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时评】
作者：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过去的一年，我们不断经历着关于“过劳”的灵魂拷问，从“996”到“打工人”，从“职场摸鱼”到互联网企业的“大小周”。就在近日，“某厂23岁员工加班后猝死”“某平台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两则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为什么过度加班在工作中屡禁不止?为什么我们活得越来越累?这成为公共讨论的最新热点话题。
对于“过劳”的讨论，无法脱离现实的经济背景而进行。过去10年间，互联网潜能被迅速发掘，红利井喷的同时，贫富不均的老问题日益显著。一方面，疫情的冲击叠加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在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表现为劳动者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回报，不约而同作出了增加劳动时间的选择。另一方面，承受着住房、教育、医疗等压力的“城一代”年轻人群，他们不得不怀揣梦想艰难前行。
从更为宏观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也使得在一些行业确实长期存在超时间工作的现象。将加班等同于敬业、将超时劳动视为艰苦奋斗的传统思想，也在客观上造成“过劳”问题虽然普遍存在，却少有人提出异议。我国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但部分情况下，这些法律条文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即使有企业违法，大多也仅被处以少量罚款，与加班带来的价值相比，不值一提。
当然，“过劳”问题的存在还与过度竞争下劳动者的焦虑意识有关。可以说，“过劳”印刻着一代人成长的无奈。它因竞争而生，裹挟着拼搏和艰辛，即便是名校毕业的高才生，也不得不深受就业与成长焦虑的困扰，为了实现KPI(业绩量化)而超时工作。“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一些高薪企业的骄傲姿态并不鲜见。而对那些奔波于大城市的底层打工者来说，由于工作的可替代性强，担心丢失工作而不得已接受加班，也就显得无可厚非了。
在如此“骨感”的现实下，人们害怕被取代、被落下，以至于不敢也不能退出。而那些即使敢于对过度加班说“不”的劳动者，也会发现，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足以兜底“托”住自己。长此以往，加班文化由氛围变成了制度，由个别变成了普遍，同行压力和自我焦虑也就框住了里面的每个人。加班文化就这样成为“过劳”的帮凶。
“过劳”需要被看见、被正视，并得到更积极的应对。当我们谈到“过劳”时，讽刺之处在于，有人会搬出“‘过劳’说明你还‘有的劳’”的论调，庆幸还没被人工智能取代。在“保就业”和“好就业”的天平上，劳动者是焦虑的，既害怕被同类取代，又害怕被机器取代。于是，更多的问题出现了。工作本身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工作与生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在未来是否还有边界可言?劳动的尊严如何实现?除了“过劳”，我们还有别的可替代的劳动形态吗?这里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一次次刺痛人心的“过劳死”事件，提醒我们要更加重视并建立围绕个体生命健康发展的体制保障。要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应让他们保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踏实感;不仅要让他们劳有所得、劳有所获，也应让劳动变得有尊严、有温度。在“过劳”的热烈讨论背后，可以清晰地读到一种探索的方向：如何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健康的奋斗也可以获得安稳向上的生活。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8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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