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英国公投脱欧后，我曾写到：
“虽然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身陷危机，但欧洲危机的爆发却是最直接而强烈的。现在还看不到任何可能性，使欧洲能从这危机中逃脱。它成为首先被老虎扑到者，将是大概率事件。其他几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可以窃喜了。
然而，且慢。欧洲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温床，欧洲若垮了，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能独善其身吗?”(见王中宇《不只是英国》(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994571.html)
果然，11月美国大选，被主流建制派视为不靠谱的特朗普获胜。这标志着美国选民对主流建制派已经忍无可忍，宁愿选择一个不顾忌“政治正确”而直抒胸臆的“大嘴巴”。被视为最能代表硅谷精神的创业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大选后说出了特朗普获胜的原因：
“我们的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64% 55岁以上的人，其名下存款不超过一年，这本就是一大问题”
“千禧一代深深陷入这破碎的体系中，成为生活水平低于其父辈的唯一一代人。美国家庭的开支不断增长，而收入却停滞不前。剔除通货膨胀，美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17年前的水平，接近半数的美国人在紧急情况下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
“华盛顿首府富人区的人过得很好。我在硅谷工作，那里的人们也过得不错，但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生活在特区和旧金山湾。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享受到财富，这些人把票投给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并不奇怪。”
“美国的大笔贸易赤字说明美国有大麻烦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按理应该向欠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然而美国每年要进口超过5000亿美元的产品。这些钱流入金融财阀手中，扭曲经济使权贵们受益。”
“我认为特朗普在重大问题上的方向是对的。例如：自由贸易没有惠及所有美国人。对立方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精英们喜欢自由贸易。受过高等教育、制定公共政策的人解释说，根据经济原理，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可以让所有人收益。实际上，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已经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工厂和数以百万的工作，核心区域彻底成为废土。”
“我们的精英长期以来都习惯于否认现实的困境，这就是泡沫的来源。”(《彼得·蒂尔针对美国选举的演讲全文》http://tieba.baidu.com/p/4876510992)
这就是特朗普这只“黑天鹅”的崛起所揭示的现实。
接着，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11月20布的Ipsos民调中，支持率领先(29%)，第二位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21%)，第三位是左翼党主席Jean-Luc Mélenchon(14%)，而萨科齐已经宣布退出选举。于是有人惊呼，勒庞可能成为下一任法国总统，并称其为2017的“黑天鹅”。
英、美、法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观察发生在三国的“黑天鹅”事件，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反对“全球化”。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必然逻辑。.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起源与著名的十字军东征有关。公元12—16世纪，热那亚藉十字军东征而逐渐繁荣起来。热那亚经济的基础是对外贸易。造船、纺织、建筑和银钱业也很发达。14世纪时，其造船业生产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1世纪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撒丁岛和科西嘉的控制权后，热那亚以武力在北非沿岸强索到贸易免税权。11世纪末参加十字军东侵，在巴勒斯坦建立商业殖民点。13世纪帮助拜占庭复国，又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获得许多特权。13世纪末～14世纪末，热那亚进入鼎盛时期。1284年和1298年，相继在海战中击败其贸易竞争对手比萨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以武力保障贸易的扩张，实现大范围的要素自由流动，是热那亚经济体高速运转、从而得以兴盛的前提。实现这一机制依赖的是官商勾结：商人为官方贷款，官方以武力帮助商人扩大贸易范围。
以后，资本主义的霸权中心从热那亚转移到荷兰又转移到英国再转移到美国。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保障贸易的扩张，追求更大范围的要素自由流动，却一以贯之，从未稍停。整个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无论前期的殖民主义还是现在的“全球化”，追求的都是扩张贸易范围、推动要素远距离流动。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合理化的方向。然而现实中的“合理”准则，建立在资本利润、亦即资本增殖的基础上：但凡有利于资本增殖的事，就是合理的，所以鸦片战争被英国人称为捍卫贸易自由的战争(可笑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中国的精英在拾英国人的余唾);但凡无利于资本增殖的事，就缺乏合理性，所以尽管全球粮食产量过剩，依然有大量人口忍饥挨饿。
这样的合理性准则必然导致两个趋势：
其一，全球性的两级分化。人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区，所谓的G7国家，富裕、整洁、秩序、文雅。而在其边缘区贫穷、破败、混乱、粗野。同样的地球，同样的人类，分别生活在“天堂”、“地狱”中。这驱动边缘区的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富裕区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正是这越来越强大的移民潮，改变了欧洲、美国选民的政治态度，直接推动了英国的脱欧、美国的特朗普上位和法国的勒庞崛起。
其二，区域发展的高度不平衡使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的工资水准远低于其核心区。于是资本家本能地将产能转移到外围地区，导致其核心区产业空心化，大量原来的工人失去职位，社会地位日渐滑落。于是全球范围内区域间的两级分化推动了核心区内部的两级分化。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与社会大众成为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群体，由精英群体制造的“政治正确”日益为大众蔑视，直至打出了“1：99”的标语。
过去五百年，资本主义工商文明蓬勃发展，席卷全球。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推动的全球化，很难找到比上述引文更确切、深刻且正面的描述了。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上)
然而，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世界，却是一个本质上高度不稳定的世界。近四十年的资本主义道路，使任何中国人都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下述分析：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同上)
时至今日，从地域上看，资本主义产业链的扩张，已经控制了几乎全球人口，这个文明再无可扩张的空间了。从内涵上看，传统的靠实业获取利润、集聚资本的道路，已经沦为赌博性资本市场的“题材”，金融资本家已经将实业资本家玩弄于股掌之上，(在美国是金融业不成比例的膨胀，而实业步步萎缩，以至于奥巴马提出要“再工业化”;在中国，王石、董明珠就是眼前的案例)。
到此，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已经走近了自己的尽头。英、美、法接连飞起的“黑天鹅”警示人们，这个靠个人逐利动机配置社会资源的文明，正在耗尽自己最后的生存空间。
然而，从历史的视角看，人类社会从一个个相对孤立、独特的文明渐渐融为一个地球村，是不可逆的大趋势。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危机、国家对立、文明冲突、暴力事件与战争烽烟则警示我们，建设一个相对协和、稳定的地球村绝非易事，需克服巨大的障碍，面对艰巨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探索人类未来可走的道路。我们的先辈对此曾有过艰难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考古学家们发现，东亚大陆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新石器时代曾出现过众多互不统属，各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今天它们已演化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了。这一演化过程，与一个先秦时代的观念“天下”有关。从可考的文字资料看，“天下”一词最初出现于西周。西周金文《燹公盨》中有“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
所谓的“五经”《尚书》、《诗经》、《周易》、《春秋》、《仪礼》是中国最早的典籍。其中除《春秋》外，均出现过“天下”一词。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天下”一词大量涌现：《论语》23次，《老子》57次，《墨子》504次，《孟子》174次，《庄子》288次，《荀子》369次，《韩非子》255次，《吕氏春秋》260次，《战国策》498次。(见 时胜勋《先秦“天下”观考辩》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820130101945b.html)
“天”一词早期用于表述政权的合法性。商人的观念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将自己的统治地位归于“天”的授予。到了周代，统治者发现“天命靡常，唯德是从”(《尚书》)。“天”授的统治地位未必靠得住，只有统治者的“德”才能保住“天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子的尊严在诸侯的挤压下日渐失色。人们的关注重心渐渐从具有神学色彩的“天”转移到地理学、社会学意义下的“天下”了。
那时列国纷争，杀人盈野，当时整个思想界都在思考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我们的先辈没有像17世纪的欧洲人，去选择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去承认各国的主权与平等。历史证明，这个体系导致了欧洲长期的分裂与战乱，直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今天欧盟的衰微焉知不是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赐?
相反，当时我们先辈的主要学派都是“天下本位”。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墨子》，是先秦文献中使用“天下”最多者(504次)，墨子主张：“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韩非子》为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武器，《庄子》有“天下篇”，开篇就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专门讨论各家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孟子》则提出了自己“定于一”的方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先秦诸子意见纷呈，但在天下要定于一方面，却是一致的。这是秦统一的社会思想基础。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有天下“定于一”，才能消弭无休止的战乱。于是自秦以后两千多年里，大多数年代中国都是统一的。一旦分裂，人们总是向往再次统一，并不惜代价地付诸行动。1949年，解放军兵临长江。美、苏都希望国、共划江而治，使南北中国成为美苏间的战略缓冲区。毛泽东坚决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使中国避免了德国、朝鲜、越南长期分裂的命运。大多数古老的文明都于灿烂后衰败消亡，只有中华文明屡仆屡起，究其原因，顽强的“定于一”信念功不可没。
今天的全球，恰似春秋、战国时期的东亚大陆。各国事实上高度相关，但又各自独立。以邻为壑、尔虞我诈是国际政治的常态。虽然有联合国和国际法，但仅被各国视为争斗的舞台和工具。今天的国际政治/外交理论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能诞生梅特涅、俾斯麦、基辛格这样在大国间玩弄平衡的高手，却连人口仅及中国一半的欧洲都统一不起来。在人类已经掌握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今天，在人类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地紧密相互依存的今天，实现“定于一”是这个物种免于自我毁灭的唯一出路。环顾全球，具有这样能力与历史经验的，只有中华民族。
首先实现“定于一”的，是战国时的秦。
当时最现代化的是齐，齐立国之初，姜太公根据这里的资源禀赋，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基本经济国策，使齐国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聚集起一批寄生性的上层精英集团，在繁荣的齐国尤其严重。齐景公奢侈贪鄙，厚赋重刑，以至于被“诈仁”的田氏颠覆，史称“田氏代齐”。唐人皮日休在《橡媪叹》里叹道：“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田氏代齐”后，上层的寄生性与贪鄙短视如故，相国孟尝君养士三千，其中最著名的是冯驩。冯大才子动不动就呻吟“长铗归来乎”，为伙食、交通待遇发牢骚，名士派头十足。而大才子给孟尝君出的主意，一言以蔽之曰“狡兔三窟”，整个一个自保之策，而且不是保齐国，只是保孟尝君个人而已。可见，齐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了。
落后的秦同样有一批寄生性的上层精英，但秦励精图治，“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谏逐客书》)秦的改革方向是打击寄生性的精英集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靠耕战之策给底层百姓开辟上升通道，结果“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
齐、秦对比，证实了一条民谚：“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家“硬”否，但视其百姓的处境。而改善百姓处境，必须抑制豪强。若内政不修，却向外扩张，寻求转移矛盾，终会导致后院起火。美国上层精英集团在冷战结束后，一味在全球横行，却置国内底层百姓于不顾，结果导致主流建制派政客被选民抛弃。
因此，中国若要承担“定于一”的历史重任，首要的任务是修明内政。强力反腐是必须的，追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是正确的。而这建立在官僚群体的价值标准上。传统中国给官僚群体规定的价值标准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旦视其为标榜的官僚渐多，官场必然腐败。当今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它的价值标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章》第二条)。试问，而今有多少党员/官员真正认同共产主义?
依据共产党的价值标准，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绝非为资本家牟利。一个靠个人追逐利润的动机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必然导致货币循环阻滞，社会阶级分化。这既为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所揭示，又为当今统计数据所证实。不抛弃这样的经济建设路线，共产党的价值标准就只能虚悬，官僚群体的腐败就不可扼制。为了保障经济体运行，就只能向外扩张，以转移矛盾。而这条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已被反复证明势将激起被扩张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其他扩张者的激烈竞争，由此引发的战争比比皆是。
因此，不能再靠个人追逐利润的动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流动力。因此需以极大的努力培育整个社会的经济理性，以解决全社会生产与消费间的衔接问题。网络与云计算为此提供了技术手段，但相应的经济学研究远远不足。现实中，各网络公司、物流公司在进行着相关的实践与研究。连大资本家马云也说：“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马云：未来30年 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中国经营报 2016-11-21http://finance.ifeng.com/)。但其立足点局限于本身的“业绩”，仍未脱离资本利润极大化的范畴。
早期的计划经济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而分析多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所谓直接投入系数所反映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在现实中是高度复杂的。只有少数关系可近似地用直接投入系数表现，更多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且具有程度不一的不确定性，还有的关系干脆就是随机的。这意味着现实的经济关系的高度复杂性，需要持之以恒地积累、分析、研究数据，方能逐步把握经济系统运行的规律，从而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理性。
其次但同样重要，经济动力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在被尊为“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服务于私人资本家的自由贸易。马科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了这一意识形态起源于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五百年的强势扩张，推动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普世化，使其深深地渗入了社会成员的意识深处。恰如在自给自足+宗法制的传统中国，“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被视为天经地义一样。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可行，就必然需要形成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必然是漫长、艰巨、痛苦的过程。它将迫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可见，当代的“定于一”只能基于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个先进文明将以自己的榜样逐渐同化周边的地区。恰如历史上华夏文明被越来越广阔的地区认同一样。
我这样写，是不是民族自大狂?
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指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其理由有八。其中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
在其历史巨著《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结尾处，他写道：
“如果中国人真的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种伟业。”
阿诺德•汤因比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写这些话的。不管你是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这些话都值得反复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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