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从全球史角度思考19-20世纪东亚史、尤其是东亚思想史的文章，选题和分析都富于新意。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进程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一场军事失败，还是更为广泛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属于后者，但这是一个怎样的进程呢?李漫的文章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分析了魏源对于“变”的思考，即变化的性质、变化的动因、变化的方向和变化的规模。对于魏源及其同时代人而言，追问这是一场被动的变革，还是主动的改革，首先需要确定变化的性质、动因与规模。
这一分析貌似与早期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有所重叠，例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曾经将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区分为两个类型，即所谓“语汇的变化”与“语法的变化”;他断言：在1840年之前，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变迁，如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均属“语汇的变化”，而近代中西遭遇与冲突才是“语法的变化”，亦即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列文森的两种变化论与费正清的“挑战-回应”论遥相呼应，事实上都将变化视为伴随西方冲击而至的新格局。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special issue 3:1 (2017)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在全球史视域下讨论变化的性质与规模，与上述分析存在着重叠的部分，但已蕴含了不同的意义：首先，“语法的变化”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日本等非西方地区;其次，东亚历史中以欧洲概念命名的事件和现象并非一个从欧洲中心扩展至边缘地区的单线过程，毋宁是植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全球性现象的独特显现。因此，对变化的意识是对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对这一时刻的前所未有的性质、规模、局势的指认。
这个时刻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都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把自己的历史当成全部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局势是由——用今天的语言说——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全球体制的确立为其前提与主要标志的。在这一情境中，变化不只是纵向的、时间上的问题，还发生了横向的、整个世界关系的总体变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面对这一独特情境，依循古代政论的传统已经无法把握当代的变迁—从汉代的晁错、贾谊直到清代的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论述始终是以三代之治或历朝政治为参照的，而对于林则徐、魏源以降的几代人或是明治、昭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政治论述需要在横向的比较中才能成立。历史的叙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随着横向比较的需求，一种突破传统时间观而建立普遍历史时间的努力出现了，其新颖的表述是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时间概念贯穿整个东亚各国的历史，最终以“世纪”的概念统合所有异质的时间—“世纪”是一个从未存在于东亚历史表述中的概念。由此，王朝更迭的历史叙述与世纪的范畴相互竞争、重叠，最终引入了一系列在传统王朝史中很难纳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由此引发了东亚历史研究和当代文化政治中的反复出现的“替换”现象。如果说旧式的“替换”主要借着古衣冠(三代、圣王、封建、郡县、礼乐、制度等等)来出现，新的“替换”常常从别处借用新外套，例如Bart Dessein所讨论的中国语境中的康德哲学、Francesco Campagnola所讨论的日本语境中的文艺复兴、Mick Deneckere所讨论的日本语境中的启蒙运动等等。
事实上，这些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并不是孤立地进入东亚的语境的，而是作为世界历史叙述的一个部分成为内在于东亚史的有机部分。所谓东亚、东亚史、东洋的近世等等概念和框架正是通过中国、日本、韩国等社会的独特历史事件与欧洲历史的比较关系或相应关系而得以确立的。当我们把其他世界纳入自己的历史里，历史变成了总体史，但这个总体史的内部有着高度的不均衡性。在历史方面，人们试图用适用于欧洲近代变迁的范畴、概念和框架解释历史，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阶级、劳动、生产力、生产方式、剥削等等，以表明各自对于社会变革的取向，而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不仅是在一个复杂的翻译过程中进入东亚历史的具体语境并服从于具体的政治目标，从而具有不同于其欧洲范畴的实际内容，而且这些范畴和概念的每一次调用也同时重构了欧洲语境对于这些概念的历史解释。Renaissance-文艺复兴、Enlightenment-文明开化/启蒙运动，以致Philosophy-哲学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一个语词或概念间的翻译问题，而是置身于不平衡但却紧密相关的全球进程中的意义互释问题。
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学术界的流行方式之一是辨识这些“替换”的生硬和勉强之处，其结果仍然是将欧洲概念视为正确的起源，而东亚地区对于这些概念的挪用则被视为扭曲或生搬硬套。但是，这一组文章清楚地显示：这些概念的每一次“挪用”或“替换”都包含着植根于具体历史条件的政治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这种“挪用”和“替换”，19-20世纪东亚各国的政治不但难以解释，而且也难以发生，因为正是在概念内涵的重大变化当中，产生出了新的政治空间。概念与社会条件的错位产生了一种激活效果，或者说，一种独特的政治效果，历史条件不断地修正、充实概念，形成新的概念，而概念冲击并打破了历史条件或“现实”永久不变的幻觉，促成推动变化的动力的形成。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这些概念并非空洞的能指，它们的诞生也正是一个波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对于中国和日本而言，对于启蒙、文艺复兴或是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等等范畴的“挪用”其实正是对自身历史上的第一个“总体史”的回应。
本文原载于“学术与社会”(微信号：Academia-Society)，发表时间为2017年6月11日。全文版由学术与社会授权海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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