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汪晖纪念王富仁之作。这一纪念并非单纯地撰写悼文，而是借助王富仁的著作，对王富仁，以及他所研究的东北作家群，做出共情式的理解，并尝试对八十年代以来启蒙与反启蒙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究。文章既有怀人的温情，也有思想的张力，更牵涉汪晖本人与端木蕻良的交往，兼具史料价值。本文刊于《读书》2018年第8期，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
王富仁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去世，他的门生故旧筹备编辑纪念文集时曾来信索文，那时读了好几位朋友所写的悼念文章，心有所感，起初是答应了写的，却终于不知道从哪里落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时代的洪钟大吕，九十年代之后，语境与问题都在变化，而他并不随波逐流，也从未扮演时代英雄或青年导师，以致渐渐为媒体所忽略。二〇〇三年他去汕头大学任教，倡导新国学，以他独特的方式写过老子、孔子、孟子思想逻辑的系列论文，但其内核与他此前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一脉相承，并不在如今国学洪流内部。我隐约觉得：富仁因应时势，承国学之名，又有所坚持，试图以近代新文化对国学内部进行改造。但这个思路大概躲不过今日国学家的法眼。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二〇〇七年，之后一别十年，再谈起他时，已是永诀。
我和富仁最初相识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秋天，由王得后先生引荐，在他的博士生宿舍里谈了很多，此后就有了为数不多的通信和来往。但一九八九年之后，除了偶尔在学术活动中见面之外，我们往来渐少。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专门寄了一册给我，扉页上像他在八十年代的赠书一样，用他那长方形的、用力写出的字体落笔题签，称谓依然是“同志”。这部书中的一节主要讨论我的鲁迅研究，记得是放在九十年代的范畴内谈的，他大概觉得我的研究虽然成型于八十年代，但更多的回应是在后一个十年。事实也确乎如此：他的对话对象是陈涌先生代表的一代，而我的对话对象则跨不过著名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了。这里确有某种代际关系在里面。记得八十年代的后期，在一次现代文学学会的座谈会上，他提到我们之间的歧义，用了“论敌”的字眼，但基本的意思是说我们观点不同，但仍像同志一样交流。也因此，在阅读前面提及的那本鲁迅研究史的著作时，我更深地体会到他的开阔胸襟和秉笔直书的性格。
没有写悼文，因为担心落入谬托知己的窠臼，更担心在媒体表述中遗忘了对逝者的敬意。沉默有时比开口更真实。现在因富仁的遗稿而写此文，且并无富仁的授权，实在有些找不到理由。但朋友执意寄来文稿，才知道是关于东北作家群和端木蕻良的。而我好奇的是：富仁为什么要重新讨论东北作家群尤其是端木蕻良?他要借着重读这些为当代人所忽略的作家和作品说些什么?富仁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学者，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只是为了补苴罅漏而做文章。
事实上，他的宗旨首先是去蔽，其次是正视听，在历史变动之中重新发明文学史的“真相”。初读文稿，一种久违的文风扑面而来，让我记起当年读他论鲁迅的那些文字。富仁极少引用理论，几乎没有注释，他将文学和生活的积累转化为直抒胸臆的文字，以大写意的手法，千山万壑，大江大河，勾画历史变迁的脉络，追踪每一个时代以各种名义被压抑的文学与思想的潜流，力图释放其能量、激情、思想和才华。富仁是现代文学领域内思想解放或启蒙的代表人物，但当他将“五四”和启蒙放在三十年代的脉络中考察时，他以重新发现“五四”的热情探索这一时代“左翼”的意义，以更为强烈和真切的笔触发掘作为“左翼中的左翼”的东北作家群的能量。
说比重新发掘“五四”更强烈和真切，是因为八十年代对“五四”重新思考、对思想革命的再度发明因应着时代的主潮，而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论述左翼却像是逆流而上，否则又如何“去蔽”呢?放在当代的语境中，他的论述不会被放在转向了的“新启蒙”脉络中，毋宁更像是后者的对立面。事实也正是如此。他所要去的“蔽”到底是什么呢?这便是始于重新发现鲁迅的另一面即非政治家、非革命家的另一面的漫长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废名、沈从文、张爱玲被凸显，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及左翼作家被边缘和漠视。这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解放进程，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遮蔽的过程：“左翼文学被遮蔽了，‘东北作家群’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为东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旗帜下陆续走向文坛的，他们的基本倾向从来都是‘左’的。”在东北作家群中，萧红、萧军为人熟知，但萧军被人谈起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与萧红的关系;萧红为人熟知，不是因为她是左翼作家，而是将她作为非左翼作家并与丁玲相对立才重建其位置的。
遮蔽的进程是在解放的口号下展开的，反主流的潮流其实正是当代主流本身。置身当代主流的“我们”以一种非历史的倒置，将三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改写为主流文化，其结果不过是自我合法化。富仁并不否认这些被再发现的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也没有否定对这些作家进行重新评价的意义，他针砭的是这一时代以“解放者”自居的“我们”的傲慢。在读到下面的断言时，我有些惊讶于富仁的直白——他以一个老启蒙者的姿态表达了对于革命的忠诚。对他而言，革命不是写在勋章和纪念碑上的标记，也不是与启蒙相对立的进程，而是在生存的立足点被连根拔起的生死之间展开的求生搏斗。在多重的边缘地带，在无望的挣扎之中，挣扎者终于意识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或阶级命运的联系，从而认识到了“整体”的意义。革命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但“为了活”无法通过个人解放而获得，而必须同时解放“整体”，从而求生意志可以展现为牺牲精神、必胜信念、超越个人利益的勇气，以及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荣辱与共的意志。因此，在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忠诚只能展现为“启蒙”确立了自身的主流地位之后的继续探索、持续颠覆和朝向不断解放的进程。这是多大的讽刺：
“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憎恨也不会憎恨的人。我们好说‘告别革命’，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了‘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总之，我们是戴着白手套而采摘了我们的文化成果的。”他尖锐地指出：这一“戴着白手套”的“告别革命”及其连带的审美趣味最终只能堕落为资本与权力的婢女。
富仁对于三十年代左翼的辩护并不是要重建左翼的牌坊，而是在历史力量的升沉起伏之中，在三十年代与当代的对照中，探索遮蔽和压抑的能量。如同鲁迅在“五四”时代对于“真的人”的追求，他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也正是挖掘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真的人”，或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是“全人”——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而是有真实的爱恨情仇的人，即便是褊狭、恐惧或其他弱点，也映现着完整的人生状态。通过对东北作家群的重新检视，他不但重新定位了左翼文学和东北作家群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位置，也重新发现了鲁迅的独特位置。与大多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同，“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越来越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社会群众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
“五四”是浑成的，民族的危机感、对社会衰朽的愤懑和改造的愿望、新思潮的激荡、青年和女性的苦闷和实际位置，以及来自旧生活的经验，在整个运动中得以整合，但伴随着文化运动的迅速分化，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将社会生活的总体感受综合为一体了。鲁迅继续着他对“真的人”的追求并在巨大的危机中将其具体化，他比其他人更深地把握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挑战和可能的生机。当东北作家流亡至关内的时刻，不是那些已经成为党国栋梁和社会名流的“五四”一代，不是那些扛起了复古主义或民族主义大旗的一代，也不是仅仅关注关内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左翼理论家和文学家，而是鲁迅几乎是以其一个人的力量，将这些边缘的文学群体推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舞台。他用全部的热情和洞见向人们证明这个群体比其他人、其他群体更真切地体现了中国内外危机的深度，也比其他作家和作品更好地呈现了在极度腐朽和衰败中潜藏的能量与生机。
那么，被鲁迅发现，又为富仁再发现的东北作家群的独特性究竟何在?我们或可以将之归纳为双重的边缘性，即东北在中国文化和区域关系中的边缘性和被迫失去家乡而流亡关内的边缘性。首先是东北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在古代中国处于中华文明的边陲地带，在清代产生过统治民族却逐渐失却其自身文化特性，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则是沦陷于沙俄和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等作家的出身、背景、教养、个性各不相同，怀抱着因流亡而爱憎无所寄托的深广的忧郁。他们的作品品格各异，但处处渗透着无法逃逸、与生俱来的爱憎，其中有源自上述双重边缘性的痛苦、幸福、忍耐、反抗、胜利、失败，却没有置身事外的客观神态，没有从别处习得却自以为高明的概念，没有同情的旁观和冷静的分析，有的是从自身生活中奔涌而来的态度、情感、悲欢。
原本并无直接联系的东北作家们，几乎是完全自然地、别无选择地成为左翼的一部分。与许多内地左翼青年不同，他们成为左翼，主要不是学习左翼理论并以此作为观察生活的尺度的结果；他们凭着生存的直觉，知道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法权之外的、致力于批判和反抗的左翼才能容纳他们，只有将“敢说、敢笑、敢哭、敢打”的人生样态视为拯救民族命运力量的鲁迅能够理解他们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也只有这位昔日的启蒙者、今日左翼的精神领袖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流淌着的不是“水管里流出的水”而是“血管里流出的血”。
东北的文化边缘地位和沦陷的命运最深刻地体现了民族的苦难，东北文化中的落后和粗野同时也最集中地体现着一个衰老文明中尚存的野蛮力量。相较于都市作家所表现的颓废，相较于沦落的贵族阶级对于家庭、两性关系和伦理世界的表达，相较于自由主义者或者都市左翼对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关系的站队和分析，东北作家的双重边缘地位使得他们能够把握民族命运的总体性、在所有生活领域呈现求生的本能与基于这种本能的意志。这是他们走向左翼的根本动力。因此，他们是边缘中的边缘、左翼中的左翼，也是以其全部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方式为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注入活力的独特世界。如同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奴隶，他们地位边缘而卑贱，却因此而更深、更广地贴近这个世界;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内部存在，而不像需要借助奴隶才能与劳动、创造、自然等发生联系的奴隶主;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世界的控诉和揭露，对于土地的爱恋，并不需要通过抽象的概念来加以表达。他们的文学世界就是生活世界本身。
富仁的叙述平易而直白，他着力挖掘的就是这种从生命里流淌出来的力量。这也是他与当代世界的各种潮流进行对抗的出发点。他的问题不仅是：复古吗?保守吗?激进吗?世界主义吗?民族主义吗?而且是：哪一种力量更深地体现了当代危机的深度并提出了或本身就潜藏着突破这一危机的路径和能量?因此，他的质疑总是包含着另一层含义：这是真的吗?这是从生活里、从生存的意志里来的吗?这是真正从内心深处能够体现整个民族生活的总体需求的诉求吗?这种提问方式与鲁迅“难见真的人”的追究一脉相承。这里没有必要重复他对端木蕻良富于洞见的分析，但需要指出一点：他没有选择萧红、萧军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而是选择了更为边缘的，也更多矛盾性的端木蕻良作为分析对象，部分是因为端木蕻良在不同阶段的创作提供了足够历史长度让我们透视其间的变化，他的文人气质也显示出更多值得分析的矛盾性。在富仁看来，端木蕻良在气质上与托尔斯泰有些相似：他们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但对自己的阶级持有决绝的批判态度，却无法摆脱就是其中一员的命运;他们笔下的人物对于被压迫者和女性带着忏悔式的同情。端木蕻良的文学气质的另一端联系着他晚年的创作对象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但富仁指出：“《红楼梦》所展开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从根本上丧失了生命活力的世界，但端木蕻良笔下的科尔沁旗草原则是雄浑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作者在这个世界里感到的不是生命活力的缺乏，而是生命活力的浪费和邪恶的运用。”这是极为敏锐的洞见。
富仁对端木蕻良和东北作家群在进入左翼文坛前后对于东北的不同表现有深入的观察。在《科尔沁旗草原》阶段，科尔沁旗草原是其生活的世界，也是其批判和反抗的对象，内心体验与对现实的表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抗战的语境或关内左翼文化的影响下，“端木蕻良逐渐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转移到了与自己有着不同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的大山、铁岭、来头、双尾蝎这类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人物身上”。对于东北原始力量的凸显恰恰源自关内和全国对于民族精神的召唤，而不再是与个人经验更为密切的、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复杂状态，因此，原始的、雄浑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草原实际上已经因应着不同的需求，呈现着不同的生态。富仁最为珍视的，不是左翼通常崇尚的边缘或底层，也不是对于边缘的同情和理解，而是源自边缘或底层生活本身的求生意志和原始力量。这种意志和力量，即便不是完美的，甚至是粗糙的，也远比其他都市作者们的诉求更能体现民族生活的总体需求和渴望。因此，对于富仁而言，东北作家群带着一种内地罕见的力量进入左翼文学的范畴，在扩充其边界、充实其能量的同时，又由于因应着关内文化的需求而凸显东北生活的原始性，反而逐渐地失去了与其生活浑然一体的状态。这是作为一个群体逐渐消解和弥散于一般左翼的开始。
读完富仁文稿的傍晚，回到家中赶忙翻箱倒柜地寻找旧信，结果因为多次搬迁，除了富仁的赠书之外，他的信件已不知所终。在翻检过程中，意外找到的竟然是端木蕻良先生来函四通，及一张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摄于扬州徐园的合影。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端木先生在照片背后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并注明由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所摄。借富仁论端木著作出版之际，将端木先生的信件内容公布在这里，对于研究端木蕻良的学者而言，或许还有些史料价值。
一九八一年，我还是一个“大四”的本科生。五月六日傍晚，我拿着本书，走进学校旁边的瘦西湖公园，在寂静无人的徐园停留下来。天色渐渐暗下来，园子里忽然涌进一群人来，靠前走在中间的一位个头不高，戴着眼镜，旁边簇拥着陪客。我仔细看去，认出中间那位正是曹禺先生。在簇拥着的人群后面，有一位长者和他的夫人，与前面的人群保持着距离，徐徐跟进，不时走到一边端详园中建筑的匾额、对联和题签。他们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辨认出他是端木蕻良，便轻声地跟他打招呼。他们俩大约有些意外，停了下来，耀群女士问我怎么知道他是端木的。我说是从照片上看到的。她拿出相机让我和端木先生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们便随着人群走出徐园了。
隔一日，端木先生应邀到扬州师院来做报告。我也挤在听众之中，从台下看着他走到讲台边，坐下，声音轻柔，慢慢开始他的演讲。主办者邀请他谈谈正在创作的小说《曹雪芹》，他就此进入话题，但没有说多久，就停住了。我们都注视着他。在沉默中，他突然抽泣起来，几次想重新开始，但无法自控。只记得他断续地说:你们青年人是幸运的，不像我们这一代……接着又是无声的抽泣，身体在颤动。耀群女士上前安慰他，我们不知所措，主持演讲的系主任也被这场景弄蒙了。台下渐渐地有一些窃窃私语和莫名的骚动，系主任这才反应过来，他对着话筒说：端木先生此刻很激动，这两天因为参观和座谈，十分劳累，身体也不是很好，今天演讲到此结束。我随着退场的人群往礼堂外面走，却不想系主任来到我身边说，端木先生想跟你谈话，你留下来。我随着他步行至休息室，见端木先生已经平静下来，他看到我，笑着打招呼，好像认识很久的样子。
将近三个月后，我收到了他于八月三十一日寄来的短柬和一张放大的照片。短柬中说：“收到你的信，很高兴，徐园相遇，留下愉快的印象。回来后，忙得不行，相片现在才由耀群放大，将我们合影寄上，留作纪念。你们真正像朝阳一样，升起在祖国的大地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望你努力进步!”他的第二封信末署着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内容是回复我的邮件。那时我刚刚本科毕业，通过了本校研究生考试，即将跟随章石承先生和曾华鹏、李关元老师攻读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并以鲁迅为研究方向。他回信说：“收到信，知您在研究近代文学中，选定鲁迅先生为重点。这太好了。我认为唐弢在这方面还是有成绩的，当然还有其他同志，恕不一一列举，你知道的比我会更清楚。另外，我认为许杰你应该和他联系，特别是在二十年代的，他对当时的时代风貌知道得比较清楚，而且不受偏见左右的。但这方面我并没有和他交换过意见，只是直觉罢!你须要我作点什么，我当尽力不辞。我知道很少，又加赶制曹稿‘中’卷，真有力不从心之感，我当尽力而为!”或许就是因为受端木先生来信鼓励之故，我将“大四”时期写成的《论鲁迅小说〈孤独者〉》誊抄后寄给他，因此也就有了他的两封较长的回信。这里照录如下：
汪晖同志：
您的信和《论鲁迅小说〈孤独者〉》都收到，我因赶写曹雪芹中卷，因出版社催促，使我几乎无法再顾及其他的工作了。我必须全力以赴。
您和(“和”可能是误字，应为“在”——汪注)您的导师指导下研究《孤独者》这个选题，让我很感兴趣，我想你会取得好成绩的。不过，我已多年未读《孤独者》了，您提出的问题，还得进一步予以考察，如安德列夫的作品，当时《红笑》和《七个被绞死的人》等都已翻成中文，鲁迅是读过的。又阿志巴绥夫在不久已被批判，所以读它时就采取否定态度，因此印象极为模糊。又厨川的作品，我已数十年不看了，只凭印象还记得一些。我如不重新翻阅这些作品，就不好发言了。可是时间精力都不允许。所以，只能胡说几句。
不过，我可以向您提出一点建议。您可否予以考虑。(1)当时，鲁迅也受过一些尼采思想的感染，那时，中国有位“青年党”的成员，叫作华林的，写过一篇《新英雄主义》，也是宣传尼采哲学的。可在研究的时代背景或可用得着。鲁迅先生是拿来主义者，后来在实践中，扬弃了阿志巴绥夫、安德列夫、尼采……还有厨川白村等人的思想，这与苏联和日本对这些人进行的批判，以及鲁迅先生的为人生的文艺观在实践中，发展成为更正确的更科学的文艺观是分不开的。你分析魏连殳的哭和仿佛对世俗的顺从，都有独到处。对我有启发。 “孤独者”这个名字本身，是否就有批判性，这也是值得研究的。大勇者首先站起来，当然，不会是很多的，但“孤独”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如果他不能打败这个敌人，即他就不是一个大勇者，连个小勇者也不是，只能向更孤独的角落逃开去，直至毁灭为止。鲁迅是最了解这种孤独的有害性，他在主张“Fair play”应该缓行的同时，他是尽量寻求可以联合的力量。能战胜孤独的最有力的武器，就在于能正视现实。您的文章，既有底稿，请把这稿子放我处，我当按您的意思，看有适当的刊物，试与联系。在您继续写作的同时，您是否可以把该篇考虑分成几个小题，写成可分可合的小文，也可以考虑。不多写了，请代我向您的导师们致意，恕我胡乱说了一通，耑此，即问
撰祺!
端木蕻良
一九八二，二，廿二日
汪晖同志：
你的来信和论“孤”一文都收到，我粗粗看了，觉得你的观点很有长处，可证你运用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没有脱离那个时代，也指出了鲁迅先生可能受到的外来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先天性不足，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当然是无产阶级，这个队伍也不能相应的扩大，因而自然力量也壮大不起来。当时，鲁迅先生笔下的主人公，所以孤独的最终原因，是看不到力量的源泉，也就是看不到下层。因此，自我否定，他认为以此可以报复的，实际上是落空了。鲁迅先生对他的批判是深刻的，也就是对那个时代作出的批判是深刻的。
看了你的论文是高兴的，我希望今后写论文，也不要太长。如有新意可再补充，这样写出的论文，不板滞，人们愿意看。不知为什么我对伯林斯基、赫尔岑的就爱看，后来苏联的有些论文，就嫌板滞，但对高尔基等作家写的论文，又特别爱好，大概也是由于活泼真挚的原故吧?
我这次去上海遇到黄进德老师，谈得很愉快。我的“曹”稿大概在明年第一季度完成，主要是精力时间都不足。此信本来是在本月初即想出前部的，一直拖到今天，才算写得发出，
一切请谅。并祝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祝
新年快乐!
端木 一九八二，十二，二十八 北京
一九八三年，也就是结识富仁的那个秋天，我去虎坊路端木先生的寓所拜访他和夫人。满屋子都是书，连进门的过道里也都摆满了。我们具体聊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但印象最深的是他与夫人主动谈起萧红，尤其说到在他与萧红共同生活的时期，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说罢是叹息。我不敢深问，带着悬念向他们告别。一九八五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他在信中曾特意推荐的唐弢先生研究鲁迅和现代中国文学。来北京后，我再度去虎坊路看望他，听他谈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看法。他鼓励我独立思考，对新潮流有些隔膜和保留，但为了完成《曹雪芹》的第三卷，他正全力以赴，已经无力他顾。我也渐渐地卷入八十年代北京的新生活，音讯渐稀。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端木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四岁。我是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的，想过写点纪念的文字，但就像富仁去世后曾经动念一样，最终只是在心里默默纪念。
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如白驹过隙。昔日的辩论以不同的方式再度登场，形式与含义都发生了变化。在各式旗帜之下，追问是否存在着源自生活底层的求生意志和激情，是否存在能够体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状态的思想和文学，也是追问我们自身、追问各种立场和主张的真实性的契机。这是富仁借着东北作家群、沿着鲁迅的问题而发出的追问。他把端木蕻良置于这份问卷的中心位置，或许是因为端木及其作品所包含的矛盾性也构成了富仁自我追问的契机。
一切追问都必须从自我追问开始。
(《端木蕻良》，王富仁著，商务印书馆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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