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些有关考古方面的电视纪录片和文章，谈到文化考古和文明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倾向，用长江压黄河，用所谓的长江文明压黄河文明。比如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播出的《长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第620期刊登的郭静云的《中华文明起源新论:长江流域是中原文明发祥地》，《文物》2010年第1期宋建忠的《良渚与陶寺》等。
随着考古进展，几十年来陆续有很多古代文化遗存被发现，如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长江流域的有，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洪文化，彭头山文化，三星堆文化等，以及西北的齐家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等。很多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用实物有力证明了中国这块大地上很早就出现了人类文明。
有专家学者以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为例。考古研究表明，良渚文化属于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类型，距今5300-4500年左右。有专家学者据此断言良渚文化是同时期与黄河流域发现的陶寺文化处南北格局中而独立的南方文化的代表，并对在陶寺文化中发现的礼玉器物中与良渚文化中的相似部分比较，断言陶寺文化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还有对西北地区发现的齐家文化，也有专家学者断言齐家文化是良渚文化先民西迁到甘肃宁夏，形成了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又不断融合中亚、西亚文明，吸收其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逐渐形成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到大禹时期，齐家文化即夏文化的夏民族在大禹带领下，开始了治水迁移活动，他们带着很久以前祖先的记忆，从“导河积石”开始，一路向东，最终回到了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地方——良渚文化区。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良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根源。
且不说现代专家学者的这些研究结论，有多少是有完全可靠的依据，且说考古本身也有有很大局限性的。考古在于发现，而并不能完全作为历史发展轨迹的证明。以点为特征的考古，断言某种连续发展的历史轨迹，其本身并不是充分的。仅以考古而断言某种结论的错误，在考古界也是经常存在，往往有下一个考古而否定了前一个考古得出的结论，也是常有的事。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有的真相真的永远无法查证，所以凭据考古研究而揭示历史真相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局限性。因此以考古而做出完全肯定的历史结论，一般情况下，是一种主观猜测。相比于考古，也许历史文字记载更为可靠一些，关于这一点，对于考古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多起古墓考古发掘中，考古研究者首要的是找到古墓中的有关文字，如果发现不了墓主身份的重要文字记载，往往对于判断古墓就显得十分困难。这一点，在多次的古墓考古中已得到充分验证。
对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和文明，还需要特别说明，文化主要是指尚未发明文字，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期。文明是指发明文字以后的时期。另外，对文化和文明划分的标准还有城市和青铜器等，一般公认以文字出现为标准。
对于夏之前的考古发掘的几大文化遗址，都是以某种文化而命名，是比较科学的。但断言长江流域的某种文化早于或者优越于黄河流域的某种文化，就只能是一种主观猜测了。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是，黄河文明一直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主流文明，是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不曾间断的文明，而且是即使在与周边其它文化或者文明交流碰撞中唯一发展壮大的文明，不论是北方的草原文化和文明，还是南方的文化和文明，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普遍承认黄河哺育了中华文明。
直到当代，以考古之名，出现了所谓长江文明的说法，且有以长江文明踩压黄河文明的倾向，如前引述，断言长江文明才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黄河文明不过是承继者而已，或者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并列，在中国编制两个文明的说法，制造南北之间的文化隔阂。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其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再从秦汉到如今，中华文明的主脉只有一个，就是黄河文明，虽然黄河文明不只仅限于黄河流域而体现，但黄河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黄色是最能代表和体现中华民族的本色，是中华民族最崇尚的颜色。虽然从东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核心区域有时偏离关中和河洛地区，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在大一统的局面下，都会再次回到黄河流域，如隋朝、唐朝，北宋，元，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存在南北政权对峙格局下，也从未出现过南北两个文明的简单割裂。东晋南朝和南宋都是汉民族南下形成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政权，其文明根源于中原。再南的闽粤地区，也早在秦始皇大一统过程中，实现了华夏文明在百越地区的扩张。南越国的建立者赵佗，即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真定人，采取“和辑汉越”方针，促进汉越同化，在南越传播中原文化。后来的客家人，即是南迁的中原人的后裔。从长江中游到下游的以南地区，几千年来都是深受西进和南下的汉民族为主体的黄河文明的影响，其人口分布也主要由汉民族占了主体成分，如果不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汉民族在中国形成的绝对主体性。再追溯到更早的楚国，史书记载，楚人出自黄帝，是从北方迁徙到长江流域的部落，虽然其具有相对北方诸侯国比较独立的发展，但是自楚庄王问鼎失败之后，楚庄王改变了称霸策略，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德思想，行仁讲德，典型例子有楚庄王恢复陈国，故孔子对此称赞楚庄王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显然是楚庄王受到了“在德而不在鼎”中原思想刺激下的转变行为。
长江流域发现的良渚等文化，说到底，只是长江流域史前存在过的某种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与同时期的某个黄河文化有过接触碰撞或者交流，但总归是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下来。按照前述的考古上的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幸存下来的文化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文明，而未以文明幸存的文化只是一种消亡了的暂短文化，因此可以说，所谓的长江文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说法。幸运的是，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一直延续了下来，说明了黄河文化比其他文化先进。今天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论长江南北，黄河两岸，还是边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周边的中华文化圈，都是受黄河文明教化的地方，不需证明的是，这些地方都不是直接受良渚文化等长江流域文化或文明影响下的文明地区。
今天的某些专家学者中，之所以有以良渚等文化考古发现来断言长江文化和长江文明是与黄河文明并列甚至是超过黄河文明等倾向，多是受狭隘的地域思想支配下的不良倾向。中国人向来有比较有较狭隘的地域思想，其惯性是凡事都是自己家乡的为好。需要不能忘记的是，不论良渚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等，都是已经消亡的文化，我们今人不论是黄河流域的，还是长江流域的，珠江流域的，辽河流域的，都是至少从这些文化不知从哪时消亡的时候起就接受黄河文明一路延续下来的，也许在我们不同人群中还有某些文化残存的少数基因，但不容否定的是，我们都同属黄河文明哺育下的中华民族，可以说那些文化已经与今天的我们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了，正如古埃及文明与今天的埃及人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唯一的关系也就是在今天埃及的国土上曾经存在过古埃及文明而已，也如美国一样，美国是欧洲文明在北美洲的延续(美国文明的历史接续的是欧洲文明历史)，而美国不会认印第安文明是其文明渊源一样。在没有直接关系的现实情况下，用狭隘的地域思想去有意抬高长江文化和制造长江文明的说法，意图用长江文明压制黄河文明，实际是自己在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民族。
随着长江文明说法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已经出现了珠江文明，辽河文明等，而且之间谁也不服谁，如果都承认这些说法，不仅不符合既有的历史事实，而且有可能制造无谓的文明争夺战，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能有多少益处呢?还是同一个道理，不仅珠江流域、辽河流域，而且其它大江大河流域的文明，都是黄河文明辐射的结果，是黄河文明传承的承载地。今天珠三角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经济最发达地区，并不能说是新产生的什么珠江文明和长江文明，而是传承下来的古老的黄河文明在新时期在这些地区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也更加说明黄河文明拥有着强劲的生命旺力。
黄河文明的发展和传承，不容否认，作为大河的长江，不论其长度还是宽度和水量，都远超过黄河，但某种文明的起源和优劣，并不以河的大小而论。黄河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在治理水利工程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根治海河，根治淮河，但对治理黄河的题词却是“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黄河对中华民族来说既是生命线，也是剪不断的祸患。黄河下游流域不仅仅是一条入海通道，而是南自淮河北至天津的一个广阔的扇形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中华先人们与黄河不断相生而又相斗，在相生相斗的过程中锻炼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和勇气，增长了战天斗地的大无畏气概，这样一条黄河而哺育下的民族，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相反，长江要比黄河温顺和缓得多，比如长江不曾发生过改道。长江水阔流长，沿途湖泊密布，在古代并不适于农耕，是多为天堑使用而为南疆北界的边地。长江流域进入中国的核心，也多是携带中原文化南迁政权带去之后的繁荣，今天所谓的长江文明是不曾出现过的，不容怀疑的是，今天所谓的长江文明，不过都是以中原文明为核心而再加带上长江地区的地理和气候特点演化而来的，是黄河文明在长江流域形成的变型，而同样与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已无任何相关性了。而长江地区，借助于人类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一直到今天，早已成为比黄河流域有着更多优越条件的经济发达地区了。
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对填补和丰富中国地区的文化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有力地证明中国大地上人类文明的史迹，佐证中华文明渊源流长而不是虚言，也有利于突破以西方历史文明为核心的错误的世界史观，重树中国人自信的历史史观，不过在此其中，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此否彼，用狭隘的省域或地域思想，借考古发现，轻易否定我们的历史事实，否定我们的民族，以致否定黄河文明的主体地位。
201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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