的，而且江苏人有长于读书的传统，清代的科举共取过114位状元，江苏一省就占了46位(浙江20位)。但这能说明江苏人比其他地方的人聪明吗?恐怕不能这么说，还要归结为鱼米之乡的自然条件比其他地区好，在生产力不高的时代就能够产生更多的剩余用以供养足够的读书人。如今江苏仍是发达省份，江苏经济的发达除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之外，又附带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倾斜的因素。政策倾斜导致大量的资源向包括江苏在内东部地区聚集，中西部人口大量涌入劳动。所以，江苏的发达是合力的结果，其中当然有江苏人的贡献，又并不完全是江苏人的贡献，谁到底贡献了多少，这是一笔算不清楚的帐。
仅就高度教育资源而言，江苏也是全国最好的省份之一，全省共有134所大学，列全国第一，有11所211重点大学，仅次于北京，列全国第二，有7所教育部直属院校，仅次于京沪，列全国第三。2015年，江苏高考的录取率为88%(北京的录取率为80%，低于江苏)，本科录取率为51.7%，均位列全国前列。看似可怜的一本录取率也大有门道，有人计算了江苏考生被211高校录取的比例，为5.7%，高于全国水平1个百分点。
江苏高考的211高校录取比例高与省内211高校多直接相关，大学因为要占用所在地的资源，所以在招生上向所在地倾斜是个惯例。但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个焦点所在地湖北有7所211高校，浙江却只有浙大1所。这样的高教资源分布就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发达与否解释了，而只能归结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南京和武汉在近现代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高教资源是国家重要的公共资源，其形成和积累是举全国之力的结果，理应为全国共享，加上国家有必要行使的调控职能，即便真的缩减了江苏省内高校在省内的招生，分配给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人口大省，也是理所应当的。江苏人没有任何理由将省内的重点高校视为私产，湖北人也是如此。
在教育议题之外
前文之所以将减招打上引号，是因为这是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减招”说并未在任何正式的文件中出现过。官方的说法“调出高考招生计划”，支援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江苏调出38000个名额，湖北最多，为40000个。
这两个省份之所以调出指标最多，首先是因为苏鄂两省高校多，2015年高考的录取率分别达到了88%和87%，其次是因为计划生育效果持续显现，导致2016年考生人数进一步减少。江苏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减少32500人，如果把调出的38000个招生指标也留给江苏本地的话，会出现招生数多于考生数的情况。
教育部下达的调出计划是个指导性计划，具体方案由各省安排。江苏将38000个指标分解为9000个本科，29000个专科，面向中西部招生。与此同时，2016年对省内招生的计划也早就做好了，不但没有减少，本科招生计划还比去年增加了2500个。也就是说，即便家长们不闹，江苏的重点院校在省内的招生也不会减少。湖北也是同理。
关于招生计划调出一事，微博认证为北师大副教授的“飞扬南石”撰文分析称，除了部分重点大学不愁生源，很多大学尤其是地方院校是招不到足够的生源的，政策对跨省招生还有严格的限制，此番以支援中西部为名扩大招生，对苏鄂的地方高校而言是重大利好，同时又不挤占本地名额，这是十足的多赢格局。家长们的闹实在是毫无来由的。
苏鄂考生家长们争取“教育公平”的行动很可能是一场乌龙闹剧，是对政策的误读导致的。但这个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新的条件下讨论“教育公平”的契机，这我们在前文已经谈过了;同时，这个事件也说明了一些教育之外的问题。
首先，考生家长们的激烈反应是社会竞争残酷化的表征，在阶层格局已近固化的情况下，对大多数没能占得先机成为人上人的人而言，任何一点损害下一代上升空间的可能性都是无法承受的。
其次，利己主义已近深入骨髓，城市下层中产失去了全局观和关爱他人的情怀，只剩下捍卫既得利益的决心，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时代，“支援中西部”这样的旧式话语被挤压得毫无生存空间了。
再次，各方陷入各自的利益之中，失去了用准确的语言描述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家长们只能打出“争取教育公平”的口号遮盖自己的真实想法，江苏省教育厅发言人的表态也让人无法信服。网上对这位发言人的人肉搜索和恶毒攻击，也显示了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
这是个名与实严重脱节的时代，充满了分裂与对立的情绪，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争论热点，各方自说自话，什么严肃的问题都没有被提出，什么也都没有被解决。
总之，社会病了，这只是一次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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