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出海，英文版出版，这是一件大事。
这一天是4月8日，武汉解封、武汉市民外出逛街，方方的 《武汉日记》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上架美国亚马逊预售。
从3月收笔到4月预售，6月电子版，8月实体版上线，如果加上翻译，堪比武汉解封速度。
我很少谈及方方日记，因为方方日记造成了中国人群的大分裂，任何观点都只会增加这种分裂。但是鉴于方方日记影响到了国际，有必要说说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知识权力构建问题。
01 日记的日德版
目前，这本书已经有公开要出版的包括英文版、德文版，内容大体上就是那些公布的日记，看过的人早就看过了，英文版当然是给西方人看的。
这本英文版的绿色封面书上，副标题写着“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书中介绍：社会不公、腐败、滥用职权、系统性政治问题阻碍了对传染病的反应。
“original”，指向了源头。在科学界、世界各国为新冠源头争论不休、世卫组织要求杜绝源头地名化之际，好了，方方日记直接给定论了疫情源头了，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始作俑者了，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应对疫情失误有说法了。
而德文版的简介这么写到：武汉日记是一个独特的证据，证明了这场在短时间内蔓延到全世界各地的灾难起源，一个背信弃义的恐吓和掩盖制度，以及普通人对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政党的坚决抵抗。
综合目前英文、德文版的意思就是：“政治问题、体制性问题造成了这次的全球性灾难。”这样，不仅坐实了病毒中国起源说，且与政治体制挂钩，给了西方索赔借口。
西方媒体最擅长的就是这套话语体系，由个体上升到体制、甚至国家、民族等，进行脸谱化，标签化，政治化，带节奏带飞起来。
有评论担忧地写到：“当一撮国际反华联军忙着谋划如何给中国强栽上一笔新“庚子赔款”，却还缺点火药的时候，有人给他们送去了炮弹。”
02 方方日记时间线
很多人忽略的是，方方日记在时间上的变化。
疫情之初，方方日记为武汉人民发声，要求追责、官员道歉，要给死去的人一个说法，我支持转发很多，她对当地官僚处理疫情不当、对个体命运的描述，这有正面意义的。封城日记的走红有内在的逻辑，社会对官媒歌德派不顾事实没有人味宣传的一种本能反弹反抗，她持续发声、持续刷屏，她获得巨大话语权。
但是，抗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事情，从疫情之初的恐慌、到抗疫的转折，再到抗疫的胜利，这前后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方方日记只是其中一个片断。
当武汉封城之后，中央决策、举国抗疫，数万医务工作人员驰援武汉，遏制住了疫情、缓解了社会的恐慌和焦虑情绪，社会的心态在发生变化。
而方方日记基本上主要围绕着原来那个主题叙事，灰暗的基调、人民的惨淡、官员的追责等。到后期，因为道听途说，别人指出问题，他将质疑的人士统统扣上了极左的帽子，挑起了意识形态、社会群体之争，政治意味越来越浓了。
方方日记很少提及的是，几千几万人，十几万的白衣天使浴血奋战，打赢武汉会战，湖北各地人民十里长街送白衣天使等现实。在抗疫这件事上，疫区人民是感恩的，老百姓是深明大义的。
如果一本影响巨大的书仅凭道听途说只报灰暗的一面，忽视后续积极正义鼓舞人性的一面，让逆行者蒙上阴影，对抗疫人民也是不公。
后期，疫情发展到了全球，中国人看遍了发生在欧美国家比武汉更严重的人间悲剧，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死亡率达到10%、纽约州确诊十几万，死亡一万多人，医院尸横遍野，那比武汉更加悲惨。
原本以为欧美国家能够躺过这场灾难，但是现在却成了疫情的主战场。这让社会重新审视西方国家的制度、政府采取的措施、民众的观念，社会的动员能力等。同时，又回过头反思中国的抗疫历程：中国的体制、中医药、传统文化观念等。这就超出原有的叙事框架了。
而新冠在全球肆虐，病毒不认国家、种族、政治，在全世界发起猛烈攻击，哪个国家抗疫做得好或者不好，一目了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体制下，不同人的命运，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这个时候，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议，则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全球性的对比。其实，支持方方的依然是要追责问责、同时借着反体制的，只不过各方借着方方日记表达诉求。而反对方方的一方，则不局限于此她所框定的意识形态层面，涉及国际国内等多个层面。
03 话语体系与权力构架
随着全球疫情的扩散，反华排华，针对中国人、亚洲人的种族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一些外国首脑甚至直接喊出“中国病毒”这样污名化的词汇。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也遭遇了各种打骂和侮辱。
联合国卫生组织多次声明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避免地域的污名化。但是，依然无法阻挡西方世界将矛头对准中国。
4月1日，新冠全球确诊人数突破100万大关，到目前，确诊病例达到150万。欧美的抗疫失败，西方民粹主义、反华情绪进一步抬头，欧美国家政客精英甩锅，并鼓动着一起要求中国赔款。
这种势头蔓延到西方之外的国家。4月3日，印度律师协会(AIBA)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就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问题，向中国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
目前，印度，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议员、官员或组织，向中国索赔的大致要求是：
澳大利亚：想要中国割地赔款;
英国：想要中国赔偿3510亿英镑。
印度：联合国上提出索赔20亿美元。
美国 ：想要没收中国的1.1万亿美债，并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西方国家转移民众愤怒的头号标靶。
3月30日，方方曾在微博中声明，“我自己目前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与疫情相关的书。也未出版日记，特此说明。”
3月31日，方方上了美国洛杉矶时报头版头条，大标题”Uhan’s voice of truth” “武汉的真理之声”。4月8日，方方日记英文版全球上映的消息传出。
我不反对方方日记的出版，但是这本日记如此迅速的在西方世界出版，非常诡异。这个时间点的巧合在于，西方国家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索赔，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本日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他们需要这样一本书。
一位新加坡华人担心地说：西方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题材来煽风点火的，尤其是以知名作家的身份。可以想象，方方日记欧美出版将至少给中国带来十亿的仇恨者，给上千海外华人带来影响。
一些观察家所言，这本书会作为一个素材被输入到国际反中舆论里，成为“反中产业”的一部分。它将为国际反中力量添砖加瓦，提供弹药，给在艰难获得国际尊重，寻求友好国际环境的中国落井下石。
他们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我想补充的是：文化现象从来不是偶然现象，西方媒体的炒作、出版社的加急出版，总是有选择性。他们为什么不去出版一本中国抗疫成功经验的书？
一本书，一旦成了文化现象，它就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他像个放大器。方方日记，可以把中国的问题放大十倍百倍，把中国的成功缩小十倍百倍，或者忽略不计。通过舆论的影响力，西方对抗疫的失误，同样可以转移到中国的问题上。
文化现象背后含着各种权力，“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几千年来，西方依托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构建中国和中国形象，从马克波罗时代呈现的一个乌托邦中国形象，到文艺复兴时中华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国民劣根性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甚至是现在，东西方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别。
强势集团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包含着驾驭和奴役弱势集团的精神内核。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不是一天两天，这背后蕴含着各种话语的陷阱。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这次疫情撕下了西方的制度、医疗先进等遮羞布。
方方日记，也是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抓住的一颗救命稻草，既能转移矛盾，又可以要挟着索赔，不炒作更待何时。这本书会像很多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畅销书籍一样，成为西方话语体系中国叙事重要部分，更像是一次知识与权力的“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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