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这是2006年的一篇旧文，当时发表在一家纸媒上，没有保留底稿，就一直找不到了。今天偶然发现，大喜过望，一字不易，重发在这里。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施洋烈士牺牲已经快100年了!他的遗愿实现了吗？抚今忆昔，为历史进步的艰难深深叹息。
五一后的一天下午5点左右，当我漫无目的地走到洪山广场的时候，看到那里有许多工人正在拆卸为“劳动快乐”专场文艺演出而搭建的临时舞台，一副曲终人散的样子。
望着被仍在地上的横幅，我不由得想：此句不通。在今天，劳动本身未必会给人带来快乐。比如一个人劳动了之后如果拿不到报酬，他还会快乐吗?只有劳动者的权利受到充分保障的劳动，才可能会带来快乐。
广场上没劲，离回京的火车发车时间还有3个多小时，去哪里呢?我打开手上的“武汉交通图”，一个熟悉的名字蓦地跳入眼帘：施洋烈士墓。
说熟悉，是因为小时候看过一部反映“二七”大罢工的电影《风暴》，著名艺术家金山在其中扮演“施洋大律师”。深夜里，前来密捕施洋的军警在江边包围了他。在凄厉的警笛声中，他突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呼啸的寒风将他的头发和围巾吹起，面对着雪亮的刺刀和黑洞洞的枪口，他目光如炬。
这个画面给人留下的印象深极了，施洋这个名字从此就被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情节是艺术家的夸张。实际情况是，施洋虽然预感到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将对他下手，但他仍然拒绝逃走，在家中从容被捕。
施洋烈士墓就坐落在洪山南麓。整个陵园依山而建，大门是一座庄严肃穆的中式牌楼，上书“施洋烈士陵园”几个大字。穿过牌楼，便是用将军红花岗岩雕刻的施洋烈士像，烈士的神情看上去慷慨苍凉。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刻着原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题诗：
二七工仇血史留，
吴萧遗臭万年秋。
律师应仗人间义，
身殉名存烈士俦。
雕像后面的石壁上，是一幅青铜浮雕，表现的就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的情景。细看其中的横幅和标语，有“劳工神圣”、“众志成城”、“工团联合会”等字样。施洋居中，一袭长衫的模样和簇拥在他周围的工友们的短打，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忽然心有所动：是了!这应该就是施洋长期以来享有崇高声望的最根本的原因了——他属于那种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非常稀缺的一类知识分子，即虽然已经跻身于精英阶层，但却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下层的劳苦大众。
作为一个职业律师，施洋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三十岁不到，就担任了武汉律师公会的副会长。但不久之后，在恽代英、董必武等中共早期创始人的影响下，他便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人运动上来了。
施洋获得武汉工人信任的转折点，是他成功地领导了1921年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车行资本家加租（也就是增加“份钱”）而举行的大罢工。
罢工甫一开始，施洋就积极投身其中。他一方面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嘱咐大家“齐心努力，坚持到底”;一方面替工人草拟《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露车行资本家的恶行，阐明工人的立场，还撰写了罢工新闻报导，使罢工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在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巨大压力下，汉口租界当局和车行资本家最后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
释放被捕工人，允许成立工会，车租不仅不再增加，还在每日每班的原有租金里提出五十文作为工人的福利费用。在罢工期间，每人每天补发伙食费两百文，作为赔偿损失。上工以后，免租三天，收入全部归工人所得。
罢工获得全胜，武汉第一个公开的工人组织——人力车夫工会也在胜利中诞生了。
按照纪念碑的碑文记载，“二七”大罢工的直接目标，也不过是为了争取一项最基本的劳动权利：集会结社自由。
铁路工人和军阀争执的焦点就在于，工人要成立总工会，而军阀不让成立。诚如施洋在“湖北陆军审判处”所慷慨陈辞的那样：
“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斗争，不是空穴来风，来之有源。其罢工原因，不外下列各种：一、工厂待遇恶劣;二、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都不能自由;三、工资太低，工人生活太苦;四、工人劳动时间太长。能解决这些问题，罢工自然解决，何必请教于我呢?”
但军阀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选择用武力血腥镇压。施洋在工人当中有巨大的号召力，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吴佩孚因此认为：“不杀施洋，工潮难平”。所以他被捕一周后，即遭秘密处决，年仅34岁。临刑前，施洋对执法官厉声说道：
“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些替他们卖命当走狗的人，一起食肉寝皮！”
在身中两弹后，他仍傲然屹立，使出最后的力气振臂高呼：
“劳工万岁！”
绕过石壁，沿着石阶循级上升，是一个用方砖砌成的平台，朴素精洁。前面是纪念碑，后面就是八方型的烈士墓，墓上有一个用黄色的菊花扎成的小小花环，显然是有人刚刚来祭扫过，烈士并没有被遗忘。
我想，施洋为工人献出了一切，将他誉为“劳工律师”的工人又怎么会将他遗忘呢?他牺牲后，其遗体即由人力车工人工会和他的夫人收殓，同年7月，由江岸铁路分工会将其安葬在武昌宾阳门外的洪山。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汉口人力车夫为表达对施洋的哀思，仍然在各码头设祭，数千车夫跪地痛哭并扶灵位游行，场面悲壮。
试问民国时代的律师，林林总总，何止千百，又有几人能够受到工人如此衷心的爱戴?
知识分子要想不朽，说到底，恐怕还是无法回避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因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最终标准，还是要看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自由、保障和生活状况如何，而历史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最终也必须取决于他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了多少贡献。
当然，如果一个知识精英只顾现世的快活，为了个人“成功”不惜攀附权贵、富豪乃至黑社会老大，根本就没有想到“朽”与“不朽”的问题，则我的感慨也就纯属多余了。
站在烈士墓前，回望夕阳映照下的长江，滚滚东去，我又在心里默默地吟诵起了董老的那句诗：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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