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9日,俄罗斯RTS指数和卢布在双双暴跌。截至当日北京时间18:25,俄罗斯RTS指数暴跌超过10%,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1.39%,创RTS指数1995年9月1日设立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之前的最大单日下跌为2008年10月16日,跌幅达到9.52%。此外,在港股上市的俄铝(00486,HK)跌幅更是高达50.43%,市值跌去355.4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也下跌2.69%,创2016年6月以来最大跌幅。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4月6日宣布,将对一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以回应所谓的“俄罗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全部恶意行为’”。这份制裁名当中,包括7名俄罗斯商业领导人和他们拥有或控制的12家企业,以及17名俄罗斯高官,此外还包括一家俄罗斯国有武器进出口企业及其下属银行。其中,就包括俄铝的大股东欧柏嘉(Oleg Deripaska)。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6号发布声明称,这次制裁依据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以及今年1月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一份“克里姆林宫报告”——这份报告列出了114名俄罗斯政府高官的姓名和职位,以及96名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所谓俄罗斯“寡头”的名单。根据制裁规定,受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非美国公民也可能因与其或代表其进行交易受到制裁。
毋庸讳言,美国的制裁只是俄罗斯经济崩溃的外因。俄罗斯经济问题沉疴已久,俄罗斯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是内因。易言之,即便是美国不制裁,俄罗斯经济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纵观普京执政18年,政治治理可圈可点,而经济治理却乏善可陈。普京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都犯下了无法原谅的错误。普京,放纵寡头与财阀操纵国民经济,使俄罗斯经济退回到沙皇时代的混乱状态。普京的错误,不禁让人感叹万分,也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是的,普京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却绝对不是伟大的政治家。普京,虽然阻止了俄罗斯版图的进一步破碎,却未能遏制俄罗斯经济的空心化。普京时代,延续了叶利钦时代的资本大规模外逃,自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外逃资本应不低于10000亿美元。一个只懂得玩弄政治权力而不懂得经济建设的总统,最终还是未能挽救衰落的俄罗斯。2018年的俄罗斯经济,已经沦落到三流国家的行列(GDP已经低于我国广东省)。相信,普京将来的命运也不会太好,俄罗斯人民未必会接受今天这样的局面。那么,普京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对发展国民经济有深刻的洞见。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呢?一句话:必须提升并保持国民经济的资本积累率。如何提升并保持资本积累率呢?首先,要将一切国内资本尽可能地导入实体经济;其次,要尽最大努力吸纳国际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在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深谙此理。他们敢于勒紧裤腰带,迅速发展国民经济;他们敢于借助外部资本,迅速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进行了两次资本大跃进,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观察今天的美国,特朗普也懂这个道理,特朗普新政全部着眼于提升美国的资本积累率,笔者已经开始相信特朗普或有可能扭转美国衰落的趋势。反观普京,18年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大多着眼于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放任寡头与财阀掠夺民脂民膏并自由地转往西方。俄罗斯在普京治下,资本积累率多数时间为负值,GDP在全世界的排名不断地被各国超越,国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普京的错误,导致了俄罗斯今天的悲剧。
普京为什么会犯错?套用一句文革语言:立场决定了观点。是的,普京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会坚决地维护俄罗斯国家的利益;但是,普京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没有意愿维护俄罗斯人民的利益。普京,站在了既得利益集团一边,他成为了新寡头和新财阀的总代表。2001年2月12日,普京簽署了一項法案,規定國家保護前總統與他們的家庭。這主要是因為1999年前總統叶利钦與家人被懷疑參與洗錢等腐敗行為。事实上,这个法案终结了俄罗斯打倒寡头与财阀的最后机会,也就阻止了俄罗斯建立现代税政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可能性。普京没有意识到,他保护的并非一个叶利钦家族,而是一种十恶不赦的野蛮制度。一个法案,使一个国家倒退了100年。一个人对“恩人”的“义气”,反而使他失去了对俄罗斯全体人民的道义。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无法建立直接税的国家,俄罗斯政府的收入源于出卖资源和征收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少数对寡头和资本毫无节制的国家。如此国家,怎么可能会发展实体经济?如此国家,怎么可能出现创业和创新?俄罗斯的衰落仍然在继续。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一切责任归罪于普京。苏联晚期的政治糜烂,导致了俄罗斯民族在精神上的倒伏。俄罗斯在过去三十年,确实没有伟大的思想家,甚至都没有出现像样的思考者。精神上倒伏的俄罗斯人,彻底丧失了主体性,他们极端地迷信西方。不要以为帮助俄罗斯设计经济制度的人平庸,他们全部来自于美国且鼎鼎大名。其中,有一个仍滞留中国,就是垂垂老矣的张五常。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对俄罗斯问题总是抱持阴谋论的猜测,直到后来笔者到香港后全面了解了现代西方经济制度,笔者开始明白俄国问题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阴谋论。比如,我们就不会将李德在苏区的胡闹当成是国民党的阴谋。因为,俄罗斯人并不知道,美国政府是绝不会请张五常们做经济顾问的。当然,俄罗斯人完全不理解,美国人是绝对不允许华尔街代替参众两院立法的。华尔街的精英们,他们的每一个建议都是为寡头和财阀量身订制的。当迷信的俄罗斯人接受了华尔街,并消灭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之后,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沙皇时代的农奴制。俄罗斯寡头和财阀,与俄罗斯妓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俄罗斯期待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需要列宁式的伟大拉比,他们等待托尔斯泰笔下的《复活》。
笔者曾写下《苏联解体十年祭》,此后又写了《掠过佛来堡》和《新社会主义论》。我们对普京并无特别的兴趣,我们只是感慨于俄罗斯的悲剧,我们必须对俄罗斯问题进行哲学归纳。请记住以下的话语: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拥有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而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恰恰表达于其政治家的人民性。由此,你就知道,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哲学意义,持此信念的政治家才能建立民族国家主体性。持此信念,才能脱离寡头和财阀回到人民中间(只代表人民),才能不遗余力地提升国家的资本积累率(遏止资本外逃),才能建立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的直接税制度(反对超级地租和扼制资本暴利),才能为独立民族国家的伟大货币建立举世信服的发行与管理法案(将国家的财政金融主权交还给人民)。当然,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必然体现于人民的集体审美。托尔斯泰,对寡头和财阀深恶痛绝,对底层人民充满了悲悯与同情。正是贵族聂赫留道夫式的觉醒与忏悔,开启了俄罗斯民族的复活与崛起。可惜,现在的俄罗斯权贵,已经没有了涅赫留道夫式悲悯的宗教情怀;现在的俄罗斯百姓,尚未恢复喀秋莎那样追求光明的信念与勇气。也许,危机就是最好的老师,它会用痛苦来唤醒一个古老民族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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