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的五个错误认识
错误地把“国退民进”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错误地把当前东北等地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有企业。
错误地把民间投资下降归咎于国有企业。
错误地希望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激发经济活力。
错误地把属于行业监管、行业政策的共性问题，归结到国有企业头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重视。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但是当前关于中国要不要国有企业、要不要坚持党管国企，不少人还有思想困惑。实际上，只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书本、不迷信西方，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党管国有企业，具有充分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
一、中国为什么必须办好国有企业
中国必须办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党管国企，这是政治上的要求，也是经济上的要求。从政治上看，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执政、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就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历史上，国有企业是中国启动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不是配角，更不是阻力。
鸦片战争后，历史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100多年的发展时间，但是民族资本并没有促使中国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民族产业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一切落后国家的共同命运：民族资本受封建制度和国际垄断资本双重压迫，不可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只能做附庸、做买办、寄人篱下。
中国进入大工业时代，是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国有经济体系开始的。1952—1978年间，中国每年积累的工业资产就相当于旧中国一百多年积累工业资产的总和，我国也因此成为世界唯一的产业门类齐全的发展中国家。这雄辩地证明，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振兴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两点：
第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国有企业打下的基础，在基础科研、人才、装备方面搭了国有企业的很多便车，大量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来自国有企业改制。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撑起完整的产业基础，民营企业也很难发展起来，就像旧中国和那些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一样。
第二，我国在世界上领先的载人航天、探月、深潜、高铁、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等领域，均是国有企业主导，打破了国际垄断。国有企业在安全生产、职工福利、社会责任方面，也走在民营企业的前面。
正是依靠国有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才获得了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正是国有企业实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一代产业工人舍生忘死，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每当国家和人民遇到危难，国有企业总是召之即来、不计代价，冲得上、打得赢。所以，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和灵魂。
放眼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在上世纪50—70年代迎来黄金时代，这同时也是其国有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苏联、东欧以及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曾经依靠国有化建立了比较独立的产业，成为“明日之星”，但后来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主动私有化国有企业，导致产业基础瓦解、资源主权丧失、贫富分化、社会动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也好，“新自由主义”也罢，都离不开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根源。
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国有企业的稳定器、压舱石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而是资本巨头和外资控制了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还会有国家独立和安全吗？还会强调和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吗？如果政务、交通、医疗等关键信息出现泄漏，还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吗？
一些声音否定国有企业，也正是看到了国有企业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要釜底抽薪。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社会账、安全账。
二、澄清关于国有企业的若干错误认识
当前对国有企业有一些错误认识，使人们看不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需要予以澄清。
1.错误地把“国退民进”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成功，就是因为打破了“所有制崇拜”，告别公有制、发展民营经济。这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6.6%，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不仅远高于旧中国(最高只有1.5%)，而且在世界各国也是领先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发展民营经济，又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才实现了经济奇迹。即使是90年代国有企业遇到困难，也主要是产业结构老化、重复建设、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等问题带来的，并不是公有制的问题。如果说私有化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那么就无法解释，俄罗斯、东欧、拉美等私有化程度比我国更高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奇迹，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俄罗斯的制造业至今没有起色。
2.错误地把当前东北等地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有企业
有的人认为“东北经济的问题，关键是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这种观点显得偏颇。经济困难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不可简单归咎于某一因素。实际上，我国国有资产占比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其资产、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占据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的1/10、1/8和1/5，如果算上在沪央企，比例更高，而上海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最高、最为稳健的地方之一。重庆“十二五”期间国有资产从1.7万亿增加到4.5万亿，同时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近年来，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辽宁省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已达到68%，超过了浙江(65%)和江苏(54.5%)，但辽宁省的经济增量却不见起色。怎么能把一些地方的经济下行归咎于国有企业呢?
实际上，东北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偏重、老龄化等原因，和国有企业没有直接关系。美国五大湖区、德国鲁尔矿区都是私有企业，资源枯竭之后照样凋敝，难道这也是“体制问题”?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体制机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质上并不是国有企业带来的，不能借此来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东北很大的优势是国有企业拥有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和人才，盲目进行以私有化为主导的改革将削弱这一优势，甚至导致大量失业、社会动荡。这方面，国际上不乏教训。
3.错误地把民间投资下降归咎于国有企业
在私有制条件下，投资同样会周期性下降，因为企业竞争性追逐利润的盲目性，将导致投资和产能过剩、平均利润率下降。不能刻舟求剑地认为，过去民间投资增长多快，现在就还应该增长多快。恰恰相反，目前还有投资空间的，主要是非营利性、公益性、战略性的领域和环节，民间资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觉悟为这些领域做贡献，还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关键作用。
因此，民间投资下降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能归咎于国有企业垄断和限制。在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关系。要避免有人利用“国进民退”的话题，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制造矛盾。
4.错误地希望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激发经济活力
多年来，我国流行着这样一个话语陷阱：只有市场和私营企业才是更有“活力”的，而公有制就是“僵化”的。这个看法不正确，是机械地照搬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一统天下，适当降低比例是必要的。但是目前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搞私有化，不但很难缓解已经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还可能加剧这一问题。
在能源、资源等自然垄断领域搞私有化，将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成本，山西当年私有煤炭企业曾出现普遍的官商勾结、安全生产事故和破坏环境等问题，经过国有化一些私营企业的整顿之后才有所好转。
在铁路、电信等具有规模效应的领域搞私有化，将破坏网络的整体性，增加交易成本和安全风险。
在公用事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搞私有化，将危害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影响民生，恶化收入分配。
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国有企业比例过高不同，今天不存在哪个领域，通过私有化就能够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反而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成本和风险。一个一盘散沙、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5.错误地把属于行业监管、行业政策的共性问题，归结到国有企业头上
比如，产能过剩，是由于企业的无序竞争和一些地方招商引资、放松规划和监管所造成的，但个别地方仅仅要求国有企业限产。再如，房地产行业“地王”频现，是由房地产政策造成的，国有企业仅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1.9%,如果仅仅要求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市场，地王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反而会降低国家的调控能力。再如，目前公立医院过度扩张，是由于其逐利性过强造成的，如果不扭转公立医院的逐利性，仅仅限制公立医院发展，甚至像一些地方把公立医院私有化，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上述错误认识的根源，除了有国企私有化改革将给少数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在思想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用西方的理论来比附我国的现实。
可是，即使是西方经济学者，也没有认为私有制就一定比公有制有效率。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的获奖成果“不完全契约理论”就认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场就是无效的，而改变所有制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替代办法。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也批评了认为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效率低的论断。
三、党管国企，最重要的是赋予国企精神和灵魂
我们说国有企业重要，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同时也是承担特殊使命、特殊目标的企业。经过多年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和市场经济相融合，这是巨大的成就。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任何一个企业要做强做大、基业长青，不可能仅仅凭借追逐利润，也不是只需对股东负责，而是要有更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党管国有企业就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适应国有企业承担新使命的需要，为国有企业明确方向和道路、赋予精神和灵魂，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引领者，成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道路的创造者和践行者，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排头兵和先锋队。
党管国有企业，首先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理想信念和发展方向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的企业家。国有企业的干部，首先是共产党员，应当是忠诚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战士，拥有超出一般企业家的更高觉悟和境界，在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而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待遇和事业成功。国有企业的职工，也不是一般的雇佣劳动者，而是要以主人翁的精神把国有企业办好，在实现中国梦、国有企业强国梦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吸引大批志同道合的优秀人才，面对挑战无往而不胜。当年，之所以“三湾改编”成为人民军队的转折点，就是因为通过党的领导，在思想上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我军和旧军队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条令、战术上，而在于其理想信念和政治路线，这是其强大战斗力的来源。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最大的区别，也不在于具体管理上，而在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应该成为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企业。1999年，中国重汽陷入困境，严重亏损，骨干流失，濒临破产，一批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怀着“要造中国自己的重型卡车”的理念，守住家底，二次创业，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重型卡车生产企业。如果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有了这种精神，还怕办不好吗?
1999年，中国重汽陷入困境，严重亏损，骨干流失，濒临破产，一批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怀着“要造中国自己的重型卡车”的理念，守住家底，二次创业，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重型卡车生产企业。
党的制度和文化本身是提升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资源，也是我国特有的政治优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政治工作、官兵一致等制度和作风，不仅是党永葆生机的保障，也同先进企业管理的理念相契合，被我国很多企业用在日常管理中，取得良好效果。甚至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也受到积极影响。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曾说过，华为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共产党文化。国有企业离党最近，就更有条件把党的制度和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营造风清气正、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企业。
党管国企，还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途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企业家精神”说得多了，“主人翁意识”说得少了，要扭转这种情况。办企业既要靠企业家，也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西方国家进入新科技革命时代后，也注意通过扩大职工民主、缩小分配差距、营造平等文化等办法，提高效率和职工认同感。我国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造成分配差距过大，引发社会矛盾。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让他们有尊严地劳动，发挥主人翁精神，激发创新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党组织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发挥作用，在重大决策、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听取职工意见，能够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是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党的领导，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管理企业。
总之，当前一些国有企业存在的战略不清晰、腐败、低效、官僚主义等问题，并不是党管国企带来的，恰恰是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后果。一段时间以来，把“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厂长负责制”和加强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一些国有企业成为了独立王国。实践证明，没有党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企业就容易迷失方向，没有严格的党内监督和群众路线，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灵魂、容易流于形式。可见，党领导国有企业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也是国有企业树立远大目标、加强管理、激励创新的现实需要。
四、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完全可以融合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企业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企业制度，而且都在不断完善。目前西方主流的公司治理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权分散、流动性强、外部资本市场约束、独立董事为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这种模式存在很大缺陷：股权过于分散，监督力量有限，独立董事不独立，市场压力导致经营行为短期化等。可见，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企业制度。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没有照搬西方，也就更没有必要照搬西方的企业制度。更何况，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对私有企业的股东负责，不存在对全体人民负责的问题，这种管理制度显然不适用于公有制企业。
事实上，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矛盾。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产权清晰的角度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很清晰的，党管企业并没有改变企业的产权，而是更好地让国有企业对其产权所有者——国家和人民负责。从权责明确的角度说，党对企业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代替，而是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力和责任，支持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包括职业经理人)依法履行职责，并且通过党的政治领导让他们既有分工制约、又有共同的目标和意志。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角度说，企业的党委并不是一级政府组织，党对企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以及参与重大决策，而不是参与具体业务。实践证明，这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能够防止独断专行和决策错误。
那么，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相融合呢?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做了明确回答：“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已经通过修改章程，明确党委参与重大决策和开展有关工作的具体程序，这就是“融入”和“内嵌”的具体体现。这一要求的实质是，党的建设不是企业的一个部门、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是要渗透到企业工作的各个过程、各个领域，实现党建融入一切工作，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最应该树立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自信，任何迷信西方理论、忘记历史、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国有企业的观点都是有害的。办好国有企业，是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理想信念的重要体现。在党中央领导下，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让中国的国有企业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党和人民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原标题：党管国企 有理有据——学习习总书记在国企党建会议讲话
红旗文稿2017年第1期 | 作者 江宇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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