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帝国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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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年2月19日下午
我今天的讲座，不能算是演讲，也不能算是讲课，只是一次朋友之间的聊天。我想把自己访欧的一些想法，以今天的讲座形式解说给大家听，跟大家做一次沟通和交流。
那么好吧，我就开始今天的讲座，今天的讲座题目叫《帝国随想》。我先讲第一个部分，就是今天讲课的缘起。
一、缘起
今天这个讲课是源于去年那个讲座，去年的1月2日我在北京的三联书店有一个关于美元霸权的讲座，其中涉及到一种货币的霸权的源泉，其实就是谈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缘由，那次主要是谈货币。当时很多朋友希望隔年(2017年)再讲一次，讲得再全面一点，再深入一些。可惜今年圣诞和元旦我去了欧洲，走了英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脑子里面装着还是一些过去的旧资料，想通过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想把一些历史和现实的事情穿起来，所以就准备了这次讲座，好多朋友也希望我能够讲一讲访欧的一些体会和想法。我原来定在春节讲，后来时间比较紧，略作了推迟。现在是2月19日，好在正月未出，也算是完成了朋友们的交代。
通常我们会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实大家都熟悉，很多人也一直手不释卷，一直在读。“行万里路”，这里面就有一些窍门、技巧。因为走的过程中，看似走路，实际上是在“走”书，是穿行在历史和现实中间。
在北京的时候， 一些好朋友也希望有时间教教小朋友怎么读书，怎么做学问、做研究，我想正好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将我自己研究财政学、史学的一些想法或方法，给大家做一个交流。
如何读历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要知道整个的历史，不管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实在是太过浩大。对普通人而言，历史确实浩如烟海，不知道如何进入，更不知道如何出来，就是走进历史和走出历史。这里有一个角度问题，就是你如何进入。同时，也有一个完成哲学抽象的过程，你如何把纷繁复杂的东西简化、归纳，并进行抽象，然后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很重要。
我在研究西方史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方法，我把西方史简化了。其实西方史很有特色。西方史它有重点和非重点的部分，其中，我把西方史概括为两个大部分或者三个大部分 ，就是罗马帝国史、大英帝国史和美国史，其中大英帝国史和美国史它具有连续性和同质性，也可以把它算作一个部分。
为什么做这个简化?罗马帝国史起于前27年，结束于1453年，横跨1500年。大英帝国史起于1588年，结束于1945年，之间差了135年吧。但这135在一个历史长河中算短暂的一瞬间，还不是那么重要。此后就是美国史，美国史非常短暂，不足百年，今天就不作为我们帝国随想的主要内容，捎带谈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把历史这样做了简单的归纳，其实西方史就变得容易读了，它变成了罗马帝国史和大英帝国史，这就容易读了。另外，今天《帝国随想》这个题目也就是扣在这个主题上面。读史要有一个角度，要抓重点，我想应该如此。
穿越历史，或者是读史，特别是读西方史，其实目的不在西方，在中国。是我们远离本国的现实，或者是远离本国的历史，换一个角度，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的事情。在整个西方史里面，有很多东西与中国历史具有同质性。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一些历史，它对中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帝国崛起的经验，也要同时认真的审视那些帝国消失的原因。这里有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未来进行政治经济诸方面设计发展的一些钥匙，或者说是一些路径的启示，这对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二、罗马帝国的基石
今天的缘起就讲这么多，我想了一下，大体上讲这堂课的目的方法就说清楚了，然后我们开始介入今天的讲课的主题了，也就是今天讲课的第二个部分，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罗马帝国的基石”。
罗马帝国是始于公元前27年，结束于公元1453年，统称为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中间又做了非常详细的区分，其中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应该是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395年，东罗马帝国大概可以从395到1453年。这两个区分意义重大，因为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395年西罗马帝国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国家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重要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比较强大，或者比较好的一个时段。
罗马帝国后半段东罗马帝国，就是从公元395年到1453年，这样一个过程，差不多1000多年，恰好吻合了欧洲的中世纪，也算是欧洲或者西方史里的一段黑暗时期。我们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经历了一段比较混乱的时期，有一些同质性，但也不完全是。
(一)西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罗马帝国，它也有分期，被分为前期帝国、后期帝国两段。在讲罗马帝国之前，我们可能要讲一下罗马帝国前的一段历史，因为在罗马帝国之前，曾有数百年辉煌的罗马共和国史，它是从公元前509年到公元前27年，差不多将近500年这样一个时间，实行的一种共和体制。从公元前27年后进入帝制。
了解罗马帝国的“共和”这段历史，侧重点可以从凯撒入手。凯撒的这个时间，正好是公元前100年，它的时间点正好是耶稣降生的前100年，其中的意义是非常深的，而且它很有趣。凯撒的出现，他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或者创立者，也有些史学家，将凯撒的执政的时间，作为罗马帝国的起始点。
一个帝国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它的逻辑过程。我通常把这个逻辑过程分成四个大的方面来分析和考虑：第一，就是帝国的出现，要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第二，就是帝国的出现，要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第三，就是帝国的出现，一定有坚实的法律基础;第四，就是帝国的出现，一定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我们通过进行这样一个简单分类，看一个帝国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引领潮流?怎样影响世界的发展?然后看它如何在生成的过程中完善，最后走向破碎，甚至走向衰亡。
这里面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迪，这些启迪对今天的意义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1、罗马帝国建立的哲学基础
那么好，我们先来看罗马帝国建立的哲学基础。
其实罗马帝国的建立是与古希腊的哲学，当然后来古希腊哲学衍生出古罗马哲学，是有着一种相伴生的关系，刚才我讲到罗马共和国，它的时间点和古希腊哲学的时间点是高度吻合的。
古希腊哲学是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出现的这样一种广泛的哲学、哲学家、哲学学说和这种哲学发展的一种兴盛的一种状态。
历史上对希腊哲学有诸多的分歧，何新先生认为希腊哲学这个提法本身是有问题的，而且认为，希腊哲学史是伪史，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不讨论古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的真伪问题，留给其他哲学家们去争论吧。我们主要讨论那个时期，在那个地中海沿岸区域出现的这些思想对古罗马帝国建立的影响。
在讨论希腊哲学或者罗马哲学的时候，会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哲学概念。我想，我们今天不讨论哲学概念，甚至包括像自然哲学这些概念，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些概念，我们都不讨论，因为不想把问题搞得过于学术化，过于复杂。所以我用打比喻的方式来讲希腊哲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
比较有趣，希腊哲学实际上它是在六世纪希腊城邦奴隶制时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考，它很有点像中国儒家的哲学，它实际上是在为新型的这样的城邦国家，或者城邦的统治者，提供一种思想基础，或者治理逻辑，或者是一种看法的这样一种哲学。
因为思想家们总是要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提供一些理论方面的依据，它更像是孔子总结了周朝一些重要的思想，把它汇聚而形成中国儒家的一些哲学或者思想。
古希腊哲学的后半段，原来他们可以把古希腊哲学分成三个阶段，后半段或者后部分也是凯撒深受影响的部分，实际上我认为有一点中国法家的气息了，因为凯撒在公元前81年跟随马尔库斯前往小亚细亚，开始比较系统的接触希腊哲学，而且在公元前75年在罗德岛，他拜师米龙之子阿波洛尼奥斯，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希腊哲学家。
凯撒在年轻的时候两上小亚细亚，也曾两次前往东方。其实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毗邻希腊土耳其这一大片区域。在这个地方比较系统的接受了古希腊哲学的熏陶，其中他本人比较倾向于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实际上我把它比对为中国法家的思想，就是他崇尚法治，崇尚独裁，崇尚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
一个哲学体系的生成，在建立国家或者建立帝国的过程中，意义是不能小觑的，它的意义太重要、太深远了，因为他会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会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建立法律体系，建立制度的逻辑基础，或者叫伦理基础。
我们看到，恰恰是希腊哲学前半段形成了罗马共和国的一个建立的基础，恰恰是希腊哲学的后半段，也可以称之为罗马哲学、古罗马哲学，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个问题将来有空，我们“新思读书会”可以请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来讲这段哲学史，可能会对大家有更深刻的帮助。今天哲学问题不是重点，所以我们简单说几句就掀过去。
2、罗马帝国建立的政治基础
谈到罗马帝国，就不能不说它的政治制度。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一般的我们把它定义为普林斯制，或者直接称为元首制，他在表面上保留了共和国的一些元素或者说样式，比如说民众大会和元老院，但是民众大会和元老院的职能被削弱了，而帝国的元首开始集军政宗教大权于一身，并且可以不断连任，成为了实质上的皇帝。
当然了，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皇帝，他把自己称为第一公民，很有意思，实际上“共和”的遗迹在他们身上还是有充分的显现和表达的。
罗马帝国继承了罗马共和国从军事民主制到共和制，最后落实到君主制。罗马的政治是随着整个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哲学思考一直在进行革新，正是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为罗马的帝国扩张提供了条件，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每一次前进的脚步都适应了他们国家的发展，也同时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们如果要反观一水之隔的希腊。虽然希腊人把城邦文明发展到了极致，他们也有强大的思想理论，可崇尚自由的希腊却一直没有出现君临四方的君主，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虽然有灿烂的文化，却无法建立强大的国家。在很多时候我把希腊看成中国的鲁国，而罗马帝国是强秦。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内容，就是政治和它的文化的连续性。当然它的哲学基础决定了它的政治基础，或者是决定了它的法律体系。但什么才是最适应的哲学?什么才是最合适的政治?而不是简单以好坏来评价，这个非常重要。
3、罗马帝国建立的法律基础
谈完了罗马帝国的政治，我们要简单说一下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因为一个帝国能延续长达数百年，甚至长达一千五百年。当然这一千五百年叫罗马帝国，但很多时候跟罗马帝国可能没有必然联系，或者是它已经是一个皮而已了，但它毕竟延续长达一千五百年。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法律体系或者是它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国家所讲的“礼”，因为他整个体系的建立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先进的、可操作的、具有约束力的、完整的法律体系，显然是无法支撑一个政权长期存在的。在罗马的法律体系的建立中，凯撒帝国的建立者，以及前罗马共和国的一些重要的领导者，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致于他们的一些内容影响到今天。
罗马共和国开始一直到罗马帝国颁发了一系列的法典，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罗马法典。公元 2世纪的时候，法学家盖约著有《法学阶梯》，算是对《罗马法》比较系统的一个总结。到了公元3世纪的时候，法学家们编成了《格列哥里安法典》和《赫尔摩格尼安法典》，保存了大量皇帝的法律，《罗马法》整个体系由此而建立，它形成了以后的大陆法体系的法律结构。其中一些法律一直影响至今，比如说关于债权的法律就是债法，关于物权的法律就是物权法，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然后持续不断的进行完善，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基本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在法律方面的贡献，我个人认为罗马帝国在法律方面做得可能比我们的秦法或者汉法、后来的唐法更系统和更完整一些。这个《罗马法》是值得今天我们中国人好好去思考的，因为今天我们关于债的法律、关于物权的法律还有待完善。
今天的欧陆法系我们也把它叫做成文法，实际上就脱胎于《罗马法》。它整个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才能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接受的、民众接受的、可以建立国家的这样一个经济行为的规范。当然也包括政治行为的规范，但我们今天的侧重点还是讲经济行为的规范，或者叫做支撑国家机器存在的那部分税收和税负劳役的相对合理和相对合情的法律制度的安排，它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为对外扩张而形成的强大的这种站立的、坚实的制度保障。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你只能是一个小的城邦国家，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小的落后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它是非常脆弱的。整个欧洲在没有这个《罗马法》出现之前，它就是一个细碎的，很细碎、很细碎的、小的城邦国家的集合，《罗马法》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读帝国史的时候，要高度重视《罗马法》，它是帝国的生命源泉，或者说是命根子。
4、罗马帝国建立的经济基础
讲到罗马帝国，它和我们的大秦帝国、汉、唐不太一样，我们是标准的内陆文明，而且整个这个内陆文明是建立在高度农业发达基础上的，罗马帝国不完全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它濒临地中海，它有贸易上的优势，同时罗马帝国的建立一直处在一个向外扩张和征伐的过程中，所以它和我们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我刚才讲的罗马帝国的四大基础：哲学基础、政治基础、法律基础、经济基础。它的经济基础在共和国时期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这样的基础上，相对来讲比中国的结构复杂一些，我们相对比较单纯，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今天没有办法把罗马帝国的经济基础做详细的细分，其实也没有必要。另外，我查阅了一些史料，我对现在形成的对罗马帝国经济分析的史料是不满意的，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再重新做，并加以完善。
讲罗马帝国其实人们一般谈论的都是西罗马帝国，甚至谈论的是罗马帝国前的罗马共和国，但真正的时间长度最长的是东罗马帝国，也可以叫后罗马帝国，它的时期正好是涵盖在欧洲的中世纪，实际上罗马帝国由西罗马帝国的完结而走向衰落或者没落。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虽然在传承上，特别在法律传承上，还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做了传承。但由于整个结构的退化，就是一个好的法律体系并不代表这个制度，它就不会退化。它还会不断退化，在创业初期和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景象，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会发生变化。另外罗马在地中海沿岸的地理位置，处于相对狭小的区域，使它也无法形成一个像中华文明那样的一个相对稳定态。西罗马帝国是被日耳曼人消灭掉的，就是德国人把西罗马帝国终结了，东罗马帝国是被今天的土耳其终结的。
(二)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是在公元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苏丹默罕默德二世率军攻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也叫拜占庭帝国灭亡了。
1、政教合一
在漫长的中世纪过程，就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进入到中世纪，从476年到1453年的一千年的中世纪过程中，罗马帝国虽以帝国的名称存在，但其实质性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世纪的黑暗主要表达为政教合一，宗教的这种控制：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这样一种垄断和控制。关于中世纪的事情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但今天我们不讨论为什么会有中世纪或者中世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有诸多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有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小的部落或者是城邦国家长大、成熟，并且不断地发动各种战争，整个欧洲也反复地、不断地被外族入侵，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中国的样式。
在访问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时候，除了看到西罗马帝国的一些遗迹以外，更多的是看到了整个的中世纪时期的一些影响，其中亚洲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波斯，还是突厥，还是中华文明的一些影响，都能看到一些痕迹。欧洲在中世纪处于一个剧烈的碰撞、民族迁徙、战争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的过程也有大规模的文化或者是文明的冲突、交融和互相借鉴，为中世纪的结束、近代的开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们花一点时间谈谈文艺复兴。
2、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我把它说成是罗马帝国的落日余晖。有趣的是罗马帝国的落日余晖竟然照亮了英伦三岛，为大英帝国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或者是思想基础。
公元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在意大利首先迸发出一股资产阶级的文化性潮流，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随着贸易的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开始露头了，在这个时候形成了文艺复兴的基本的经济基础。一些思想家们开始进行哲学的思考了，但是意大利的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恰恰是源于古希腊哲学或者古罗马哲学，所以他们在古人的论著里寻找依据和思想源泉，所以整个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
很多人对文艺复兴运动有比较单边的看法，其实不是文艺复兴。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简单的文艺复兴，他们只是借古典文化的这只“长矛”，去刺穿黑暗的中世纪形成的那些旧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体系的“盾”。他们只是借用“长矛”来挑战现实，借用历史来挑战现实。因此，文艺复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注意到在科学、文化各个领域里的一些影响，其中你如果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作品、艺术品，像米克朗基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所留下的一些东西、一些痕迹，但最重要的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导致了激烈的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战争，为开启整个西方现代化、近代化或者西方文明起了一个奠基的作用，或者是整个文艺复兴孕育了整个现代西方文明。其实，文艺复兴的产生以及文艺复兴的影响，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深刻思考和好好研究的。
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发生，而且从意大利开始发生，然后影响到整个欧洲特别是影响到英伦三岛。它与古罗马帝国的传承，与古罗马帝国、与意大利或者是罗马人内心深处的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这与中国人的儒家文化的熏陶精神具有同质性。在外族入侵或制度堕落的时候，这种内在的精神哲学会发生作用，会促使现实发生变化。我注意的不是文艺复兴的内涵，因为类似于这样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我在意的是文艺复兴发生的节点，其实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同时，中国正处在明清这样一个时期，那么中国在这时候有没有文艺复兴呢?为什么它没有变成文艺复兴呢?它为什么不能孕育中国的现代化呢?这是我这次出访的时候内心深处的一个很深的结，一个打不开的结。
与文艺复兴相对应的同时期，实际上在中国也出现了对传统儒家哲学、儒教的思考，其代表人物其实就是陆王学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阳明，也就是心学的出现，但心学与文艺复兴中的那些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又迥然不同。
为了比较容易的讨论问题和解说，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下，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英帝国的环节，在这一环节我们再来讨论当时中国人在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进入到近代以来这样一个耻辱的过程、落后的过程?
三、大英帝国的兴衰
一般认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系统建立起大英帝国的时间节点，但是我本人还是接受史学家们的一般看法，就是将1588年到1945年这个时间算作大英帝国的正式的这样一段历史。
1、大英帝国的政治基础
在讨论大英帝国的时候，我们先从它的一个政治基础入手。其实，英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英伦三岛是很特殊的，它与欧洲密不可分，又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分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宗教上甚至行政管理上，它深受罗马帝国的影响，但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变得非常重要。在讨论大英帝国建立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要回顾一下，这件事对建立现代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事情就是《自由大宪章》的出现和签署。《自由大宪章》是1215年也就是我们宋朝的时候，英国贵族诸侯在骑士和士民的指示下，发兵反叛当时的约翰王，迫使约翰王签署了这个大宪章。我上次去英国的时候，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看到过，它是写在一个羊皮卷上的。
我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了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这个《自由大宪章》，这个大宪章在时间节点上很有趣，它在签署时正处在中世纪的末期，但实际上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的局面在欧洲已经开始酝酿和生成了，而英伦三岛正是这样一个贵族庄园结构，虽然有国王，就好象皇帝和诸侯的关系，同时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经济发展的非常好，这个时候它需要一种分权或者分权制衡的安排，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自由大宪章》出现了，《自由大宪章》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自由大宪章》出现，它对《罗马法》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化。在《罗马法》的前期，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时候，其实国家的立法权在元老院手里，并非在皇帝手上，在帝国建立之后，因为法律体系已经完备。所以皇帝手上的立法权，或者是更改立法权;或者虽然因为独裁，但立法权还是受到某种制约的。但这种制约，对边缘的地方往往是无效的。类似有像英国这样的地方，立法权高度垄断在国王手上，而国王利用立法权，往往对贵族、骑士、自由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所以，《自由大宪章》的出现，第一个意义就是贵族与国王进行分权，也就是说对立法权进行分割。
《自由大宪章》建立了几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自由大宪章》建立了由25个男爵成立的监督机构，它最后就发展成国会。制度性的监督机构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形成了对国王的立法权的完整约束。第二，对于税负的讨论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法律安排。这个法律安排实际上就形成了以后的议会，那个时候叫税政会议，讨论征多少税这个事情，为以后议会的建立形成了基础，他就形成了现代的这个政治制度，就是议会制度。第三个事情就是它有一个保护财产的法案，就是反剥夺的法案，实际上就是国王不能无厘头的对贵族，对骑士，对自由民的财产进行剥夺。这个法案形成后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完整的法律体系。这个我们不能把它算作英国人的创新，其实是《罗马法》案里面的物权法案的再次重申和完善。《自由大宪章》的第四个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经商自由的法案，实际上它就是允许商人们在合法纳税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迁徙、贸易，这为以后英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个法案实际上也是《罗马法》案里面的一些内容的，再次重申和自此确立。只不过是他们对王权做了比较系统的限制，而提供给自由民更大的一种商业自由，它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刚才讲了，我们在明清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我们甚至在宋元明的时候，没有发生这种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大宪章》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对应的思考和理解，中国的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且太发达，在高度这样一个发达的情况下，而且是有强大的文化先进性，因为中国有了造纸术等四大发明以后，又有了现代化的公路交通体系和这种信息传输渠道，整个行政体系对国家的控制，在宋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宋朝非常典型：内部高度发达，外部压力巨大，就是这种来自于外族入侵的压力非常巨大。它对于高度集权，又有着一种非常紧迫的需要，这种压力。要应对外族入侵，必须建立一种相对集权的制度，以整合资源进行战争。所以，我们在1215年，英国人在搞《自由大宪章》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出现是逆向行走，它使中国进入一个真正黑暗的时期，或者是一个过程。
实际上在秦、汉，中国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我们已经不再分封建制了，就是我们不是王了，不是分封诸侯和王，而是郡县制。宋的时候，这个郡县制已经发展的非常完备的一个体系，所以中国不存在像欧洲大地上那么多的庄园国家，或者是庄园奴隶主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也不存于来自贵族，或者是骑士，或者是自由民对皇权的约束。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因为中国的皇权和英国的王权还不完全一样，它里面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中国的皇权是脆弱的，中国的皇权实际上是以所谓皇帝的名义形成的一个官僚阶级体系治理国家这样一种状态，平民与官僚体系分权制衡的这样一个局面，终于因理学的出现，在宋以后被残酷的压迫下去了。
直到民国，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形成对官僚体系有效约束的法律制度安排，中国没有25个男爵形成的这样的监督机构，就是国会不可能形成，也没有讨论税政的这样一个会议。我写过文章说过，在我们历史上，近现代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一次税政会议，就是宣统二年，我们有一次开会讨论税政问题，当然那个是非常原始的，可能还没有讨论出来一个结果。民国在刺刀下面讨论的一个会议，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个根本不能叫做税政会议，也就是中国没有形成行政体系以外的，对立法权的干预和约束的这样一个机制，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说制度设计，比如说，议会或者是国会，中国也没能形成对抗官僚体系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案，也没有形成平民自由经商的这样一个法案，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
2、大英帝国的哲学基础
我们在讨论大英帝国的时候，还是要讨论这个大英帝国形成的哲学基础。它的这个哲学基础不是来自于英伦本土，而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意大利，来自由东罗马帝国晚期的这个文艺复兴革命和宗教革命形成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中，一些重要的思想传入英国，在英国被发扬光大，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文艺复兴末期，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的重要人物，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莎士比亚，比如说培根等，他们对这个大英帝国的建立，完成了哲学的奠基，实际上形成了新的理性主义，他们不再进行一般性的诡辩，或者说是一般性的帝王之师的这种诡辩或者是解读，他们是理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形成了一整套的关于自然、科学、伦理、社会一整套的看法和体系。这套看法和体系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不断地由认识、思想认识、哲学认识转换为法律的建设和制度的建设。
其中，培根算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主张发展生产，渴望探索自然，要求发展科学，并且身体力行。他们对所谓的经验哲学、神学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和挑战，培根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四假象说，将我们那个时候宋明理学形成的那样一种在欧洲同样存在的一种病态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因而出现了一大批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思想家，为整个社会的变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要知道，任何一个帝国的建立，都一定会与一大批思想家的产生，并且他们的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是必须出现的基础，哲学的基础，思想的基础，理论的基础。我们今天要想的问题，恰恰在于此，我们国家的崛起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上，思想基础上和理论基础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培根算是英国的一个思想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们以科学方法观，以实验定性，以归纳为逻辑方法，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关于物质本源的思想，是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运动有其特性，运动是物质的属性，他们是从唯物论的立场出发，指出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自然界，认识及其发展的规律，恰恰是这套体系，为英国的现代化，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反观中国在同时期，中国所谓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提出了什么，虽然我们在同时期我们也有一些流传千古的文人骚客，但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没有适应历史发展这样一个变化。我去年、前年两次批苏东坡，遭到了很多朋友的不满，甚至很不开心。我也对宋明理学，对程朱有很大的意见和看法，也让一些朋友不满。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才华，不是说他们没有根基，但是他们的角度和立场，甚至于他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从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思想不是推动了，而是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提古人呢?是因为今天中国依旧是一大批这样的人，甚至以这样的人为主形成中国的主流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这个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无法构建一个伟大的帝国，对崛起可能是负面的意义，而非正面的帮助。
我其实在讨论大英帝国的时候，其实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在去英国的次数多一些，对大英帝国的这两件事情，它貌似孤立的事情其实它有连贯性，同时它又与罗马帝国的文化传承有连贯性。一件事情就是1215年发生的，《英国大宪章》，另一件事情就是1688年发生的这个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他主要是1689年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君主立宪这样一个体制，实际上君主立宪体制建立，不仅仅标志着大英帝国走向了一个制度建设的非常重要的过程，同时，它事实上完成了英国的现代化。大家要记住这个时间，1688年，因为这个时间节点，跟我们中国的时间节点是有强烈的对比意义的。然后，在两百年之后，就是这个法案建立两百年之后，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被欺凌侮辱。我们在同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在走。
光荣革命，他的意义在哪里呢?光荣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实际上是英国的资产阶级从英国的统治集团手中夺取了立法权，这个革命当然是要夺权的，但它夺取的权利是立法权，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它没有说革命完了以后，推上一个新的皇帝，或者一个新的王，我们必须清楚这个革命的直接后果，不是一个新的王朝，而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再说一遍，光荣革命的结果不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近现代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革命，进行了无数次的我们把它叫做文化革命或者叫文革，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是政权的更替吗?是国王的更替吗?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做到了吗?我们一次次的革命，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很少有人去思考，我看了很多关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一些资料，包括外国人写的和中国人写的。特别是中国人写的，对帝国的评价，负面的东西比较多。因为这里面任何的帝国都非常血腥，不仅有民族压迫，又有阶级压迫，所以非常的血腥，也非常的负面。一个负面的东西可以存在，并且可以变的强大，甚至可以存活那么长时间。但存在总是有原因的，存在应该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或者是思考，事实上帝国包括凯撒的出现，包括大英帝国的出现，不完全是英明的君主或者一群优秀的人进行征讨征伐。他们在制度意义上，他们实际上是解放者，因为他们创建的那套制度和体系，更有利于在这个体系下生活的那些自由民，所以，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并且被他以外的人民所向往、所渴望，所以它才能成为帝国，他才能征服。
回到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讨论大国崛起，我们自己的哲学体系具有穿越国界的先进性吗?具有俯瞰历史的高度吗?我们自己建立的法律体系具有对其它国家的一种普适价值，或一种普适的能力吗?在此体系之上，形成的政治军事经济能力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具有解放的意义吗?如果你具有，那你一定会崛起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只有我们在这方面足够强大，才有可能支撑一个伟大的货币，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不是你在海外建几个离岸交易中心，多几个人使用的问题。货币是一种信用，一种无形的东西，是真正建立在哲学、政治、法律和经济基础上的。今天我们讨论的四大基础，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你以为是央行聪明的几个小男孩就能够搞出来的货币，那真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方式，甚至比封建迷信还可怕!
3、大英帝国的法律基础
下面我们还是讨论大英帝国的第三个基础，即它的法律基础，也就是我们讨论的普通法系，包括一些细的条文，与罗马的成文法系不一样，是一个判例法系，更接近于判例。他的好处是非常非常适合即刻出现的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社会现象，法律是为社会服务的，为老百姓服务或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是成文法远远是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而且落后的时间长度，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我们了解中国的法律体系，我们的成文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没法解决。另外，成文法是普适的法律，普适的法律解决不了非常复杂的利益纠葛的问题。我觉得整个英美的普通法系，确实适应了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大英帝国的发展需要。
跟成文法比较，英美法系，多采用判例，或者判例法原则，基至陪审团的制度安排，也是源于一种哲学思考的。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是一个是非判断的原则，这很重要，这里有一个立场和角度的问题。在很多时候由于立场和角度的不同，所以在法理认证与伦理认证的角度上，可能会出现剧烈冲突，因为成文法是建立在法理和伦理基础之上的，而判例不一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尖锐时，处理法律问题，可能现在的英美法系更直接、更有效些。
回到中国，中国的法律建设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后突飞猛进，但我们到底应该是走一个什么样的体系?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同时借鉴罗马法典和英美法系这种体系，来构建我们自己的法系，或者不管是成文法，普通法也好，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这个事情在今天应该变的极为迫切了。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前段政治方面没有解决好分权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立法权到底在谁的手中没有解决好。我们的法律体系又是一个成文法律体系，具有滞后性，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非常大的制约，在某种程序上起了负面的作用。我真诚希望中国的思想家和法律学家，更多的思考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更加的关注社会和民生，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自私的法律人。
4、大英帝国的经济基础
在讨论大英帝国的哲学基础、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之后，我们理论上应该花一些时间，讨论大英帝国的经济基础。大英帝国的基础和罗马基础完全不同。因为大英帝国在建立之初，在一个英伦三岛上，面积和人口也都相对狭小的区域，主要是农业社会和部分的手工业，它固有的基础完全不足于支撑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也是大英帝国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它主要是靠工业革命所建立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形成的殖民，并通过殖民建立了更广阔区域的、更广大人口的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给我们有许多的启发，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国内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大英帝国建立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思考，有许许多的的实践，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在英国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英国的税制，我也尽可能的查找大英帝国时期的税制，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和统治，通过税制的延伸使英国变成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恰恰因为这个税制，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的25个男爵，恰恰是因为英国本土贵族形成的立法结构，导致了对英伦本土以外的殖民地的不合理的税制安排。换句话说，在英伦之外的纳税人并没有立法权，这是大英帝国衰败的根本问题，也是罗马帝国衰败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纳税者没有议税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它也必然导致残酷的经济问题，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美国也因独立战争而崛起，以及以后各殖民地的抗争、崛起，也导致大英帝国的挖解而分崩离析。
当然，罗马帝国也是同样的问题，他们的部落看上去有诸多诸多的原因和要素，诸多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税政的问题。由于纳税人没有议税的权利，没有议政的权利，没有立法的权利，以致于往往遭受到官僚体系的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最终起来成为反抗者，而终结了帝国的发展，也终结了帝国的存在。这个基本的结论，我们必须非常深刻的理解它，必须要结合今天的现实来理解它。美国成为帝国的历史不足百年，为什么会走到最近一个时期开始出现了颓废的状况呢?因为它向全世界征收了鋳币税，但它征收鋳币税的人民并没有美国的议税权、议政权、立法权，这是不可持续的，它一定会出问题的，现在事实上它已经出了问题了。
去年的1月2号，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议税的权利，或者议政的权利，或者立法的权利，就没有纳税的义务”这样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其实这个重要的原则，也是美元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因为货币是一种信用，作为一种信用，它必须建立在人民共识或是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这种共识实际是一种权利的集中表达，即“无代议不纳税”。“无代议不纳税”是一个强势货币，或者是一个国家货币存在的法律依据。当然一个国际货币有着深刻的伦理基础和哲学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缺泛足够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我们去年和今年才出现了人民币的压力，而这有极可能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个，有点对不起，昨天在办公室准备今天下午讲课的资料，结果在昨晚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时，把手上准备好的材料给弄丢了。现在好多资料重新来不及整理，原本打算将一些照片、图表展示给大家，今天也没有办法了。我想今天要讲的前三个部分：缘起、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的问题，就先讨论这么多。下面留点时间，我们讨论一下中国崛起的问题。
四、中国崛起的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的游客行走在英国和意大利的土地上，去回看它们身上曾经的辉煌，其实想的更多还是中国的现实。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真的很了不起的一百年，我们的前辈们和先烈们用他们卓绝的努力阻止了中国分裂，阻止了中国的堕落，开始赋予中国新的生机、新的活力，使她开始慢慢的走出颓废，走出衰败，开始蒸蒸日上了，甚至开始超越了大多数西方的先进国家，在经济实力上开始向最高水平冲锋，准备登顶。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崛起了，是真正的大国崛起。无论是我们的经济增量，我们的经济总量，还是我们的资产总量都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是，我们那四大基础里面的前三大基础够吗?这是我在《帝国随想》里最想说的一些问题。
我们整个的崛起，我们的四大基础哲学基础、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确实是做得不错，够了。但是我们的哲学基础够吗?我们现在基本的哲学思考能不能支撑?我们不能像西罗马帝国那么长的时间，差不多将近四百多年、五百年，也不可能完全像大英帝国也差不多将近四百年，如果算上美国的话。如果不算的话也很长的一个区间。当然整个的罗马帝国的时间接近一千五百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哲学基础可以支撑这个吗?我们是否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为中国未来的崛起进行哲学的思考和准备?我们的思想和理论是不是正在完成一种伟大的构建呢?我自己的看法是有一点悲观的、不满意的，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没做好，我们不能轻易的去批评别人。
1、哲学基础
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掠过弗莱堡》。《掠过弗莱堡》这篇文章是涉及到哲学也涉及到一些思想史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建立的一些问题。其中重点谈了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百年论战，这是思想史上重要的论战，论战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中国汉代的盐铁论，这里边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哲学思考。那篇文章算是我较早的一次或者是初步的一次梳理，但是仅仅是梳理，梳理并不代表有了一个完整的结论，结论这件事情还早着呢。
后来我又写了《新社会主义论》，写了三稿，其实现在还在写，还在修改，没完成。因为《新社会主义论》如果完稿的话，大约在十万字左右。后边最后的这一个稿大约是接近四万字左右，对社会主义其实是对国家的这种制度建设进行了思考。但是这个《新社会主义论》的哲学高度仍然是有欠缺的。在北京过春节的时候向一些老师请教，就是《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一个样的哲学基础?这个思考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中国的根子，或者是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的底色，实际上是儒家传统。然后我们在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接受了来自于西方的一些思想。其中对新中国建立有重要影响意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想法叫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哲学的杂交和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这种杂交和融合能不能生成一种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的新的哲学体系，以至于它对中国的现实具有包容性，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前瞻性，同时对全世界经济又具有某种启发性，形成这样的一个完整哲学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之上形成一整套的思想理论。要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是被奴役者，是反抗者，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者。就是说，我们的哲学、思想和法制制度建设，尚不具备那种超越世界的先进性，具有明确的一种对人类文明站在高处的一种引领的地位，所以我们也暂时还不具备一种解放者的姿态，我们既不是引领者也不是解放者，我们仍然是处在反抗和学习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必须成为引领者甚至成为解放者，我们任重道远!
哲学说到底是人对自然、对社会、对我们内心的一种理解和认识，这种认识、这种理解是我们构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基础的依据，非常非常的钦佩我们的古人，我们古代一系列的思想家一直在发出天问，他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心一直有着深刻洞见，虽然那些洞见离我们很远了，但是那些洞见曾经在他们的时代具有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并由此而构成中华文明的元素。我们今天还是应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完成对现代中华文明的重新构建，这个构建的工作才能构成我们政治制度和基础法律制度，使我们维持经济一直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2、政治基础
我今天讲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大家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上看到了什么呢?罗马帝国的特点叫普林斯制或叫元首制，大英帝国的基础是君主立宪制。那么我们必须思考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在冥冥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有某种历史的实用性，我在讨论德国历史学派的时候我借用了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它之所以存在，并且它能有效的带领中国完成经济的崛起，它一定有它非常独到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否认一种政治制度，或者是用一种世俗的眼光，我说的是理论上的世俗去判断一个制度的是非黑白。实际上中国的现行的政治制度具有普林斯制与君主立宪制复合的特征，它是不是先进的、文明的，我们现在先不必去做更深的判断，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显然具有某种实用性，但我们必须知道它，以探究竟。
3、法律基础
在法律问题上我写了不少的文章，好多朋也都熟悉我的想法，就是我提出人民立法这样的一个主张或者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人文环境中落实人民立法?需要有非常了不起的这种创建，从哲学和思想上的解说，以至于在政治上完成这样一个历史创建。我们今天讲过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乃至于美国出现衰退，或者衰败的原因，我们谈到了人民立法权被剥夺，纳税者不能议税、议政，以至于最终社会走向撕裂，走向对抗。谈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那么我们未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人民立法权的落实问题。
人民立法权，它不是我们原来简单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全部权力，因为人民不应该持有司法权和行政权，至少不应该完全持有，那是民粹主义。文革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实验，人民不仅拿到了立法权，人民同时也拿到了司法权，人民也拿到的行政权，形成了“三权合一”。但“三权合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三权合一”可以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的完成工业化升级，那证明“三权合一”是好的，是对的，这个体系是可以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当司法权交由人民来处理的时候，它往往没有效率，甚至会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一种社会正义，但是你知道社会正义并不代表一定的是真正的正义。同时在行政上显然非常非常的没有效率，甚至出现了诸多的问题。我相信好多老一些的同志会对我们过去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革委会制度是有印象的。实际上我们经历过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尝试，也进行过人民当家作主的这种尝试，这两个极端都存在问题。如何取得中庸呢?这是我们政治建设上要完成的一项伟大工作。
至于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我自己倒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大的难度，因为我们毕竟站在现代文明基础上来思考法律问题。现代文明已经提供给我们足够的法律体系借鉴，包括立法的原则，包括法条，以及法律的实施过程，甚至包括英美提供的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在这方面的创建，可能不需要像当时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要完成的那么伟大的工作，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但我们必须开始做，必须要做了，而且要完成。因为如果纳税人真的没有议税、议政的权利，这个体系会出问题的。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以至于建立在房地产泡沫基础上的，让人感到十分痛恨的这种金融剥夺不是一个立法权问题吗?不是立法权缺失的原因造成的吗?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仍然得不到改进，危机将不可避免!
哲学基础、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就讲那么多。实际上，我必须说一下我不懂哲学，我不懂政治学，我也不懂法律。今天我为什么说不是讲课，也不是演讲，只能算是一个讲座，或者是一次聊天，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普通思考者的身份讨论上述问题。我说了，是帝国随想，实际上讨论的是旅游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不能作为一种正式的或者是学术的东西发表出来，因为那样就不是很严肃。同时，我本人今天做这个讲座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题目太大，涉及到的范围太广，涉及到的历史长度太长。题目越大越不好驾驭，往往会出现诸多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有深刻的洞见，也不可能是全才，我只是想通过一种简单的梳理，站在一个财政学者的角度对一些问题提出看法，提出一个基本的脉络来。
4、中国经济的问题
最后，我想谈谈中国经济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敏感的问题，因为从中国经济的总量上来看，我说的总量是一个增长的总量，就是一个GDP的概念，我们其实已经不小了，或者已经很大了，我们现在是11万亿美元，美国是18万亿美元，排在第二、第三的和我们差的很远很大了，总量上来看是不小了，甚至如果我们看存量，就是中国总资产数量也是确实不小了。但是量的大并不代表这个经济体系健康。量大不代表健康，就像你去体检，你不能说200斤重的人一定会比100斤重的人健康，你也不能说100斤的人将来不会长到200斤，你也不可能说200斤的人将来不会瘦到100斤。
量有意义，但对我们研究经济的人来讲，量不是最重要的指标。我们还是要看结构，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好的结构，意味着持续发展，意味着可以不断的增加总量。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确实很神奇，还很辩证。如果你说中国的哲学基础、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全部优于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才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那这个结论恐怕不成立。历史发展真的很辨证，不是先进、不是正确就一定会导致一个好的结果，这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问题。今年春节的时候，与黄万盛老师讨论的时候，黄万盛老师提出了“算法”这样一个哲学概念，一切都是算法。算法的内在含义实际上讨论的是边际或者叫实用性问题，我必须说中国现在的哲学基础、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高度的吻合了、适应了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自然状态和人文状态，以至于中国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我们要知道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哲学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未必能适应未来中国的自然状态和人文状态，也未必会形成帮助、扶持和促进，有的时候恰恰相反形成了阻碍和制约，这要看我们怎样来进行系统的思考。
结束语
我的好多朋友和家里人都建议我不要如此的写文章、讲课，或者是讲座，因为讲的问题比较大，可能让人觉得你这人很过分，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你是谁凭什么?同时讲的这些问题会有触及到许多人的专业领域，会形成某种激烈的碰撞，甚至还有政治正确的问题。你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违反了现有的思想还有理论啊，你讲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对某些正在从事某项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人，形成冲击，甚至阻碍了相当部分人的利益获取呢?特别是关于经济的一些看法，类似于像超级地租这样的看法，类似于对联系汇率的看法，类似于对香港，以及对国内的一些经济问题的批评，其实都引起了一些反弹，有些是剧烈的反弹，有的时候还形成某种封锁和封闭，偶尔还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我想，总归是要有人做一些工作，不做真的是不行的。
今天的讲座会有很多朋友听，将会看到文字版本，我只是抛砖引玉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机会或者是条件或者是基础。我自己很清楚：它只是随想，叫《帝国的随想》。随想就是比较随便的想一想而已，它不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或者是思想，或者是体系，提供给大家一个视角吧。两个半小时，讲的口干舌燥，讲的有点累。同时，昨天晚上把资料丢了以后，今天好像有点手足无措，有点条理也不是很清晰，请大家原谅吧。另外真诚希望大家多提宝贵的批评意见，谢谢大家!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大吉，万事如意，不断进步，谢谢大家了!
好的，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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