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库无智”，“有智无库”
智库，过去叫“专家库”。顾名思义，智库就是智慧的仓库，或者智者的仓库。智慧的仓库也好，智者的仓库也罢，总之是存放智慧、储备智慧、汇集智慧的地方。
不久前，我读到一篇讨论智库的文章说，根据宾州大学的2017年全球智库研究，目前全球有6846个智库，其中美国占了1835个，中国则有435。另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说法：“目前我国有近2000家各类政策研究机构，约90%是体制内的，主要设立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系统和企业。”
这篇文章还提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李成博士对中国的智库赞赏有加，并预言：“海归日后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在这篇讨论智库的文章中，智库是否“有库无智”，或者是否“库多智少”?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看来，智库与智慧的关系固然重要，然而，智库里面有没有智，有多少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进入智库的“智”，到底应当如何定义?如何衡量?如何评价?则很值得一议。
诚也然哉，20世纪末以来，对于中国的改开以及中特理论的构建发展，智库和智者们是尽了力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滴，其功绩是抹杀不了滴。但是，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尸位素餐的智者，在智库中大有人在——是为“有库无智”;至于“智慧和智者来自于智库之外”，也并非个别案例——是为“有智无库”。
“有库无智”与“有智无库”，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这不，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
【“近几年世界经济有好几次重大波动，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很好的预测到”，“在有些重大事情上我们不仅没有预测到，还出现了一些误判”，“当时的石油价格一桶涨到147美元，我们的经济学家谁也没预测到石油价格还会跌倒50美元以下”(许善达：《别再误判了!美国降低企业税，中国整个税收思维要变》)】
其实，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指名道姓，肯定得罪人。所以，本着“实证”之精神，我只拿文章来举例，这叫对事不对人。若有冒犯，实出无奈。
比如,我最近看见一篇大作《中国顶端1%的家庭拥有全国近1/3的财产》，文章作者严肃地指出：“截至2014年，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不足1%，而顶端1%的家庭拥有全国近三分之一的财产。”怎么办呢?文章开出的药方是：“中国需要更加智慧地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两个目标的冲突”。
怎么个“智慧”法?文章没说。但是我以为，文章作者既然位居高端智库，又是长江学者，那么，他应当贡献的，就不仅仅是“要更加智慧地处理”这样一个空洞的“智慧”，而应当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才“更加智慧”的智慧。
有人斥责我很无知，说：“文章严肃地指出了两极分化的事实，难道这不就是一个学者贡献出来的‘智慧’么?”
然也，然也。“然也”之后，我必须指出：在两极分化早就是妇孺皆知的今天，如果智库们还在继续贡献这样的“智慧”，有意思么?这样的贡献，贡献的究竟是“智慧”呢，还是为了“置喙”而贡献的一个姿态?
如果非要用“智库”的范畴来定义这样的贡献，那么这样的贡献最多也就是对于时事的“明智”和“明哲”而已。
(二)立场错了，一切白搭
《中国顶端1%的家庭拥有全国近1/3的财产》，这篇文章引发了学术群里的讨论。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尖锐地质问：“原因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呢?对策呢?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能防止这种恶果出现?”
这位博士生分析道：“这篇文章读完后的感觉，作者就是一副隔岸观火的姿态”。“隔岸观火确实是可以超然世外地保持‘客观的’、‘中立的’、‘没有价值取向’的姿态来描述对面的火的”，“但你是经济学家，不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连皮凯提都敢倡议对资本征收全球性的财产税，以提高劳动收入的占比。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对资本总是三缄其口，绕到最后实在绕不过去，要开药方了，就一定搬出国有资本说事”。
为什么非要“绕着走”?为什么要拿公有制和国企说事?在我看来，说轻一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欺欺人;说重一点，是绕不过去就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把人带进沟里。所以，这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问题在于，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法，恰恰被当今社会视为是很有智慧的明证。诗人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墓志铭的语境下，面对时代的呼声，西方经济学的“绕着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智者们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了。
我注意到，当两极分化的现实再也绕不开的时候，智者们搬出了皮凯提的《21世纪资本论》来说事;当金融危机的现实再也绕不开的时候，智者们搬出了“明斯基时刻”来说事。
问题在于：把握两极分化的逻辑，难道《21世纪资本论》比马克思的《资本论》更科学吗?剖析经济危机的根源，难道“明斯基时刻”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深刻吗?非也!
智者们之所以要拿皮凯提说事，并非《21世纪资本论》比《资本论》更科学，而是因为，在拒绝了《资本论》之后，也只有皮凯提在面对两极分化的时候没有睁眼说瞎话。
智者们之所以要拿明斯基说事，并不是因为明斯基比马克思深刻，而是因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容忍。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与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主流经济学对危机已经失去了解释力，马克思的理论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又太有攻击性了——怎么办呢?屁股决定脑袋，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还是拿明斯基说事吧，聊胜于无。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杨质问道：
【“为什么我们组织了那么多学者，安排了那么多课题，花了那么多钱，历经那么多年，却未能产生哪怕与皮凯提接近的成果呢?”(李杨：《全部经济学因为互联网都要重写》)】
在我看来，在奉西方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语境下，“投入那么多钱，历经那么多年”，不产生为两极分化洗地的成果就谢天谢地了，又怎么可能产生出与皮凯提接近的成果来呢?
立场错了，方法论错了，投入再多的钱，耗费再多的时间，都是白搭!
(三)七个重要结论
(1)智库里面装的，未必都是智慧，其中有不少“成果”和“建议”，或许是跟智慧不沾边的垃圾而已。所以，不要以为，智库这个名称与智慧全然等价;更不要以为，智库的数量越多，我们这个社会的智慧就越多。
(2)智慧未必都装在智库里面。英雄不问出身，高手就在民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是人类历史的常态，更是阶级社会的法则。所以，真正的智慧，大量的智慧，最可靠的智慧，就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之中。
(3)学历越高，不等于智慧越多;头衔越大，不等于越是智者。智慧与否，并不是单一的中性判断就可以确定，关键是智慧到底为什么人服务。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再小的智慧都能够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若以少数人的利益马首是瞻，那么，智慧越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就会越严重。
(4)智库固然是储备智慧的地方，但智库并不是产生和养育智慧的地方。道理很简单，智慧的产生和形成来源于社会实践，离开了鲜活的社会实践，象牙塔里的智慧也就离垃圾不远了。所以，不是说，只要搞了一个智库，列一串名人的名单，从此就有了智慧。
(5)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对于智库，我们既要尊重，又不能神话。借用一句老话：有智库论，但不唯智库论，重在政治表现。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表现”?因为：
(6)对于中共执政的性质以及执政的要求而言，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和合格的智库成员。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无德无才，不能入选智库;有才无德，同样不能入选智库。德的内涵很丰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首要的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对于党外人士来说，首要的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7)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众多海龟做出了贡献。但是，盲目崇洋媚外，不分主次地任由西方经济学垄断讲台，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至于逐渐丧失了意识形态话语权，这里面的“伪”，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所以，对于“海归日后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的预测，我以为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
(2017年12月5日)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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