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一篇文章(江宇：在中国读懂马克思（1）人类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揭示的规律中)发出之后，有网友留言问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呢”?这个问题问得不错，也很有挑战性。这正是今天我们要说的问题。
我们的答案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以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为代价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已经不可能走西方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一条新路。找到这条新路，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2.“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资本主义陷阱
从1825年英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到1914年“一战”爆发，资本主义经历了“百年和平”，诞生了第一批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国家也是今天发达国家的主体。
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不到1/6，当剩下5/6的人口开始追求现代化时，难度要远远大于先行的那些国家。一方面，落后国家不再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可以利用全球资源缓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矛盾。另一方面，现有的强国总要用各种办法，维护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维持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金字塔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个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全球体系中，突破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抑制，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01、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
2016年，是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100周年，《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全球化理论，主要观点是：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解决国内矛盾的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分成了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在列宁的时代，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
“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利息、股息、投机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越来越大了”。
我们看到这句话就会想到，今天的美国和当年的英国多么相像。对外扩张不仅破坏了落后国家的经济，而且破坏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由于殖民地的是有限的，所以对外扩张必然引起战争，
“帝国主义加强了民族压迫，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了…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
列宁还指出了无产阶级应对金融资本的策略：“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马克思发现的规律仍然顽强地起着作用，而且越是遇到危机、越是接近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就越强。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改变了形式，从直接的军事占领变成了依靠金融、跨国公司、意识形态输出以及仍然为数不少的军事侵略，这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欧美经济走向金融化、债务化，而主要依靠资源输出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要么丧失经济收益和经济主权，民族产业被摧毁，要么因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背负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透支了资源和环境，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全球分工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决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时，邓小平同志及时提醒，不要盲目乐观，他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1]。”
顺便说一句，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和平与经济发展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问题者，困难和挑战也，是尚未实现的、要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标，而绝对不是像今天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今天的时代已经成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可以主动放弃武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前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这其中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历史周期律，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大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谜底。
02、边缘国家的逆袭
有压迫就有反抗。20世纪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落后国家的情况则更加复杂，一方面要突破本国传统社会的约束、发展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维护民族利益。这两方面的任务。如果第一方面的任务完不成，就不可能启动现代化，但如果在启动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那么发展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以来，广大落后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致走出了四种道路：依附式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目前前三种道路都已经被实践证明并不成功。
依附式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都是，在经济制度上采取私有制为主和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多党制民主。其不同点则在于，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往往采取一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包括实施贸易保护、建立一定范围的国有经济、优先发展基础工业、限制外国投资等，这些实行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的期间，经济增长取得一定的成效，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也使得南北差距略有缩小。
依附式资本主义的典型是“亚洲四小龙”，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有着特殊的地缘环境，对大型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适用性。到了20世纪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原来采取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往往走向了依附式资本主义，纷纷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等问题。这些现象表明，迄今为止，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依附性资本主义，边缘国家都还没有走出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
首先，“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不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而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由外部强加的，这些国家往往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封建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宗族势力、等级文化等的影响还广泛存在。印度建国初期的起点优于我国，耕地资源也比我国优越，但是由于长期是殖民地国家，并未经过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封建土地制度和等级文化成为现代化的制约。即使能够启动现代化，也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裙带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而在经济发展初期就形成较大的分利集团，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中断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边缘国家”既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除非不对外开放，只要对外开放，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取消了过去的贸易保护，实行私有化，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进入。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在国家之间导致两极分化。而外部资本垄断和挤压本国产业，国民经济命脉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操纵，失去独立发展的能力。
第三，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往往在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时就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民主。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已经非常稳固，选举结果对政策影响不大。但对发展中国家则不同，竞争性选举带来的后果就是短期行为、社会割裂和民粹主义。政党的行为是短期的，难以产生强有力而稳定的执政党，从而不会对国家建设进行长远性的规划和投入。再加上私有制条件下，很容易形成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竞争性选举制度则会加剧两极分化，形成社会割裂和对立，典型的就是泰国近年来多次出现的以“红衫军”和“黄衫军”代表的城乡阶层对立，你方唱罢我登场，难以形成具有长远目标的稳定的政权。
可见，在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对于少数小国来说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几个小经济体)，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没有这种特殊的资源和地缘条件，改变不了对大国的依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本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边缘国家”的失败，具体就表现为“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认为，虽然不少国家能够打破最初的贫困陷阱、实现起飞并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它们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各界关注的问题。以上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就必然会出现的陷阱，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当年并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个陷阱，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避免经济的依附性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对外没有解决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对内没有解决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道路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正是没有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现代化道路遭遇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说明今天的落后国家已经不可能再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占世界5/6的人口，需要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0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失败，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切断与资本主义联系，才是一切落后国家摆脱剥削、实现自主发展的根本。
19世纪，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了全世界，同时也引起了“南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1917年爆发的苏联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这一浪潮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将其称为“南方的觉醒”，认为从二十世纪起，“边缘国家”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特别赞赏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口号，认为中国通过这一口号，让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统一战线，实现了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统一。
对于全球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争取社会主义和争取民族利益是统一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打破资本主义体系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个更包容的口号，取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落后国家只有实现人民的团结、民族的解放以及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利[2]。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6.
[2] 萨米尔·阿明的上述言论,见丁晔. 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3):16-24.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