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参加了《环球时报》2018年会。在“展望2018年的中国”讨论中，我做了一个简短发言，加上后来的补充发言和讨论，加起来发言时间不到十分钟。我发言内容主要是指出媒体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危害。我的观点大致如下：
领导人要求“党媒姓党”，这个观点没有问题。然而，党媒以外的媒体呢?以前似乎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以前基本上没有党媒以外的私有媒体。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媒体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以下简称“媒体三化”或“三化媒体”)的倾向日益明显和加剧。仅从广告投放来看，投入网络媒体的广告总量已经超过传统媒体。当然，网络媒体未必全都是“三化媒体”，但“三化媒体”显然在网络领域已经占据重要地位，若不加约束和警惕，很可能会造成“国无宁日”的局面。简单陈述理由。
首先，媒体三化从意识形态上是反共的。其次，媒体三化从理论上是反政府的。第三，以米国为代表的媒体三化理论已成为全世界媒体领域的绝对正确、无可挑战的舆论媒体的“普世价值”，中国大量的媒体人，尤其是年轻媒体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米国媒体理论的影响，更何况大众。以上三项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在媒体三化氛围中，党媒、官媒天生带有不可饶恕、无法洗涤的原罪;在媒体三化的预设前提中，党媒和官媒几乎等于永远撒谎的媒体。讲真话、讲实话几乎等于媒体三化的天生优点，而与党媒、官媒无关。因而，媒体三化的扩张、泛滥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潜在的、强大趋势：媒体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天生带有敌意。不同形态的媒体，敌意程度也不同。
媒体三化若任其发展，会有什么结果?首先看外部参照。去年“《环球时报》年会”上我曾经就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说：媒体一次次宣布出现“黑天鹅”，“黑天鹅”快要成为常态，说明西方媒体的无能。通过特朗普竞选过程及其结果我们看到，米国主流媒体的民调、预测几乎全部错误，特朗普上台前后不断批评、指控米国媒体造谣、撒谎。如今，特朗普执政已一年，他与米国媒体互撕、互掐的势头仍未改变，并还将延续。这个现象至少说明米国“媒体三化”理论营造的自身光环是骗人的、虚假的。数据显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米国民众对于米国媒体的信任度只在30%左右。另外一个参照不算外部，即中国的台湾省。台湾自蒋经国开放媒体后，几乎完全按照米国媒体理论和制度发展。几十年下来，台湾媒体生态可以用“腐烂”来形容，其无底线、弱智、偏狭、极端，基本已完全丧失公信力，仅仅沦为低俗的娱乐工具，为资本服务。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然而，媒体三化自身已极其不堪，但它构建的反共、反政府，妖魔化一切党媒、官媒的媒体理论依然还有大批的信奉者，并没有得到理直气壮的质疑。
(事实上，当年普利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报纸变成民主党的党报。当他自己因不是在米国出生而不能竞选米国总统，他决心用他的报纸，按他的意愿决定谁能当选米国总统。正是这个普利策构建了全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理论，并用大笔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组建了全球第一个新闻学院和新闻专业。“普利策奖”成为全球新闻界最高荣誉奖项，普利策的新闻理论改头换面地成为当今“媒体三化”理论的重要基石，只不过把“党报”之类的字眼隐去了。特朗普曾经因未能到到“普利策奖”而很生气。)
媒体三化在中国可能造成的结果比较特殊。首先，中国民众以前对于党媒、官媒有高度的信任感，今天，中国民众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适应媒体三化的迅猛发展，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中国民众特别容易成为谣言的受害者。很多商业行为大大利用了中国民众多年来形成的对党媒、官媒的信任，为其商业目的服务，对中国民众实施各种商业欺诈。有的借助不得不依靠市场生存的官媒，有的完全是商业媒体自身的口灿莲花，无数中国民众已经成为生命财产的受害者。其次，中国官方习惯于过去与党媒、官媒打交道的方式，面对暗流汹涌的媒体三化缺乏应对意识和应对技巧，观念落伍、手法老套、措施生硬，在“三化媒体”的理论和操作的两面夹击下，进退失据，几乎成为长期性的负面形象。这一点，连《环球时报》也不例外。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多年不见后，见面聊天。当他得知我经常给《环球时报》写文章，惊讶地说：你居然在《环球时报》这样的烂报纸发文章?第三，由于没有制度化的、系统化的媒体措施，尤其是没有中国特色的媒体理论，官方在应对媒体三化的阵地战、游击战和打冷枪狙击时，往往只能采取删帖手段，从而更坐实了媒体三化理论对于官府“扼杀言论自由”的指控。
讨论会发言较为简短，不能充分展开。当场有人对我的观点表示反对。其中之一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律师朋友。他以自己从事律师工作的经历为出发点，认为私媒、自媒体对于推动中国的司法公正是有好处的。他还举例说，近年来中国几个重大的司法纠错案例，几乎都是在三化媒体推动下完成的。他还说，台湾省的媒体三化的确过头了，但大陆是媒体三化不够，不能让胖子和瘦子一起减肥。由于讨论会的时间有限，在会上我没有回应他的观点。在这里简单回应一下。
中国存在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是个事实，的确需要改进。但是，司法公正是否只有靠媒体三化才能实现?或者说，媒体三化是否与司法公正存在必然的关联?这是一个值得高度怀疑的结论和判断。首先，为了在中国推动媒体三化，司法公正往往是某些人最易下手的切入点，以此彰显媒体三化的正确性。事实上，媒体三化导致的另一种司法不公正案例同样存在，但这是媒体三化不愿承认或者说刻意隐瞒的。其次，我们退一步说，假设米国的司法是公正的，同时假设米国的司法公正与米国的媒体三化有关，那么，两者具有必然关联吗?印度的媒体三化符合米国媒体三化理论，但是，印度司法公正吗?世界上符合米国媒体三化理论的欠发达国家多了，他们都实现了司法公正吗?从常识上说，一个美女同时是学霸，同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同时又怀有爱心，这样的个案的确能找到。然而，将美女与学霸、成功、爱心说成是必然的关系，说成是唯一的普遍原则，显然是错误的。既然知道台湾省的媒体三化已经糜烂不堪，难道我们现在不应该未雨绸缪地加以警惕和防范吗?
当我们说媒体实际上是一种公权力，需要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负责，那么，媒体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能付起这个责任吗?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垄断媒体从本质上会为谁服务，其实是一目了然的。然而，随着西方媒体三化长期的宣传、洗脑，恰似在宗教氛围里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灌输上帝、天主万能的观念，无数人已从根本上放弃了独立、客观的判断分析立场，居然相信媒体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不得不说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洗脑成功。
【刘仰，察网专栏学者，著名作家、评论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原标题：法不公能否靠媒体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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