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日本首相是羽田孜， 他执政64天，不及袁世凯的83天。
日本首相走马灯一样，跟我家楼下保安小弟换的频率差不多，甭说中国人，日本成年人若能把二战后日本首相拉出一个完整名单来而不出现错误，即备记忆力大赛入场资格。
许多中国人记住了羽田孜先生，你道这是为甚?
如同很多中国人牢牢地记住了田中角荣先生一样，乃是因为田中角荣力促中日友好，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当年，东北乡下， 从刚刚从兵团调到农场的赵慕峰同学那里，我借到了一本《田中角荣传》，如饥似渴地津津有味，夜里停电之后点灯熬油把书看完好不解渴。那个时候读这种书要冒一点风险。
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这本小书里面的若干内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羽田孜比田中角荣要小得多， 在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方面， 羽田孜的贡献尚不能与田中角荣先生的破冰行动相媲美，但是，作为前首相他保持了一个记录： 生前，每年，至少，访问中国四次4次。
这还不算， 他是日本前首相当中第一个， 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我是中国人的后裔。
他的说法很有趣： “我的祖上姓秦，我们的身上有徐福的遗传因子，在我的老家还有‘秦阳馆’，作为徐福的后代，我们感到骄傲。”
看到这则消息，中国读者会感受到这个日本前首相拉近了日中的距离，心里觉得有一种暖暖的，譬如一衣带水的感觉了。于我而言，这种关系更近一些。 徐福是谁呀?徐福是帮助秦始皇寻访长生不老秘方的那个山东黄县的历史名人啊， 徐福是我老乡啊， 山东黄县，就是今天的山东龙口，在那里能够看到相当高大的徐福的雕像，还有用其名字命名的地名和建筑。直到今天，包括侯宝林姜昆唐杰忠等人在内，徐福稳稳地占据着山东黄县第一大名人的位置。如此说来，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拐它几个小弯儿，跟我也扯得上老乡关系。
羽田孜先生，不应该这么客气称呼您，应直接叫“伙计，你好啊哇”。
伙计，你好，哇哇里哇啦哇啦哇啦好啊，好啊。
作为正国级的退休干部，前首相羽田孜有两句名言。
一句是 ，“凡是与中国沾边的事，我都高兴去做。
另一句是，“有关徐福的活动，我都要争取参如。”
“高兴参加”和“争取参加”，程度上还是不同的。他曾任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委员， 中日友好的事儿，他高兴参加，有些也是职务行为。但徐福的事儿，这里边就有“家族感情”在里面了， 伙计，这是咱家的事儿啊， 焉能不争取参加?
二战之后，中日关系不像今天这么僵，在没有建立正常邦交关系之前，大批日本人到中国来，周总理接待过大量的日本朋友，毛主席也接待过很多日本客人，以民间交往促进官方关系解冻， 是那时对日总方针。来华日本人，有赎罪的、观光的、经商的，更多是来观察的……一贫如洗的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地涤荡污泥浊水变得欣欣向荣，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个国家有很强的动员力，充满了蓬勃的激情。
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知识界盛行风潮：检讨军国主义罪错，学习中国经验， 其左翼知识分子对于中共解放、治理中国，包括打败日本军队的经验高度重视。用今天的话来说，新中国输出价值观给日本。
羽田孜担任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委员，已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斯时中国向日本输出价值观仿佛结束了，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又开始扮演教师爷了，中国也出现了基于财富原因而生的“哈日族”。这些“哈日族”反过来使部份日本人对中国瞧不起。
羽田孜坦言， 在我还只是名国会议员的时候，很多日本人只知道中国人口多，穷人也多，那时我周围很多人认为想搞好日中关系的人非常可笑……
无论是出于血统，出于文化，还是出于远见，羽田孜坚持日中友好的努力均难能可贵的， 三十几年间，中国从一个穷汉子长成姚明般大个子，GDP总量远远超过了日本，稳居世界第二。
羽田孜先生说，他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
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这句话分量很重。
假如日本政商界多数人能够接受中日国家地位、中日经济体量上的这种变化，中日关系会比现在多好得多。今天日本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中国成长变化了的事实，他们把甲午战争前后历史上一段时间对中国的超出，曾对中国的颐指气使当成历史常态，以至于充满了焦虑甚至敌意地对待中国今天不可遏止地发展。
因为材料有限，也因为没有深入研究，未知羽田孜先生是否从历史大趋势的角度， 感受到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原生性的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共同体，必将恢复它往日的尊严与荣耀，日本作为其2000年的邻国，安于中等国家的历史定位，要比不安分地与中国比拼乃至刀兵相见更为理智 。
至于日本有没有徐福的后人，有多少徐福的后人，如何从科学的人种学的历史学的角度来确定谁是徐福的后人，这个话题太长了。
打住。
请注意，照片上的羽田孜穿的是中山装。
“我出席国会会议的时候也穿这身衣服。”他说。
小细节，反映了文化追求，表达的不仅仅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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