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倡社会主义？
当然这纯粹是一种巧合：6月6日是二次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第二天就是中国的高考日。
登陆日曾经被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称之为“最长的一天”，但在许多中国家长和考生心中，高考日何尝不是“最长的一天”呢？
打开手机，各种推送就能让我们感受到高考前夜的紧张气氛：“交管增派400警力保障高考”、“家长踩点”、“商贩深夜营业考生受影响”，而最具幽默感的莫过于这样一条消息了：“身上太香会干扰考生，监考员洒香水要适度”。
不知道在诺曼底登陆前夜，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军官们有没有收到一条类似的命令?如果没有，那就意味着高考的紧张程度超过了登陆作战，高考日不是“最长的一天”，而是“比最长的一天还要长的一天”!
存在决定意识。
高考的高度紧张，其实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严酷的现实：
中国社会已经严重分化了，精英很精彩，草根很悲催。
如果你不能通过高考的独木桥，实现从草根向精英的跨越(尽管随着阶层固化的日趋严重，这种“跨越”越来越像是一种想象而非现实)，那么未来的人生将是一片黯淡。
所以严格说起来，高考也不像是登陆，而更像是一种逃离——只有大规模的逃离，才会有如此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
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改造我们的社会，使之具有这样的特征：
成为精英并非免于悲催生活的唯一途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们，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都能过上有保障、有尊严、有安全感的生活。
新中国前三十年，我们曾经建成，或接近建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尽管当时刚刚摆脱了百年战乱，还有打破帝国主义围堵的繁重任务以及人口急剧增加的压力，绝对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很好。
那个时代，首先，能够成为一个劳动者本身就是很自豪的事，尤其是能够成为国营企业的产业工人的话，庶几相当锁定了“中产阶层”的前途，意味着稳定的收入，较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由单位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种种福利保障和安全感，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其次，从工农兵中直接提干的制度以及“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制度，打通了从“草根”到“精英”的通道，你不必和千军万马一起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只要能有出色的工作表现，也可以获得更大的舞台。
当然，这里也必须指出一点：直接提干和推荐上大学等制度也还处于草创阶段，很不完备，所以存在开后门等不正之风，但这是可以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的。
由于社会是相对平面化的，上大学不具有“唯一出路”的性质，所以在前社会主义时代，中小学生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发展是多样化的、全面的。社会上有一种浓浓的尊重技术、尊重科学的氛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流行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今天已经没有人敢这样说了，因为如果不能快速发财，一切都白瞎。
这样的社会“缺点”也是有的，就是精英不能享有今天这样高的相对地位。电影导演想住冯小刚那样的“迷宫一样的豪宅”、同时在美国还拥有豪宅，明星演一部电影片酬几千万，一天的餐饮费就1500元，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发展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和前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储备了大量动手能力很强的高素质人才有关。
今天的教育，无论如何夸张其词，培养出来的人多是动手能力差、鄙薄劳动、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这已经是中国工业发展最大的隐忧之一，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隐忧之一。
今天，高考给许多有孩子的家庭带来严重困扰，有人甚至说，高考已成社会“公害”——这当然是太过夸张的表述——关于高考改革的话题也一直在延烧。
不过在我看来，“高考紧张”毕竟是属于第二性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沿着“更加平等”的方向改造我们的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创办更多的公有制企业、支持农村的集体经济、实行更全面的社会保障、通过税收等杠杆，消除“赢者通吃”的社会现象，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确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等等。
更加平等，就是更加社会主义。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倡社会主义？
出路多了，孩子就不必非要去挤独木桥，期待未来能有这样的情景：高考那一天还是24小时，一点也不感觉到特别长。传媒上关于高考的消息只有一条：今天高考，一切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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