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主权到生存权、发展权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近代之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君主制时代，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杰出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人的自然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对国家起源和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活动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产品的多样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市场突破了地域限制，向世界市场扩展。同样地，考量国家安全的尺度也不仅仅是国家生存系数的高低，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较早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获得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区和资本外围区。外围区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不可避免要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后果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商业资本的大量增加，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希望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取本国酒类畅销英国市场。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3年过后，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拿破仑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强行把欧洲农民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消费市场。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后发展国家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实质上它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说： 【“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
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为缓和生产发展无限性与市场、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所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12位跃居到第5位。从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位。
与此同时，美国也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斗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任何新崛起的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和联合垄断、排斥南方国家的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谋求霸权的行为。
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 【“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 【“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为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去争夺霸权。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发展权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发展权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面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综合国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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