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采访。昨天晚上，与一干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记者等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位北京来的专家谈起了他当年插队的事，写忠字挣工分之类的。言语中通过对自我当年的调侃和奚落流露出对那个年代的某种情感。旁边有个记者帮腔，喊打倒邪教云云。
上午，一道同车外出，与该专家坐在一排，于是问起他的这段经历，才知道其父乃是某省的前计委主任，母亲也是干部。文革开始不久，都被打成了走资派。他说他的，我提我的问题，但他接着说他的，基本没有回答。事实上，也回答不了。
该专家说，他当时感到特别不公平，因为父母是走资派，他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弄个袖标都是件激动得不得了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姐姐是造反派的头头。
我的问题是，你因为上学期间被排除在红卫兵的队列之外，就感到如此的不公平，而当时还有很多穷苦孩子上不了学，但他们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一直到今天，那些上不起学的也没有认为社会对自己不平等，怪就怪自己命不好。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他接着说他认识到的那个年代的荒诞。我问到他什么时候下乡，他说是68年，到了大别山区。当地的农民没有把他当什么走资派的后代，就当是城里来的知青。那里的人哪都没去过，听他说去过北京什么的，很羡慕。他又抱怨，说见识到了农村不阳光的一面，知青下乡政府管他们一年的粮食，第二年就要求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劳动挣粮食吃了。而农民对此不满，因为他们根本不顶一个人干活，还要占一个名额分有限的口粮。
这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于是问道，当年你们去的时候，政府还给你安排了一年的粮，给一个学习自力更生的过程。可是今天农村人进城谋生，没有任何人管他们，不管车票，下了车第一夜住哪也没人问，这个差别很大的，他们为什么没有觉得不公平呢?这是不是个该想想的问题?
专家说，农村人出来是应该的，只有出来才可能过上好日子。他作为知识青年后来当然回城了，本来在设计中也没打算不让他们回来。他说后来又去过插队的大别山，看到很多年轻人都走出来了。他还跟当地老乡说，要出来。
我追问，城里人当年去农村，有安置有过渡，农村人进城有什么呢?
他说，时代发展啦。
我说，是啊，时代发展了，那么应该是农村人进城来谋生，就不能只给一年的粮食填肚子的问题，还应该有更好的条件，比如职业培训啊什么的。可是现实是，什么都没有。农民工里从来没人抱怨，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专家就有点着急了，说当年红军还吃草根树皮呢，现在怎么不吃了?
我说，这个比方不恰当，反了。
他说，怎么反了?
这个时候，到了地方，就下了车，回来的路上也没再说。中午饭后，专家收拾行装，要赶回北京了，我还要留下几天。于是告别，交换了名片。我重提他那个比喻，您那个比方打得不恰当啊。
他已经反应过来了，说是是是，咱们有时间再交流。然后给了一个他对那个时代斩钉截铁的判断，说是十几年反思的结果。
天知道是不是会再聚在一块交流。但争论涉及的问题——关于平等的意识竟然是这么的不平等，而这一切如此被视为当然——让我很难过。
说实话，这位专家称得上仪表堂堂，人也直爽，说话声音大而且不绕弯，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恶感的。但他的观点，我只能说太狭隘了。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是毫无敬意的。我尊敬的是高梁这样的真的知识分子，顾准先生的儿子。我尊重他胸中有大爱而无小我。
我们在争论的时候，那个喊打倒邪教的记者和另一个所谓专家学者在后排聒噪，说什么法西斯啦什么斯大林啦，我没有理。根本没什么好谈的。(2008年)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