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为何“痴心不改”？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张维迎与林毅夫(资料图)
张维迎最近有点火。事情起因于他跟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是否必要”的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张维迎不是“有点火”，而是“非常火”;不仅“非常火”，还“非常牛”。因为，那是一个主流经济学“非常火”且“非常牛”的年代。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呢?在那个年代，即使你不懂经济学，只要你对市场神圣的教义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地高呼“私有制万岁”，你就会如同秦火火一样，想不火都不行(注1)。
我说“张维迎有点火”，这个“有点”是一个事实判断，没有贬低这位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的意思。
世界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混到眼下这幅光景，虽不至于说都是主流经济学的功劳，却与主流经济学的为所欲为不无关系吧?虽然市场神圣这尊高大上的菩萨还在继续高大上，但表面的金粉大面积剥落，连里面的泥胎都露出来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张维迎还能够“有点火”，实属不易。这至少说明，对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哪怕它与实践发生了“逻辑不一致”(所谓“理论没错，是实践错了”)，张维迎依然是“痴心不改”。
我对张维迎所坚持的“逻辑”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张对这个逻辑何以能够“痴心不改”?于是我想起了马克思。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
我以为，坚信“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而只有“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才是宇宙真理——正是“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的“傲慢地断言”，或许就是张的“痴心不改”的底气之所在吧?
不过，张维迎的底气还有可能来自于某种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同样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为了维护“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资本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而“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要不然，他们“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
子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取得丰厚的报酬，经济学家就必须向资本证明自己的学问很值钱。他们是如何证明的呢?他们是这样证明滴：
凡是参与了坚信“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教学、科研活动的，都是经济学家或著名经济学家，其活动都可以作为经济学学问高深的有力证据。反之，凡是参与了质疑“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教学、科研活动的，都不是经济学家，或根本就不懂经济学，其言行都可以作为经济学学问肤浅的有力证据。
注1：有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导最近告诉我，也是在那个年代的某一年，在一次学术答辩会上，鄙校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青年教师，在面对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提问”时，轻蔑地摊开双手，耸耸肩回答：“马克思是谁?我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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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之争再续，张维迎指出林毅夫四个错误，林毅夫逐一反驳
几天前，为了“产业政策是否必要”这一话题，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争得面红耳赤，而今，关于这一话题的第二轮论战再次打响。
主角之一的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认为，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但是另一个主角——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大国发院教授林毅夫则反对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是相当自由的，但依然发展得不好。
此外，张维迎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但是林毅夫反驳说，这种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
关于企业家精神和产业政策、战略与体制的关系，两位教授又分别作出了批评和回应，以下是“论战”原文。
张维迎：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四个错误
(1)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之前没有发展。
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由于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则从一个南北战争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农村的农业国家，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我们高兴。这说明，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的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的经验不相容。理论上，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陕北缺水，农民不会自发选择种水稻。然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
(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诚然，企业家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他们与常人不一样，一旦成功便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才更加鲜明。四十年前，比尔盖茨预计未来将会是一个计算机的世界，所以他一头扎进了软件产业。产业政策能够取得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然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员的优势并不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而在于能够在现有的官僚主义下循规蹈矩地做好本职工作。在体制层面上，也并没有相关的激励促使政府官员冒巨大的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比尔盖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比尔盖茨只在乎个人计算机，而不看好互联网。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说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其无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将光伏产业扶植成主导型产业，用土地、信贷和税收等优惠来招商引资，导致过度进入的潮涌现象。
(4)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讨论体制与战略的问题，实际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如果个人可以成为实现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那么实施国家战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林毅夫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错误
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
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第三，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阐述。不过，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潮涌现象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导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最后，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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