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同语言”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事实。只是这一现象过去经常发生在两代人之间，而今更经常地发生在同代人之间，发生在一个极短的时段内。有时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语汇，有时则因为同样的语汇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交往”与“对话”空前艰难。我们似乎正在面对一个听起来有点荒唐和夸张的局面：在说话之前，必得先清理和说明各自的词汇和句法，否则就难以沟通。“这人太保守”，这话几年前听起来刺耳，现在听起来就未必。“这人是精英分子”，这话几年前听起来很动听，今天听起来就有几分嘲讽。语义的变化中隐含的是价值的转移，深究起来，这种价值的转变体现着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的变化，而后者显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有机部分。一九九二年，我初到美国时见到几位旧日的朋友，把盏之间说起中国，恍如回到了五六年前的北京，因为大家说的话、判断问题的方式一切如初，仿佛时间并未流逝。语言方式将许多东西凝聚起来，造就了一座过去的生活的活化石。后来一位朋友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说，“这就是停止生长。”我心里明白，停止生长的只是经验的一方面，经验的别一方面则是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其实，就是在北京，即使是在学术圈内，各说各话也是日常的现实。你把话语/权力的一群、原道/原学的一群、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的一群、市场/改革的一群放在一起，无异将他们放在相互隔绝而透明的玻璃罩内：看得见嘴巴和身体的扭动，“听”(理解)不见“声音”连成的句子(意义)。远远看去，我们只能从那些或调侃、或庄严、或愤然、或贪婪的姿势中知道他们是不同的人群，而各自使用的语言就是将他们隔开的玻璃墙。
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没有共同语言”的状况，甚至一点也不惊讶，所谓习焉不察。但半个世纪前战事初定的岁月里，一位刚从英军装甲师退役、重返剑桥大学的年轻人却对这种状态深感不安。那年他仅二十四岁，名叫雷蒙德·威廉姆斯。四年半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战时的军队生涯与大学的宁静之间隔着死亡与恐惧的深渊。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汇聚在一个人短暂的“回归时刻”，威廉姆斯在战后的剑桥大学感觉到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气氛。在这样的心境中，他终于见到一位战时第一年曾在军中共事的朋友。我们可以想见他们交谈时的急切心情。谈话的主题不是回忆刚刚过去的战争岁月，而是谈论使他们感到新奇而陌生的周围的世界。几乎不一而同，他们说出了我们今天已不陌生的感觉：“事实上，他们(周围的人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当然，这些人都是英国人，讲的是英语。威廉姆斯所谓不是一种语言是指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在运用他们的母语时，各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不同的感情强度和重要观念，不同的能量和利益——我猜想，还伴随着不同的姿势和表情。尽管占强势的群体可以将自己的判断标准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但实际上按照语言学的标尺来看，这些不同的群体及其所使用的语言没有一个是“错”的。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所感觉到的陌生和不安感很大程度来自这个语言的变异过程：词汇、语音、节奏、语义以及它们唤起的感觉方式。与这个语言变异过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于政治和宗教的某些一般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这一切使威廉姆斯想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变化，他把这种生活方式理解为“文化”，这种“文化”与社会如此地紧密相连，以至你不可能离开社会的范畴来讨论文化，正如你不能离开文化来解释语言，反之亦然。语言、文化和社会就这样在威廉姆斯的研究中关联起来，成为他理解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独特视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雷蒙德·威廉姆斯写作发表了《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传播》(Communications，1962)、《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关键词》(Keywords——A Vocabulary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唯物主义和文化的若干问题》(Problems of Materialism and Culture，1980)、《文化》(Culture，1980)、《文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1983)等大量著作，开创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新范式，而他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就是在战后的那种独特的语言氛围中形成的。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发表于一九七六年，而今已几经再版，成为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这本书起初是威廉姆斯发表于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书的附录(当时有六十多条)，后来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但雷蒙德·威廉姆斯并未放弃收集和解释这些关键语汇的工作，在其后的二十多年的岁月里，他逐渐积累，扩展他的词条笔记和短文，到一九七六年成书时他从中挑选了一百三十一条作为文化与社会中的关键词单独出版。这本书当然不是交代词源、给出定义的寻常词典，而是了解文化与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地图。如同作者本人说的，这些词其实有一个变化的普遍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殊地图，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换言之，《关键词》一书虽然是按照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排列而成，在形式上颇像词典，但这个“词典”却是有内在结构的。这种内在的结构一方面体现在作者对词条的选择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对这些词条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之中。这两个方面如同经线与纬线一样，编织出十八世纪后期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欧洲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轨迹和地图。说明《关键词》一书属于何种学科的著述并不容易，它曾经被归在文化史、历史符号学、观念史、社会批评、文学历史和社会学的名目之下。这本书中收录的词条及其相互关系经常与这些学科相交叉，但是，它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词汇表，它是人们的思想和经验的广阔领域的表达，是社会实践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词汇的日常用法的分析，是讨论人们的共同生活的主要过程时必须使用的词汇的汇集和解释。作者关注的是这些词汇的一般用法，而不是特殊规定。与其说它是有关词源和定义的注释性读物，不如说它是对一个词汇表进行质询的纪录：它既是我们的最普通的讨论的词汇和意义的汇集，也是将我们组织成为文化与社会的那些实践和体制的表达。在《关键词》一书的序言中，威廉姆斯一再强调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暗示这些关键词的意义不断地在变化，以至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些词汇所讨论的问题来理解这些词汇，而这些讨论最终可能将解释者引到未知的终点。威廉姆斯在两层意义上将这种写作中的经验理解为词汇的问题：已知词汇的待选的和发展的意义需要稳定下来，词汇之间的明确而含蓄的关系形成了意义的结构，这不仅涉及讨论问题的方式，而且还在另一层次上涉及我们看待自己的中心经验的方式。所以，作者所作的不只是收集词汇，查找和修订它的特殊纪录，而且是分析内含在词汇之中的命题和问题。他是在这样两层相关的意义上将这些词汇称为“关键词”的：它们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的词汇;它们是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的词汇。看待文化和社会的特定方式当然不仅仅与这两个概念的运用相关，而且还与其他词汇的运用相关。在上述意义上，关键词的两个要素是词条的选择和意义的分析——这既是记录的方式，又是探讨和呈现意义问题的途径，文化与社会的意义就这样形成了。
因此，《关键词》一书虽然收集了大量词条和例句，但是它们并不是随意地被编排在一起，所有这些关键词都与“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更为关键的概念和范畴相关连。这一点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书的结构中体现得甚为清楚。该书一一分析了从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和他们的文化和社会论述。其中包括三个时期：伯克、科贝特、骚塞、欧文、浪漫派艺术家、穆勒、卡莱尔、盖斯凯尔夫人、纽曼、阿诺德等人为第一时期，马洛克、新美学的代表人物、吉辛、萧伯纳、休姆等人为第二时期，劳伦斯、托尼、艾略特、理查兹、利维斯、马克思、奥韦尔等人为第三时期。威廉姆斯用文化与社会作为中心主题将这些人物及其论述组织起来，用以考察一个正在不断扩张的文化观念及其具体过程，这也涉及他对文化理论的理解：他把文化理论视为整个生活方式中各种成分之关系的理论。他似乎深信这些人物及其论述足以呈现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的特征，因而并不在意别人批评他的著作忽略了另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从该书的整体结构来看，时期的划分和人物的编排仅仅是一种简便的叙述结构，在这个叙述结构中的更为内在的结构是由五个关键词所构筑起来的文化地图。这五个关键词是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这些词在现代的意义结构中的重要性随处可见。在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它们的用法在一些关键的时期发生变化，从而证明人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的普遍改变。这些看法包括：对欧洲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机构的看法，对设立这些机构所要体现的目的的看法，以及对人们自己的学习、教育、艺术活动与这些机构和目的的关系的看法。
我在此不能一一介绍威廉姆斯对这些关键词的具体分析，但我想简要地指出：他对这些词汇的解释特别集中于这些概念在特定时期的变化。如工业一词从“技术、刻苦、坚毅、勤奋”等用法改变为一个集体词，用以指称制造与生产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一般活动，这一变化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民主概念从希腊时期的“由人民治理”到成为一个常用词也是在相近的时期;阶级一词原指学校和大学中的级分和群体，直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才成为社会等级的划分概念。这不是说此时的英国社会才出现了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说这种意义的变化记录了人们对这些等级划分的态度的改变，因为这个概念不如等级(rank)那样明确。威廉姆斯解释说，这个词的构造是在十九世纪的概念上建立起来的，是根据英国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感觉建立起来的，当时的英国正在经受工业革命的洗礼，而且又处在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艺术一词的变化模式与工业一词甚为相近。从人类的一种标记即“技艺”转变为一种机构，一种团体活动，以及想象性的和创造性的艺术(大写的艺术终于代表一种特殊的想象的真实)，这个过程产生出了艺术家与艺匠的区别，产生出了天才与才能的区别，产生出美学和美学家等新的意义。这些变化与前面提到的概念的变化同属一个时期，它记录了艺术的性质与目的、艺术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艺术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观念上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在所有这些词汇的变化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文化一词。它的变化也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该词原指“自然成长的培养”(tending of natural growth)，后来引申为人类训练的过程。但后一用法在十九世纪改变，从某种东西的文化(culture of something)改变为一个自称一体的词。此时的文化概念包含四个层面的意义，即“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之中的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艺术的总体”，“由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姆斯指出，围绕文化一词意义的诸多问题，都是由工业、民主、阶级等词的改变所代表的历史变迁引起的，而艺术概念的改变即是与此相关的反应。“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这些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我们不妨把这段发展的本身看成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这幅地图，我们可以探索以上种种历史变迁的性质。”
《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都是以探讨“文化”这个在观念上和关系上都极为复杂的词为中心。但是，威廉姆斯发现，他越是紧扣文化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就必须逐步扩大，因为他在这个词的历史渊源及其意义结构中，看到的是一场在思想与感觉的领域中的广大而普遍的运动。文化观念不只是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应，它还涉及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既承认道德的和知识的活动与新社会的原动力的区别，也包含了对缓解社会过程的痛苦所作的选择。“文化”观念不仅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而且也是对新的政治发展、对民主的反应，还涉及对社会阶级的各种新问题的复杂而激进的反应。更进一步，文化的意义的形成不仅涉及这些外部的关系，而且还将回溯到一种个人的或私人的经验之中，这种意义明显地影响着艺术的意义和实践。早期的文化观念意指心灵状态或习惯，或者意指知识与道德活动的群体，而今却也指整个生活方式。这样的文化观念一方面成为解释我们的共同经验的一个模式，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解释活动改变着我们的共同经验。威廉姆斯显然认为这种意义的转变并非偶然，文化一词的原初意义以及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的演变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在这两本书中，作者使用的参考框架不仅意在区别这些意义，而且是要将这些意义和它们的来源和影响联系起来考察。在《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中，他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分析一系列抽象的问题，而是考察一系列由各个个人所提出的论述，研究当事者的实际语言，研究这些人在试图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系列词汇。在《关键词》中，他注重的是这些词汇的意义的历史和复杂性，有意识的改变和不同的运用，创造、废弃，特殊化，扩展，交叉，转换，在许多世纪的有名无实的延续性遮盖下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给一个词下定义是多么困难的事。
在这样的一种方法论视野中，《关键词》获得了与一般辞典不同的特征。
首先，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讨论也是在一个历史地变化中的研究，从而他没有像一般的辞书——如牛津辞典——那样，在解释活动中以客观的、非个人的、权威的学术面目来掩盖自己的社会政治价值和个人色彩，而是尽可能地试图呈现自己的局限、立场和预设。
其次，一般辞典基本上是文献学和词源学的，长于解释词的范围和变体，却拙于分析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作者的工作集中于词的意义和它的语境，他经常从似乎没有价值的例证中得到相反的结论。
第三，一般辞典总是把书面语作为权威性的真正来源，似乎口头语是从前者发展而来;威廉姆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也同时注重口头语的分析和解释。他曾举例说，如果你要了解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当然就得尊重书面语的运用，但如果你分析的是工作(job)一词，那么很显然在进入书面语之前，它首先是在日常口语中产生的。
第四，作者也超越了单一语言的界限，不仅是分析英语中的关键词的用法，而且还根据需要分析关键词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复杂的和相互影响的发展。例如他曾经举出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马克思的词汇，他不只是追溯这两个概念的德语词源，而且还讨论它们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瑞典语中的形式和用法，从而显示出在这项工作中比较分析的重要性。
第五，在当代语言的复杂多变和雅俗混杂的条件下，什么才是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做法是尊重该词的词源，而作者似乎力图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也关注那些粗俗用法的形式和含义。
第六，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情境中的词的意思(meaning)及其变化，而不是概念的正确意义(signification)，这使他能够将词的分析与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联系起来。当然，他并不是将意思问题完全转变成语境问题，他也分析一些词汇本身的内在发展和结构。
我一再强调威廉姆斯的语言分析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的联系，这并不是说他认为语言就是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简单的反映。我要说的是《关键词》一书也同样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的论述模式中产生的，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发生在语言中的社会历史的某些过程，指明意义的问题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内在相关的。新的关系伴随着看待存在着的关系的新的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语言运用中的变化：创造新词，改变旧词，扩展和转化特殊的概念，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关键词》一书特别注重语词间的“相互联系”的根本原因。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书的结论中说：
“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
“我们共同生活的整体形态的改变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反应，使人们注意力的重点放在整个形态上。特殊的改变将会修改一个习惯性的规则，转化一项习惯性的行动。在普遍的改变自身完成之后，会促使我们回顾自己的一般计划。……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
今天，我们似乎又一次面对“共同生活的整体形态的改变”，各种语言的混杂之中，隐含着我们看待生活及其无情变化的方式的差异。我们正在形成新的文化和社会观念，进而重新把握和控制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对关键词的研究和分析也可以说是重新获得控制的努力的一个必要的部分。
在本文的末尾，我想简要地指出，威廉姆斯是继利维斯(F. R. Leavis)之后的另一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奠基者和伯明瀚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批评将文化脱离开社会的理解模式，批评将高级文化与作为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相分离的理论后果，从而提出了“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模式。他的“作为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也可以说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模式的一种重要的修正。在他之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布狄厄的文化资本和文化生产概念，等等，都对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视野。威廉姆斯的工作对于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关键词》等著作迄今仍是学者经常谈及的著作。在我们面对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和语言的混乱的当代时刻，他的著作还能给我们以启发。就关键词的梳理工作而言，他对词汇的分析与对文化的分析紧密相关，这种基本的取向和方法也适用于我们的当下的工作。所不同的是，晚清以降，中国的许多关键词的语源是双重的，既有汉字的语源，又有外来语的语源，这些概念的翻译过程显然较之威廉姆斯追溯的语源更为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语言的翻译、转义和传播过程将更形错综交织，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形态也更加丰富而混乱，中国的关键词的梳理也更加困难。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一位先哲早就这么说过。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夜于古城
本文原载《读书》199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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