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德·阿斯塔里塔 魏文编译
我们在本文中更新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世界经济的分析。中心的思想是我们几年前谈到的经济保持微弱的增长。我们在2014年的文章中说过，自从2007—2009年的危机结束起局势已经不是消沉或衰退，但是也不是有力的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继续停滞;在美国和加拿大增长是微弱的，相对重要的增长在落后的国家。
我们曾经说所有的情况表明世界的经济走向一个长期微弱增长的时期，或半停滞的时期。相应地说许多结算提供信贷和投机。这是一种马克思曾称之为“资本过多”的形势，主流的经济学解读为“世界储蓄的剩余”。由于利率低和现金很多，尽管收益提高，在其他的理由中相对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投资保持疲软。这样，企业取代扩大它的生产能力，宁愿重新购买自己的股票，或是在信贷和债务增加和生产缺乏活力的环境中介入兼并与收购。
我们也提出过长期的微弱增长是2007—2009年结构性危机的后果。那是一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与金融的危机结合并加剧。危机之前是是紧张积累、信贷增长、投机和资产价格上涨的时期，这推动过度积累和投机。但是这种力量推动为劳动者经常投入资本，推动过度积累和过度投资，这是价格低和收益下降的压力的结果。这些危机可能标志着在增长中长期很低的趋势;在重要的国家或地区因它们的经济分量与停滞和下降相结合，如同在日本和欧元区发生的情况那样。
2019年的经济形势
对前面的分析进行更新，最为突出的事情是所描述的后危机的力量没有改变。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增长3.2%。美国增长2.6%;欧元区增长1.3%(2020年增长1.9%);英国增长1.3%;日本增长0.9%(2020年增长0.4%)。在中国可望增长6.2%(2020年增长6%);印度增长7%(2020年增长7.2%)。拉丁美洲2019年增长0.6%。报告强调投资和耐用消费商品的需求，比如汽车，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已经保持疲软。对机器和设备的低投资影响全球的制造工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更加破坏对资本和投资的信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提出2018年底全球的增长减速，正在确立一个最低的水平。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预计2019年全球增长3.2%，2020年增长3.4%。它认为增长是“脆弱的”，如果“贸易战”加剧的话，这可能扭转。报告还强调资本积累的软弱：企业投资的增长在发达的经济体2019年和2020年可能都是1%，远低于2017年和2018年的3.5%。贸易的增长以重要的方式减速。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来源，主要是因为非金融的公司债务继续增加。
同时世界银行估计，2019年全球的增长将是2.6%。它认为投资将保持低于长期以来的平均数;我们面对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最大幅度的下降。
工资和生产率，一个裂缝在加大
与微弱的增长一起，出现一个工资增加更少的趋势。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实际工资的增长从全球(136个经济体)的范围来说，2017年不仅低于 2016年，而且也是2008年以来增长最低的。2016年工资增长了2.4%，2017年增长了1.8%。如果排除中国，2016年工资增长1.8%，2017年只增长1.1%。在20国集团的发达国家工资的增长从2015年的2.2%下降到2017年的0.4%。在美国工资的增长率从2015年2.%下降到2016年和2017年的0.7%。
这种实际工资增长的下降与一个以更高速度增加的生产率相结合。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1999—2017年这个时期在52个所谓高收入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平均比实际工资(13%)增长更快(总计17%)。在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分离说明为什么在许多国家工资在收入中的参与低于90年代初。在这方面，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统计，在1990—2009年这个时期劳动的报酬在国家产品中的参与在30个发达国家中的26个下降了。工资在国家的收入中平均的参与从66.1%下降到6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工资在20国集团的经济中的参与从1980年到2000年底之间每年下降0.3%。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情况，表现是模棱两可和混杂的 。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发现在许多落后的国家(发展国家和新兴国家)工资在收入中参与的下降比在发达国家宣布的更多。总的来说，在金融危机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工资在收入中的参与的下降走势受到制约或走向缓慢扭转，但是从2009年起再次开始下降。
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说，工资在收入中的参与下降意味着剩余价值的指数提高了。这是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价值廉价(生产率的提高比平均工资的增加更快)，有能力将更大比例的附加值落入资本家的口袋。抵消下降趋势的一个因素是由于对工人的资本的投资经常增加，利润率提高了。
收入和财富日益增加的不平等
过去的提法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相联系，这个趋势从40年前就存在，已经由不同的组织甚至是建制派的代表所强调。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理董事经理戴维·利普顿观察到了。他在2019年7月16日的表的一次演说中说，从1980年起世界上最富有的0.1%居民实际上集中了更贫穷的50%的居民同样的经济利润。
在同样的意义上国际乐施会认为，2018年2200个亿万富翁(那些拥有10亿美元或更多的财富的人)的财富增加了12%--一年增加9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天增加25亿美元—与此同时占人类一半以上最贫穷的38亿人的财富下降了11%。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也表明从1980年起在北美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收入的不平等迅速增加，在欧洲温和地增加。在俄罗斯不平等急剧增加，在中国不平等的增加更加温和，在印度不平等相对地逐步增加。在西欧和美国1980年收入最多的1%的居民获得10%的收入。2016年在西欧1%最富有的居民获得12%的收入，在美国这一比例为20%。在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巴西收入的不平等相对地保持稳定，但是不平等的水平很高。在全球范围内从1980年起世界上最富有的居民收入的增长50%，是最穷的居民收入增长的两倍。
这再次涉及巨额的剩余价值大部分用来提供信贷和金融资产虚拟的估值。因此全球软弱的积累出自债务增加的“大海之手”。
我们在前面说过，最近10年全球的经济的特点是在结算丰富的框架之内增长软弱和低投资。从本质上说，这说的是剩余价值，在没有进行生产性再投资的时候，转向金融市场。因此，国际机构的观察员提醒在信贷和大量债务增加的情况下，持续的“贫血的增长”所包含的风险。
比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它2018年关于贸易和发展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公共的资金银行的体积增加很多;不透明的金融工具再次提上日程;平行的银行系统变成了一种160万亿美元的交易，是世界经济的两倍……”由于 数万亿公共资金(“数量的扩张”)，资产的市场已经恢复，进行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和重新购买股票，现在这成为一个与精明的管理不同的特点。相反，实体经济保持跛行状态，在短暂的乐观主义的时期与下降的风险出现的谣言之间波动。
紧接着主要的关注在于温和的世界的增长在一个宏观经济的趋势正在变化 的环境中继续严重依赖债务，2018年初世界债务的总额已经增加到近250万亿美元—是世界收入的三倍—比10年前的142万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的估计指出，世界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现在比2008年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还指出存在私人债务的爆炸性增长，特别是在新兴的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在世界债务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2007年的7%增加到2017年的26%，与此同时对非金融企业的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新兴市场的7个经济体从2008年的56%增加到2017年的105%”。“在这一点上我们记得世界银行也强调落后国家债务的增加：在新兴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从2008年债务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增加到2018年5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指出，资本跨边界的流动不仅更加波动，而且对于新兴国家的整体来说从2014年底就是负面的，特别是在2018年第二季度资本大量流出。
在同样的意义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警告说，在最大的经济体私人的债务迅速增加：非金融公司的债券全球的库存总量与2008年相比实际数字增加了一倍，达到近13万亿美元。此外，债务的质量受到破坏，这包括杠杆化的贷款库存很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金融形势的风险增加了。2009年以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支持信贷的扩张，但是债务增加到了历史上的高水平。在美国公司的债务从2007年的4.9万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底的9,1万亿美元，即增加了86%。在这些债务中到2018年底在美国杠杆化的贷款达到1.3万亿美元。投资程度的债券市场也变得更加危险。平均来说公司的债务向发行资格更低的债券倾斜;存在着信贷的高度杠杆化和迅速增加，这些指数将经济的下降和银行的危机提前。从2017年起公司的收益提高了;收益率—对于资产的利润—比在其他的发达的经济体明显提高更多。但是在2018年第四季度利润下降了。更重要的是金融的风险高度保持。企业将其利润用于支付红利和重新购买自己的股票，这超过了投资的利润，在后危机时期达到最高水平。在某些部门红利的支付靠得到纯贷款提供资金，增加已经高水平的债务。
报告还指出，已经投资债券的收益曲线(一个通常将衰退提前的指数)，投资已经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司阶层和非银行的中介之间脆弱性继续增加。尽管债务—服务于美国企业的能力的关系从金融危机以来有所改善，如果增长以重要的方式缩小，或是金融的条件变得冷酷，这可能迅速发生变化。
在欧元区信贷在更低的程度上扩张—由于债务的危机—但是在中小企业的部门继续存在结构性的软弱。在这里在主权部门更多的宣布这种脆弱性，由于高额的债务或甚至提高债务，比如意大利的情况。此外，在许多国家公司的债务已经大幅度增加，其中有法国。在银行部门资产的评估已经严重下降，这对某些银行提出了风险。在其他的发达国家虽然银行的脆弱性低，继续是家庭杠杆化关注的原因(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率在某些国家增加)。在日本银行的低赢利是关注的原因，以及关注及非银行的金融中介造成的高风险。
2018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的季度报告指出，国际信贷(跨国界和用外币)继续扩张，达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种增长由国际上发行债券领头 。银行的作用缩小，不论是贷款的银行还是投资银行。第一次缩小发生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然后有短期的恢复，但是当出现欧元危机的时候再次有力地萎缩。银行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的参与下降由非银行的债权者增加而得到补偿，比如退休基金、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和对冲基金。债券主要由政府和大公司发行。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的许多国家通过发行债券增加了它们的债务。
结算和重新购买股票
这个时机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剩余价值没有重新进行生产性投资，作为结算的资本积累起来，或是用于重新购买股票。2018年标准普尔的500家美国公司重新购买的股票达到8000亿美元。从2008年到2018年初重新购买股票达到5.1万亿美元。根据分析人员的估计，2007年到2016年之间标准普尔的500家企业将它们 54%的利润用于重新购买股票。根据高盛公司的估计，标准普尔的500家企业处在重新购买股票的火车上，购买了9400亿美元的股票。由于低利率，重新购买股票在许多情况下由杠杆化的信贷提供资金。
清楚的是重新购买股票以人为的方式增加了股票的利润，因为资本的价值增加了，没有适时增加生产的投资和创造剩余价值。此外，因为10%最富有的家庭拥有86%的股票篮子，重新购买增加了收入和财富的集中以及资产所有形式的金融估值。
尽管是很次要的措施，在欧元区重新购买股票最近12个月经历了一个高潮，达到1000亿美元。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在银行保持的现金达到 4.8万亿美元。
BBB债券，杠杆化的贷款和贷款抵押债券的增长
信贷和债务的增加为一场新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的整体产生反响。为了加深这种解释，我们开始回忆信贷市场是如何形成的。
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投资等级的债券由有高级资格的企业发行。这些债券从AAA的评级(最好的)到BBB评级。在信贷市场的这个线段有区别的事情是不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大幅度增加了BBB债券的发行。在美国主要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增加发行;在欧洲在危机之后继续发行。结果在2018年在美国BBB债券大约占三分之一，在欧洲占一半。因为这些债券适合于机构投资者—它们被迫投资最低资格的债券--经济被削弱可能导致BBB债券资格下降为垃圾债券。此事将引发基金的强制出售，它们有义务在投资的级别上保持自己的投放。
信贷市场的第二个类别是“投机级别”的债券。由高收益的债券构成(评级低于BBB)用杠杆化的贷款发行。因为尽管垃圾债券(风险最高的)的参与在债务的总额中已经减少。杠杆化的贷款增加了。这是提供给已经有很大的债务分量(典型的是当债务是利润、税收和偿还之前的利润的5倍以上)的企业的贷款，信贷的资格很低。这些贷款提供的利率是变化的，确保是并行的和有底线的，面对高收益的债券它的支付有优先权。在美国它的数额从201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越来越多地利用这种债券，通过兼并、收购、杠杆化购买以便测定金融的风险，支付红利和重新购买股票。
杠杆化贷款的增加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发行贷款抵押债券将其证券化。从本质上说这是由债务池支持的一种债券。它起源于当一个金融机构的经理向一家银行购买一个杠杆化贷款篮的时候。为了停止购买，向投资者出售抵押债券贷款(CLO)的参与，将参与分段，因为它包含的风险加以区别，承受更大风险的投资者获得抵押债券贷款公平的部分，收到更高的指数;但是他们是第一批放弃收益的人，如果发生有底线的贷款违约的情况的话。承受风险较小的投资者是那些购买款抵押债券高级别的人，他们首先收钱，但是收到更低的利息。因此，贷款抵押债券非常类似于债务抵押债券(CDO)，旁系的债务的债券对吹胀房地产泡沫做出了贡献，结果在2007—2009年发生金融爆炸;债务抵押债券将抵押信贷作为隐藏的资产。因此从2007年起对于隐蔽的抵押贷的让违约使债务抵押债券的价值下跌，使金融危机加剧到了极端。
在这个时候新的“金融之星”是债务抵押债券。最近几年在美国杠杆化贷款的市场上银行的部分下降到8%，与此同时抵押债券贷款从47%增加到60%。根据英国银行的统计，到2017年底全球约有7500亿美元投资贷款抵押债券。其中三分之一在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的手里，其余的属于非银行的投资者。在银行中间日本银行是最大的投资者。根据银行的报告，四家日本的银行在美国拥有1080亿美元的贷款抵押债券。
没有疑问这说的是不透明的金融工具，隐藏的债务很多次为有风险的投机行动提供资金。此外，它的需求的增加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条款的稀释，这些条款包括在贷款的协议中;因此它们被认为是“几乎没有条款”的协议。在危机之前，这些协议只占贷款总额的25%。 根据穆迪公司的说法，今天它们已经占80%。如果一场衰退到来，许多企业将有很多困难支付它们的高额债务。对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应当永远注意到不管金融工程多么复杂，当剩余价值的实现处在危机中间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避免债券贬值。危险的交易加剧，因为这些债券的不透明本身投机让人晕头转向，增加所有形式的资本。因此， 为了订购债券最为放松的标准，对投资者的保护更少，加上很大比例的疲软的信贷，将增加紧张和产生问题的可能性，减少恢复的可能性的范围，金融的条件将更加强硬，或是在经济活动中发生一种剧烈的下降。
此外，因为投资的基金曾经是强大的购买者，通过贷款抵押债券、杠杆化的贷款，必须承认它们的债券价值的损失可能推动归还资金的要求， 导致强制出售，使价格更多地下跌。这类力量不仅可能影响持有这些贷款的投资者，而且也更多地影响一般的经济。杠杆化的贷款在下次危机中可能不会飙升，但是很可能加深。在这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前主席珍尼特·耶伦2018年底说过，“如果某件事情引起经济下降，存在的风险是公司杠杆化的高水平 可能延长衰退，导致非金融的公司阶层大量破产”。关于贷款抵押债券，她说，“这种债券许多隐藏的部分是软弱的。我想投资者有这种贷款的篮子 ，比如次级房贷(指评级低的贷款隐藏在贷款抵押债券中)”。她还指出最近几年公司的债务飙升，从2007年的4.89万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9.1万亿美元。
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用杠杆提供资金—理解为高收益的债券和以杠杆化的贷款为基础的金融—从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报告除了强调杠杆化的贷款支持周期性的性质，指出最近5年很多这种贷款被用来为债务提供资金。在美国从2015年起为俩务再次提供的资金代表着机构发行的杠杆化贷款的60%。事实是银行为了这些贷款的证券化和出售这些证券通过贷款抵押债券得到更多的便利，为杠杆化贷款的增加做出贡献。随着交易周期的进展，这些贷款违约的指数提高了，在美国从2017年中期的2%提高到2018年7月的2.5%。此外，由于这个指数是变化的，随着利率恢复到更加正常的水平，形势可能更糟糕。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要求关注持有BBB评级贷款的人数增加，警告对这些债务人的评级可能再次下降，可能导致许多投资者摆脱债务。
插曲：回忆在2000年债务抵押债券的作用
应当记住在危机中发生的证券化投机的力量。2009年我们说过，“证券化和货币、资本市场的扩大削弱了中央银行对系统监督的可能性(我们主要指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在传统的系统中银行在决定将存款人的钱投放到 什么资产的时候，应当履行某些条件，以至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但是，现在银行实施的证券化是在结算之外的活动……在这方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结算已经不提供关于真正的金融状况足够的信息。此外，结构性信贷的增加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清楚正在买什么和如何评估风险。当某人购买一份高级或超高级的债务抵押债券时，不可能估计他正在购买的实际价值是多少。问题是严重的，因为这是公司的经理们的利益，他们组织这些活动掩盖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真正的性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因为管理资金而赢利，因为提供利润，尽管这些利润被吹胀完全是正常的。”
作为结论：对于一场全球危机的条件
资金资本的增加，企业手中结算的积累，供给了信贷和债务的市场，没有变成重要的生产性积累的增加。正如马克思谈到资本充盈的时机时所指出的，这些时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局限的表现。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如果这种新积累在它的实施中碰到困难，如果与缺乏投资的供应相冲突，也就是说如果它在一种生产部门饱和贷款的资本供应过多，这种贷款的资本积累简单地在于资金作为可以借出的钱提前了。这个过程非常不同于现实的资本的转化，只是资金以一种方式的积累，在此可能转化为资本”。
我们在阿根廷的经济中已经看到 钱包资金进入时种力量的表现，它通过套利交易获得巨额利润—这就是于以低利率用一种货币举债，以便用另一种货币投资，利用利率的差价—没有在最低的限度上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更有甚者，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它从2018年起退出造成对经济的破坏和居民无限的痛苦。
作为这种更新的结束我们也强调一个问题。我们从很长时间以来就坚持的问题，即反对所谓“金融化的论点”：危机是资本的整体矛盾的一个结果;不是控制一种资本(金融的)的形式对另外一种资本的形式(生产性资本)的结果，正如在左派的进步主义氛围中一般所思考的那样，总是倾向于找到一类资本对另一类资本的“美德”(为了向劳动者阶级建议的和解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现实是信贷和债务的路径与生产的领域是不可分离的。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不应当忘记信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一种形式”。用另一种方式 来说，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在一个本质的单位中是相加的形式：剥削劳动的“兄弟会”。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一种经济在债务加速增加的基础上不可能无限地发展。这就是发展或迟或早将爆发一场新的全球危机的因素发展的基础。我们强调隐藏的东西是是生产进程的软弱性。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9月13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链接 ：世界经济经历红线正走向一场全球新的危机
伊万·科尔特斯·托雷斯 魏文编译
尽管由唐纳德·特朗普推动的关于美国经济在增长、投资和就业领域加速的乐观主义的思维，在经济和工业生产的领域最新的数字表明美国加上欧洲和日本处在一种有力的减速当中，这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表现更加清楚。这个事实发生在一个美国和中国之间“贸易战”和“技术战”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环境中，如同不同的专家所指出的，这威胁在今年结束之前发生一场全球的衰退。
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全球的经理采购指数今年第二季度出现下降0.6个单位，位于 51.2单位值，这代表着从2016年7月以来最慢的经济扩张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意识到今年第二季度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减速，年度增长速度位于1.8%--按市场的价格—低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的2.4%。
制造业活动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正在记录的主要的下跌的指数，从49.4个单位7月份下跌到49.3个单位—这是从2012年10月以来没有看到过的—它提醒低于 50个单位表明它是一个萎缩的信号。在采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方法的30个国家当中下降的国家增加到19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7月份的报告中第四次调整了它的世界经济增长计划，定位在3.2%，由此估计与2008年的增长指数相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利斯汀·拉加德指出，世界经济正经历一个“微妙的时期”，特别强调两年以前全球经济的75%曾经历一个高增长，与此同时今年预计70%的经济最新的减速。
全球的减速出现在一个中国和美国 “贸易战”和“技术战”强化的环境中，在世界经济的萎缩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活力方面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已经产生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8月份的“商品贸易参数”为95.7点，是从2010年3月以来最糟糕的数字。阅读这个指数表明当它低于100点的时候，期待在在商品交换中出现萎缩，与此同时如果高于100点，可望出现扩张，这种情况从一年前已经发生过。在这同样的意义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世界贸易数额的增长最近几年已经急剧减速，从2017年增长5.05%下降到2019年第一季度的0.75%。
加上前面的情况，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流向发达的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到从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减少了27%。流向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流向北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4%。
全球经济的减速在几乎所有的欧洲、亚洲和美洲主要的经济体促成经济活动的下降。
在欧元区计划增长1.3%(比2018年低0.6个百分点)，经过修定在德国下降0.7%，法国下降1.3%，意大利下降0.1%，面对一个低利率和和通货紧缩放大的环境。
在欧洲的外围，土耳其的经济形势在加剧，因为从技术上说它处在衰退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国家最近几年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一个现实，因为这部分是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房地产扩张的产物，伴随着信贷的数量和因为低利率欠下的外国贷款的增加，最后在美元加强以后终于爆发，产生了资本外逃，土耳其的里拉对美元的比价贬值30%以上，通货膨胀的指数飙升到近20%。全球范围的恐惧增加，随着土耳其的企业和银行不能支付上述成本，在国际范围内造成一种“污染”的效果。
在亚洲地区预测中国的经济的增长率是近30年来最低的，位于6.2%。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做出决定将它的货币与美元外汇的比价贬值1.4%，超过1美元兑换7元的心理屏障，将报价置于一个11年来从未见过的水平。这项措施是在白宫宣布对来自这个亚洲大国价值3000亿美元的的产品从9月起再加征10%的关税引起的。
人民币的贬值已经打击美元，此前投资者转移他们的资本寻找庇护所，转向强硬的货币如美元，因此造成一种不确定的气氛，这可能在金融市场上引发一场“海啸”，如同2015和2016年发生的情况那样。
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继续困难重重，处于一种经济停滞，预计增长率为0.7%，--比2018年的增长率低一个百分点—将其置于一种明显的减速和通货紧缩的状况，尽管在最近 20年形成了严重的“预算赤字”。
在美洲大陆，尽管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关于美国经济恢复的演说，预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后几年将逐步减速。到今年底估计增长2.6%，比2018年一年增长率低0.3个百分点。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本身从7月份的50.4个单位下降到8月份的49.9%，这是从2009年9月以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意味着制造业的活动处于一种衰退。
这使特朗普总统洋洋得意的兴奋变得模糊，这时货币政策对于引起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很少刺激或没有刺激的工具。事实是美国联邦储备(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处在明显的进退两难之中，因为一方面不同的成员已经坚持将利率保持现在所处的水平，因为他们害怕一种过低的利率和信贷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下降，相反其他人坚持继续降低利率的想法，这是面对经济逐步减速特朗普要求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最近杰罗姆·鲍威尔在世界中心国家的银行家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夏季年度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他担心因为贸易的紧张引起的全球经济的放缓，这让人隐约看到如果世界的动乱损害美国的经济的话，利率可能再次下降。“从去年中期以来，世界增长的前景已经受到破坏。贸易政策的不确定似乎在世界的减速和在制造业微弱的支出和在美国的资本中正在发挥作用”。鲍威尔本人强调，美国联邦储备没有一份回答这些紧张引起的不确定的手册。
作为对鲍威尔演说的回应，特朗普—坚持让美国联邦储备将利率降至1.25%--猛攻鲍威尔，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历来如此”，没有做任何事情。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可能说不知道或没有问我正在做的事情—此事我将很快宣布—我们有一个很强势的美元和一个很软弱的美国联储备。我唯一的问题是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杰罗姆或是中国领导人?”
尽管因为这种进退两难引起逐步紧张。确实的事情是美国联邦储备从2007年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执行的货币政策—首先是量化宽松(QE)，然后是“正常化”—没有成为一个指向经济增长回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的杠杆，造成面对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的低投资更为加剧。
私人的固定投资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1.1%，同时非住房的投资下降了1.4%，处于从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最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地区主要的经济体出现了一个强烈的经济减速的进程，由于贸易战的冲击加剧了其他的因素，破坏了它的货币。根据巴西地理和统计学会的统计，巴西的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0.4%--与第一季度相比萎缩的0.1%--拯救了一场技术上的衰退，但是今年全年只有0.8%的低增长。
墨西哥的经济与巴西一样，第二季度出现一种可能技术上的衰退，增长率只有0.1%，在今年第一季度萎缩了0.17%。因此根据墨西哥银行的估计，今年预计增长0.5%，远远低于去年7月预计的2.7%。
在阿根廷债务危机加剧，因此今年经济衰退。根据国家人口登记和统计学会的数据，阿根廷的经济在今年的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别萎缩了5.8%和4.2%，今年 将萎缩1.3%。同样通货膨胀度和失业率处于历史上最高的水平，分别达到54.1%和10.1%。
债务危机是毛里西奥·马克里现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糟糕的领导的结果，因为从他2015年就任总统以来就开始通过外债和收入投机的美元为外汇的出逃提供资金，没有创造恢复的条件。最后这个宏观的经济环境爆炸了，当2018年4月份这些资本—一直为闲散美元的出逃提供资金—面对美国联邦储备提高利率资本撤出了这个国家，放松货币的兑换，使比索(阿根廷货币)贬值，因此支付债务的利息不可持续，尽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了57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经济走上相当阴暗的道路，将经济放在高度不稳定和脆弱的场地，增强了爆发一场新的全球危机的条件。这个进程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恢复可能性很低，从19年以前就长期存在，即2009年中大衰退结束的时候。这样如同不同的作者所指出的，我们处在一种“漫长的萧条”中，类似于1873—1897年或1929—1942年那两个时期的萧条，其特点是在75年的危机之后更加漫长的恢复。
如果我们处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中，具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必须通过财政的刺激来支撑经济，通过预算赤字和政府的支出鼓励补充的需求。但是如同不同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对这种选择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当中，在这里投资的决定—任何经济推动的—由企业家的阶层做出，他们追求自己的资本获得最高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根据辉盛提供的数据，今年的第一和第二季度标准普尔的公司的利润分别下降了0.3%和0.4%，这是从2016年的第一和第二季度以来第一次报道的两个季度连续年度下跌。
美国垄断的金融资本利润的下降表明依靠上个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金融统治的积累的系统”的矛盾，该系统本身带来资本再生产的逻辑是一种质量的变化，因为金融的领域预先决定生产的领域。
金融的动乱加剧，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市场的脆弱性表现在主权债券的低利率，股票交易指数的下跌，金融的波动性增加，在新兴国家外汇贬值，如同正在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那样。
资本主义更多地向一种重组它的“积累制度”的成分前进，走向一场危机和经济停滞明显的场地—如同在美国现在出现的情况—因为一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利润下跌趋势，引发投资和生产的减少;二是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存在无效;三是“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加剧。 材料已经摆在在桌面上，它们的到来就是为了留下来。(作者伊万·科尔特斯托雷斯正在墨西哥首都自治大学研读社会经济学士博学位，是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和企业系世界经济处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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