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经济学》之《多收了三五斗》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么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1]——恩格斯
产起源于暴力，为了获利而运动。产怎么获利，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阅读本节之前，请重新阅读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小说很简单：第一年，农民水灾歉收，结果赔钱。第二年，农民丰收，结果还是赔钱。农民是卢瑟，米行是稳拿。无论丰收、歉收，农民都赔钱，为什么?
如果把社会总产品看成一块大饼，每个人分配的份额并不与他的贡献有关，而与他掌握的要素的紧缺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稀缺的是产。所以，产越多，分到的份额就越多。分到的份额越多，产积累越快，便有更大的机会在下一张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想发财就要掌握围城中的面包。一块普通的面包，如果放到围城中，就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物品。想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成交，就要满足面包房主的要价。这就是自由市场内发财的核心思路。
“围城中的面包”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面包”，即自己提供的商品对对方有使用价值。其中，越是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越是缺乏就会陷入困境的商品，越容易成为“围城中的面包”。比如，没有粮食就会饿死，身无分文寸步难行，没有立锥之地难以容身。第二是要素是“围城”即排他，即自己提供的商品来源极其有限，甚至被自己高度垄断。比如，资本垄断就业机会，金融界垄断货币、大地主垄断土地资源。自己拥有的资源是“面包”是成交的基础，“围城”则是把最终成交结果推向对自己有利的极限的必要条件。
回到小说之中，总产品就是农民的大米。糙米收购价五块，零售可以买到十五块。农民和米行的分配，是农民三分之一，米行三分之二。按照本文的说法，米行创造了围城中的面包，农民只好老老实实就范。
首先看“面包”，农民的大米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米行的现金也是。虽然两者都需要对方的商品，但是紧迫程度显然不一样。农民急需现金偿债，买入生活必需品。米行则没有债务压力，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压价。
再看“围城”，当地只有一家米行，即万盛米行。这本身就是天然的围城。附近还有一家米行，在范墓。但是去范墓要经过两个局子，农民没有现钱缴付过局子的厘金。对米行来说，农民数量众多，不从张三手里收购大米，就可以从李四手里收购大米。相比没有组织的农民，米行之间则同行公议，形成攻守同盟，“这几天都是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之间避免竞争，巩固围城。这两点一确立，米行已经具有稳固的优势。
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当农民嫌米行的收购价太低时，米行的先生直接教训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渴望成交的，不是围城中的面包房主，而是嗷嗷待哺的大众。所以，尽管米行的价格低到让农民赔本，但是农民也要接受这个价格：“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农民身负债务，必须尽快出手大米换取现金，不然债主是不好对付的。
于是，交易价格由米行说了算。
所以，交易中农民必输，米行稳赢：“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
市场交易看起来很公平，只要想法设法让自己提供其他人提供不了的东西就可以了。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
市场中，短缺的要素永远是产，即稳拿用于压榨卢瑟的财物。在《多收了三五斗》中，就是米行手里的现钞。米行有现钞，可以在农民需要现钞的时候，廉价收购大米，反手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高价出售大米，谋取惊人的暴利。利用富裕的财物，打一个时间差。所以，农民说：“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股脑儿吞了去!”
产本身就是“面包”。生产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难以成为产。产往往以奴隶人身自由、土地、金钱、机器设备、矿产资源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为基础。只要控制这些，对方就必须与产的主人进行“自愿”的交易。
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发挥产的作用。农民手中一船一船零散的大米，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比三、五块更高的价格。反过来，米行把这些大米收购过来以后，就可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卖到十五块。要谋取这样惊人的暴利，米行必须有足够的财产，能把农民大米收购过来，还能维持米行正常运转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也好，市民也好，都知道米行的暴利，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多的财产，拿不出这么多的资金。
对一项交易来说，产的总量就是天然的围城。任何投资都有资本的门槛，资本量不跨过一定的门槛，就无法从事某些行业，或者即使从事也无利可图。这种门槛，把许多社会成员排斥在外。他们即使知道某一行比自己目前从事的行业更加有利可图，知道这些行业在经营“围城中的面包”，知道这些“面包”的成本很低。但是，局限于自己没有一定的产的总量，便就无法改行提供面包。
许多人好奇，自己的住所，家具，存款，私人汽车……这些私人财产，算不算产。实际上，他们想多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得出来的私有财产，如同农民拥有的一家一船的大米，即使不用来消费，也只能贱卖，完全没有资格谋求额外的利润，怎么可能成为围城中的面包?
农民需要卖出大米才能偿还债务，买进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与农民类似，对于除了劳动力(有时还有为了活下去而欠下的债务)一无所有的卢瑟来说，一切经济行为的起点首先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如果不接受稳拿的苛刻条件拒绝成交，就意味着自动弃权参与经济循环。后面的一切，甚至包括购买最低限额的口粮都无从谈起。“我是讲道理的人。”这是教父的口头禅。不过，教父给人讲道理时，喜欢用枪顶住对方的脑袋。所以，对方一般都会听从他的建议。卢瑟的处境类似，不听资产者的话，不接受“公道的”条件就要准备饿死。阶级社会之中，不存在普遍的公道，所以这种“公道的”条件，究竟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一，就是大家都能随便改行。市场理论中存在一个假设，某种资源稀缺的时候，人们就投资某种资源。提高这种资源的供应，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同类人群之间存在。 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制约最大的就是产。种土豆的可以改行种山药。但是，农民和地主能随便互换职业吗?工人和资本家呢?如果人类社会是金字塔的话，只有同级之间才有可能随便改行。比如种土豆的农民改行种山药，生产汽车的企业投资生产拖拉机，生产汽油机的企业改行生产柴油机。粮农可以改行当菜农，却不可能改行当地主或者面包店老板。因为他拿不出本钱去买地、开店。所以，自由改变供应，提供紧缺物资，只能是书面的说法。现实中，只能在社会同类的等级中自由转换。农民可能比地主还善于经营，工人可能比资本家还有头脑，但是却没有对应的产，必定一无所成。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二，是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成交或不成交——既然于自己不利就不成交，那么成交必然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事实上，这种选择权只在稳拿一方。多数人进入市场，绝不是有吃不了的粮食需要交换，而是不卖出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糊口，或者不卖出自己的产品就无法完税、偿还债务(比如要粜米的农民)。他们的交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得不成交，不成交便无法糊口或者面对虎狼一样的税吏和债主。在米行和农民的例子之中，米行可以不成交，但是农民不能不成交。因为农民已经负债累累。对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已经彻底丧失了独立生产的可能，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来说，不成交就是饿死，最不利的成交也胜过饿死。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稳拿开出的最不利的条件。
绝大多数人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无法改变。他们不能从提供劳动力，转移到提供产。他们也不能拒绝成交，不能拒绝最苛刻的成交条件。所以，最终的成交结果自然由对方说了算。他们数量众多、必须成交、没有选择，他们进入市场的那一刻就注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分到的大饼，绝大多数情况下，勉强糊口。即使偶有剩余，也和其他劳动者的水平相差不多，根本没有能力成为侵吞其他人的劳动的依据。
稳拿经济学认为只要是交易就是对双方有利的，不良影响来自外部性，可以通过交易弥补。或者来自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增加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度弥补。实际上，在农民和米行的交易中，米行和农民都充分了解米价的变化、大米的产量、供应量以及米行分布，最终农民还是吃亏。所以，即使信息对称的交易，不涉及任何外部性，米行还是可以充分趋利避害，占尽农民的便宜。
产的来源，第一个是原始积累，第二个是积聚，第三个是集中。后两个都需要有第一桶金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第三种方式是产之间的彼此吞并，后面会谈，说说前两种。原始积累如同获得种子，资本积聚就是用这个种子不断吸收卢瑟的劳动，做大产。也就是说，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需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原始积累。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中大奖，捡钱包。如果不能中大奖，捡钱包或者有爱迪生那样的能力，就需要邪门歪道(比如暴力)。比如，《教父》中的教父，卖橄榄油。当然，也可以来自政府的暴力。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大型企业，靠财政直接支持。或者，政府暴力和私人暴力，两者兼而有之，比如，杜月笙作毒品生意，本人手下有一群兄弟，还是官方禁毒委员会的成员，他的禁同行的毒，贩自己的毒。
第二步，是在交易中剥削。只要不断交易，产就可以逐步把卢瑟榨干净。农民多收三五斗，米行把油水一股脑吞了去。农民收得越多，卖粮的价钱越便宜。米店收米的价格越便宜，越有资格在来年六月卖十五块。
相比之下，农民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高利贷的债缴租，或者沉湎于赌场，希望能有意外的好运，或者去逃荒。不论哪种选择，农民在下一次交易中的地位，相比这次，更加下降了。
一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为什么这么穷?很简单，因为大多数卢瑟都辛辛苦苦工作。地主的儿子与佃户的儿子之间相差的绝不是工作的辛苦程度，而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佃户只有自己的劳动，只有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别人种玉米的时候，他偷种大烟。如果大家都种大烟，那么他又没有优势了。除此以外只能依靠中彩票那样的运气。相比之下，地主的儿子因为有祖上原始资本积累的成果，只要不太愚笨，就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通过个人辛勤劳动或者聪明才智，完成积累原始资本，从无产者进化为有产者，或者说卢瑟逆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几乎是同质，智商基本是接近的，他们拥有的资源类似而有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竞争对手数以亿计。他们能提供的东西，决定他们在分配中没有任何优势确保自己获得远远超过同行的份额。他们获得的份额扣除必要的生活支出以后，注定只够勉强糊口，没有足够的剩余，用于垄断大量生产生活必需品，成为围城中的面包的提供者。
有些人说年轻人不努力，所以受穷。其实，富裕的也未必努力，年轻人受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只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市场中物以稀为贵，所有健康的适龄人口都拥有劳动力，劳动力自然贵不了。
现实中，分配中绝大多数的优势都可以归结为产的优势。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和米行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再如，甲地丰收，乙地歉收，两地粮食价格相差悬殊。但是农民却没有能力长途贩运，只有拥有相应产，能利用交通工具的人才可能获利。所以，农产品涨价，获利的未必是农民。
卢瑟经济地位的下降，绝不是某一行业的下降，而是全面的下降。劳动力对产的交易的劣势，必然随着卢瑟不断改行而扩散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去。《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农民商量改行，比如出去逃荒，比如去上海做工。结论都是还不如种田。
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拥有足够的产，就拥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围城中的面包，理论上就可以获得社会总产品的任何比例，只要把城修得足够牢固，面包足够紧缺，然后给城里人留一口饿不死的面包就可以了。所以，如果面包房主夸口他能创造多少价值，大可一笑置之。
靠产分配的稳拿是稀缺的，靠力分配的卢瑟是过剩的。只要进入市场经济，就难以保证按劳分配。随着马太效应发挥作用，愿意而且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是越来越充裕的，而拥有足够资产的人是越来越稀缺的。如果承认按要素分配，那么提供劳动力的卢瑟就注定只能分到很小的部分，这一部分仅仅够他糊口，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已。
只要在市场经济之中自由交易，劳动力就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卢瑟并不愚蠢，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稳拿这样的剥夺。
少数卢瑟希望联合起来，增强卢瑟的博弈能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建立工会或农会。对于稳拿来讲，这是绝不能允许的。禁止组建工会、农会，拉拢腐蚀或者逮捕工会、农会骨干，建立黄色工会，也就是各种常用的手段了。正是卢瑟之间的激烈竞争，才有利于稳拿的统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稳拿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事实上，尽管美国一直宣传政治自由，但是建立工会的自由直到罗斯福时代才正式确立。
劳动力为了一点可怜的口粮彼此之间鹬蚌相争，你死我活。产不断压低工资，转嫁损失，坐享渔翁之利。从个体看，比较能干的劳动力确实能比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整体看，这些能干的劳动力不过是压低了同行的工资标准。甲劳动力能干两个人的活，产绝不会给他双倍的工资，而是会以他的产量为标准制订绩效工资，提高生产定额或者变相降低单位产品的工资，提高其整体的劳动强度。稳拿控制了产，卢瑟永世不得翻身。对劳动力来说，勤奋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是勤奋并不能改变整体的命运。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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