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政治家必须越过纷繁复杂的事物，思考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不能被世俗的逻辑束缚，不能跟随群体的惯性，沉沦于历史的宿命之中。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一个建基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要调适和配合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革。当这种调适和配合被动进行的时候，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中国政治领域的现象，反复表达着政治伦理异化的严重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产权私有化过程。产权的私有化过程，又是通过迅速的资本化进行的。资本化过程，迅速促进中国的精英阶层形成。中国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一同分享资本化的成果，导致了政治异化为资本化工具的倾向。这种异化，在形式上并不显著，但在内涵上确实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这在本质上是公权力的私有化过程。并且，公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被迅速资本化，成为牟利的工具。郑筱萸现象，不过是将公权力私有化和资本化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已。
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一倾向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而这一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成为制度安排的依据，成为人事安排的依据，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甚至成为审美标准。政治伦理的异化，是思想混乱与堕落的开始。这将深刻地影响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政治的公正性和经济的效率性被持续损害，从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断送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毛泽东作为天才的政治家，敏感的意识到政治伦理的异化问题。早在四十年前，就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然而，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使他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但是，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性判断，无疑是我们重要的政治遗产。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也敏感的意识到政治伦理的异化问题。他在坚决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极为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复强调“两手都要硬”。遗憾的是，邓公没有时间完成对中国政治伦理的重塑过程。邓公反对和抑制了政治伦理在他生前的异化，却无法推动中国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变化，成为中国的历史遗憾。
历史的重任终于落在当代政治家的肩上。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中国的政治伦理，已经变得极其重要和极为紧迫。谁能解决这一问题，谁将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转型的历史巨人，也必将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中国的政治伦理将是融合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理想、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崭新的思想。这一思想将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极大提升中国公平正义和发展效率的政治伦理。这一政治伦理将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将在这一政治伦理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
笔者不是政治学者或政治家，无法系统论述未来中国政治伦理的特征。但是，笔者相信，中国的思想家们、中国的政治家们，将会高度重视中国政治伦理的异化问题，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入思考，系统整理，逐步解决，最终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才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这也将是中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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