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本文写于一年前，没有合适的地方发表。今年正值十月革命100周年，发在自媒体上也挺好。全文2万多字，分几次连载。注释都删去，方便阅读。以下为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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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19事件”中的宗教作用
美国《时代》杂志曾经刊发卡尔·伯恩斯坦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1982年6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与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梵蒂冈有过一次会晤，背景是波兰问题。双方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加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里根的一位顾问称其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秘密协议”。那一年，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当上总书记，他也许不知道这个秘密协议。神通广大的克格勃即便知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直不喜欢克格勃和军方，也许说了他也不信。那么，对于各种宗教基本一贯的反共立场，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也许，他早期的宗教经历使得他不认为宗教会反共。但他是否清楚，这个结论的基础是苏联对于国内宗教持续不断改造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仅仅是他的无知和误判吗?
80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与执政的波兰共产党对抗时，波兰天主教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鼓动游行示威，还在教堂里放映反政府的录像，宗教势力几乎不加遮拦地跳到前台。与此同时，几十个国际组织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源源不断地偷运《圣经》和宗教宣传品 。数百万册的《圣经》也满足不了各个东欧国家的需求 。戈尔巴乔夫开放宗教政策后，苏联国内对于《圣经》的需求大增，外国进来的《圣经》黑市炒到60美元一本 ，油印的宗教小册子大量传阅。戈尔巴乔夫给予东正教会的特权之一便是可以印刷、出版，并且免税。东正教会1988年自行引发了10万册《圣经》，还出版了儿童《圣经》，因印刷质量一般，依然没有减弱外来《圣经》的需求。当然，其中有些人未必是自己要读《圣经》，而是把它当做黑市上赚钱的手段。沙特还向苏联提供了100万册《古兰经》。
1990年，戈尔巴乔夫主导制定的《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法》正式颁布。这部法对于宗教组织给予了很大的自由，还给了东正教很多特权。苏联的宗教团体从1985年的12438个，到1991年增长到21284个。虽然该法有“宗教组织不参与政党活动”一条，但对政党从事宗教宣传却没有规定，因此出现了一批宗教政党，其中有些宗教政党公然号召民众用暴力推翻政权，宣称国家已经被撒旦占领。该法还有“国家不资助宗教组织和无神论宣传活动”一条。看起来仿佛是将无神论放到与宗教平等的地位，实际上变相地成为国家政府不能资助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无神论观点。民意调查显示，苏联民众对于东正教会的信任率迅速达到70%，而对于苏共的信任率则降到20%以下。牧首皮缅一世去世后，1990年6月，阿列克西二世继任牧首。他在解释吉洪牧首当年与苏共合作时说：那是为了保护教会和教徒，不得以而为之，“在受刑的过程中，我们早已学会了为刽子手进行祈祷。”显然，这位宗教领袖将苏联、苏共视为了“刽子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同盟者(参见前文：之一、之二)。
该法颁布一年后，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819事件”。这是苏联党内保守力量试图维护苏联统一、维护苏共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后一次努力。本文不对该事件展开讨论，只勾勒一下宗教在事件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政变事件的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教会当然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两次公开呼吁反对动武，号召信徒手持圣像去向军队示威。政变事件发动者切断了俄罗斯议会大楼的通讯，教会便在大楼顶层设了一个电台广播，向民众及国外发布消息。很多东正教神职人员参与了示威抗议和设置路障，并组成人墙以阻止军队。神父们不间断地在军队和示威人群中劝慰、当场施洗、唱圣歌，当场向士兵散发了2000本《圣经》，又向议会大楼的保卫者散发了同样数量的《圣经》。从波兰到苏联，政教分离原则在那个阶段已经毫无意义了。
关于这次政变事件有一个经典叙述：一群俄罗斯大妈劝阻年轻的士兵不要向群众使用武力或者回家。这确实发生了。这个叙述后来成为其他颜色革命爆发前的宣传重点，以号召效仿。然而，对于这些“大妈”的身份，这个叙述并没有介绍。事实上，这群中老年妇女都是虔诚的教徒，她们是在苏联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放弃宗教信仰的妇女。她们响应了教会和牧首的号召，走上了街头，承担了特殊使命。
政变事件发生后，在没有人下令武力镇压时，一个意外导致了三名年轻人死亡。牧首立即发出了谴责，并用特殊宗教仪式为死者祈祷。三名死者中有一位恰巧是犹太人，因此，送葬游行的队伍里，既有东正教的悼念音乐，又有犹太教的祈祷之声 。对于有宗教理解力的人来说，东正教葬礼仪式是把死者当成了圣徒，对于非宗教人士来说，悼念犹太人则暗指施害者是纳粹再世。当改革以来的意识形态转变和媒体的倾向把苏联、斯大林主义都描绘成惨无人道的暴行时，再来看东正教会当时发表的“告全国教牧人员及教友书”——它声称：“我们坚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永远不是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企图用暴力把自己强加给人民，但人民已非暴力地把它唾弃了。”一切顺理成章——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起步，意识形态开始反转，“新思维”加以推动，再到反共宗教填补灵魂，最终在“819事件”中取得成效。
东正教会在这一事件中投入很大的力量避免动武，政变事件失败与教会的作用有很大关系。2年后，苏联已经不存在了，面对类似的事件，教会却不再这么积极。1993年10月，叶利钦与议会的矛盾呈水火不容之势，教会和牧首也呼吁停止不理智行为，但劝解力度明显不如“819事件”时期。最终，叶利钦动用坦克进攻议会，造成数十人死亡。教会没有像当年阻止军队动武那样阻止叶利钦的坦克。为何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禁联想到媒体指出的1982年里根与梵蒂冈教皇的“秘密协议”——加速共产主义的瓦解。因此，阻止“819事件”的成功，符合这一协议，但阻止叶利钦动武，与此协议无关。事件结束后，戈尔巴乔夫谴责叶利钦动武，为叶利钦造成流血死亡后依然能安居宝座而愤怒。我们不禁为戈尔巴乔夫如此幼稚天真而语塞。
1997年，叶利钦经多番犹豫，最终签署了《良心自由和宗教结社法》。这一法律在国家杜马获得压倒性的支持，358:6(4票弃权)，并在联邦议会以全体一致的投票获得通过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1997年颁布的这一有关宗教的法律在西方社会居然受到了质疑和诟病。为什么?因为它同时废止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颁布那部宗教法律《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法》。从内容上说，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那部宗教法律对俄罗斯本土以外的西方宗教以及各种宗教太宽容，太自由，太不设防了。而1997年叶利钦再三犹豫后签署的这部宗教法律则约束了宗教自由，尤其对外来宗教收紧了口袋，提高了门槛，加强了政府监督和管理。叶利钦这算是汲取历史教训吗?叶利钦1997年这部法律最大受益者是普京。借助这部法律，东正教重新成为俄罗斯国教。普京当政时期，外来宗教和本土非东正教都受到抑制。不仅如此，普京还将这一约束限制扩展到所有外来NGO组织。东正教会则与普京政府密切合作，再次填充了俄罗斯的精神世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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