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步入第六个年头。
这场危机不仅是对世界经济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各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大考。在这场大考中，西方国家的窘迫、焦躁、困惑和无助有增无减。
二
西方民主还真是个问题。这早已不再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个人判断。当下西方广为讨论的焦点已转移到美欧政治体制困境的根源和出路到底在哪里。
“极化”是目前西方社会的一个典型征兆，事关国家前途和生存方式的共识无从谈起，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步履维艰。
“我们不能把绝对主义当作原则，不能以作秀来取代政治，亦不能将漫骂视为理论的辩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即便知道我们的工作将不尽完美。”
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就职演说充分表明，为摆脱华盛顿政治瘫痪，他将投入与共和党的决战。然而西方的主流看法是，不管奥巴马如何决绝，种种无形的大网终将难以冲破。
西方政治体制历经数百年发展，拥有过自己的黄金岁月。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灵，落入今天这样的困境?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思考还有待深化。不过，种种弊端却是明摆着的。对此，西方有识之士也有不少批判分析。
三
“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美国学者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用诙谐的笔调道出现实政治的无奈。
西方民主表演色彩甚为浓厚，以至于“政治秀”一语不得不让位于“游戏民主”。民主被简化为竞选，竞选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才艺表演。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物质的相对过剩，人们不再满足于生理需求，以视觉刺激、情感刺激为主的娱乐文化大行其道。西方政治广告有一个共同的经验：用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制造焦点。选民有时并不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议员，更关心的是谁的形象最具愉悦功能，最能排解心中的不满情绪。
常识判断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表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严重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状态在新媒体、金钱和商业炒作时代变得日益突出。
“随意”还有更深层面的背景，那就是对“程序万能”、“只要制度好，谁上台都无所谓”的笃信。这在相当程度上源自西方在发展水平方面的优势，及其衍生出的制度优越感。可历史上积累的财富(包括从发展中国家掠夺来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又能支撑多久呢?发展是一场不能停歇的马拉松，底子再厚实，也不能高枕无忧睡大觉。丢掉虚幻的优越感，将心态放得平和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当“政治产品”也卷进娱乐漩涡，严肃的事情变得过于轻松，“刺激”就开始从另一个方向作用于社会。一旦候选人的能力、专业知识和从政历练不再那么重要，甚至让外表、宗教信仰、种族、性别、年龄以及作秀的本事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砝码，一流治国人才就不那么容易脱颖而出了。
更为严重的是，为取悦选民，政客盲目许诺，造成社会公共开支增长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政府信贷盲目扩张、民众负债超前消费等诸多问题。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记不得了。”
1896年和1900年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美国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如是坦言。
100多年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今天的西方，参选人拼的不只是自己的能力与水平，更是金钱。现代传播工具与商业模式的结合，使得金钱的投入轮番上升，陷入恶性循环。选举在变味，金钱成了形象打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美国前总统卡特2007年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
长期以来，美国法律规定私人政治捐款最大限额为2500美元。显然，这样的限制已经与“金钱民主”的现实不相匹配。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个人与企业向助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上限。美国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根据计算得出，2012年围绕国会和白宫的角力耗费了60亿美元，成为美国选举史上“烧钱”最多的大选。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不带诉求的政治献金。“金主”的底气越来越壮，“民主”的成色就越来越差。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选战花费金钱过高，政治献金只会让富人对决策有更大影响力。“金钱民主”一大后果，就是中产阶级被架空、被边缘化。“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的99%与1%之矛盾将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指出，美国的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寡头牢牢绑住，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比共和党人甚至更加依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资助。这种寡头政治的现实，意味着在华尔街巨头面前，驴象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撼动他们坚固的根基。
“当鸟儿的翅膀被系上黄金，鸟儿就飞不起来了!”
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一警句虽是在感悟人生，但用来形容西方“金钱民主”的恶果也是再精妙不过的。
五
“短视民主”是“游戏民主”和“金钱民主”的孪生兄弟。
大多数西方国家经济今天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从政治角度来看，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到头来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美欧各国债务危机、财政危机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升经济竞争力，或者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当然，决策的短视也有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相对于社会整体利益，个人的权利是绝对的，个人自由、社会福利等权利几乎被绝对化。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文化的变迁。西方已经远远背离了在工业化、海外扩张、大规模战争的“辉煌时期”面向未来的自我牺牲精神。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种趋向“自我一代”的文化变迁，立刻消费，活在当下。
瑞士圣加仑大学哲学教授迪特·汤美指出，如今在西方，大家感觉每个人都应该像资本家一样，不受限制、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润为导向，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渗透到普通阶层人的生活中，许多本来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观念被边缘化了。
六
国际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精神层面的危机，西方国家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断减弱。
面对这一现实，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强调，几十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其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心普遍发生动摇——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政府由极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
早在2008年之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就嗅到了危机气息。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先兆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出一辙，即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制度和政策偏向于富人，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金融资本绑架。克鲁格曼详细考察美国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政治经济关系后，得出一个结论：是不平等的政治在决定不平等的经济，而不是相反。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理论都清楚表明，经济出了问题，往往是政治先出了问题，而社会出了问题，乃是它们的综合症状。
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舆论对昔日视为金科玉律的选举制度的分析愈加深刻，变革的呼声持续升高。但是，变革的步伐迄今仍十分缓慢，不是陷入政治瘫痪，就是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正如爱尔兰欧洲事务部长所警告的那样，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变成“民意的绵羊”。
国家发展大局被不同群体选民的选票利益撕裂，被体制弊端牢牢缠住。这样的政治氛围，不大可能产生出具有强大动员力和执行力的政府，也不断放大着政治体制的缺陷，一盘散沙成为西方社会的突出特征。
七
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一针见血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
民主的优劣是靠实践来检验的。
扭曲的民主结不出好果子，不可能得到认可，更无普世价值可言。
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给国家带来长远发展前景的民主，才是真正的优质民主。
《 人民日报 》( 2013年02月01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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