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使人们更加明白，快递员、外卖员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十分重要。但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和地位却反而很低？这种不合理如何改变？
作者：Floyd
01
快递外卖出现缺工潮，多地号召全民当骑手
这几天，随着“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急转弯，各地放开后感染人数急剧增加。而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需要极高的流动性，感染几率就高出普通人好多倍。
果然，这几天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纷纷出现外卖员、快递员缺工潮，不少地方纷纷招募临时兼职骑手，工价炒到了每天400-500元。
京东的刘强东更是借此又搞了个大新闻。12月14日下午，他们从全国调集首批1000名快递小哥“驰援”北京，定向增援北京市的快递配送工作。这一举动成功在媒体上造出巨大声浪，从各大门户网站，到抖音快手上的各种短视频号，人们纷纷夸赞京东做得好，提供了及时雨。
与此同时，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的区政府也纷纷致信民众，呼吁大家善待外卖员，海淀区甚至直接倡导所有人都下场去做骑手，“在特殊时期为海淀区千家万户送去一份温暖”。类似的还有《人民日报》等媒体，这几天连续发文，称赞外卖员和快递员在疫情当下给社会送去了温暖。
02
社会的运转可以离开老板，但离不开“必要行业工人”
无论是刘强东高调“驰援”，还是各地高工价招聘临时骑手，还是政府部门齐刷刷称赞外卖员和快递员对社会的贡献——甚至动员普通市民做骑手，这些都说明：咱们快递员和外卖员的工作，对社会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最近、最戏剧化的一次是4月的上海。当时上海也是因为疫情防控突然转向，从“精准防疫”转向“动态清零”。一个急转弯，各方面都还没准备好，导致措手不及。一时间，不少人连日常生活起居和蔬菜水果饮食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看病了。
当时，也是刘强东来蹭了一波好感度：一段“京东小哥用自杀式物流支援上海”的聊天记录流传网络，京东调配14批快递小哥开车进入上海，就地隔离，以14天为周期循环，满足每天的物流需求。
从打工人的视角来看，京东的做法有不少值得吐槽的地方。比如用“自杀式物流”这种夸张的语言来描述自己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行为；比如动用大量媒体资源，把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搞成重大善行，好像自己做了天大的好事；比如京东把快递员送到上海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健康保障，薪水也没有太多增长。
可以说，刘强东实际上是在拿快递员的健康做风险赌注，来博取大众的赞誉。
但是从京东愿意拿这件事炒作、并且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且快递员们的努力真真切切地满足了疫情中的上海市民的急切需求来讲，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虽然平时很多人都不太看得起外卖员、快递员的工作，认为这些工作又苦又累，甚至有人说这一群体素质低，虽然快递员、外卖员的工作工资较低。
但事实上，这些来自其他人的吐槽、贬低，都不能改变一个铁定的事实，即：咱们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对社会非常关键、非常重要，是必要行业工人。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可以没有刘强东和王兴这些老板，也可以没有绩效分析师、房地产销售、金融业务员等给资本打下手或者跑腿的，但一定不能没有外卖员和快递员这种必要行业工人。
这一点在疫情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03
高效运转的写字楼，离不开外卖骑手的供养
有人可能会说，快递员、外卖员之所以显得十分重要，是因为社会出现了紧急情况。所以这是例外状态。放在平时，外卖员和快递员可有可无。
大错特错。
道理很简单。以外卖员为例，北京上地西二旗软件园和深圳南山是中国两大互联网公司的集中地，每天上万的程序员和其他互联网公司员工在此工作，维持着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经济，支持着中国十几亿人每天的上网需求。
今天我们对微信电话习以为常，对短视频习以为常，但这些服务都不是靠大风刮着运行的，而是靠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在背后努力支撑。
每到中午，西二旗和南山的软件产业园们和互联网公司们楼下就聚集着大量的外卖员，给互联网白领员工们送餐。这给他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让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吃上营养、可口的饭菜，从而更高效地工作。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固然有这些白领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们的功劳，但这些白领打工人效率能如此之高，外卖员也功不可没。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外卖员送来热腾腾的饭菜，恐怕每天互联网公司白领的工作时间至少减少2个小时，不少女性也无法免除在家做主妇的命运。时间成本增加，经济成本增加……我们的生育率恐怕要继续往下掉。
04
重要却被贬低的打工人，逆袭的力量在哪？
有的人肯定要问：既然咱们外卖员快递员是必要的工人，在维持社会正常运作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为什么咱们工资却那么低？有办法改变吗？为什么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重要作用，而非跟着一些主流观点继续贬低自己呢？
在英国，疫情之后有一些人发起了一个项目，叫Notes from Below（底层的注释）。目的首先就是给所有人展示像咱们快递员、外卖员，还包括清洁工、家政服务等等，这类工种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他们主要是通过发文叙述这些工种在疫情期间和疫情后的角色。
项目发起人伍德库克说，他做这个项目主要是希望英国工会和民众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帮助改善这群工人的处境。
英国工会，本该是维护打工人利益的机构
但伍德库克也认为自己当初的设想太过乐观。因为英国的工会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虽然不像某些国家的工会一样形同虚设，却也没有多少能力真正处理打工人关心的问题，很难成为打工人与企业和政府协商中的有力工具。
而他也没那么悲观。他认为，既然外卖员、快递员在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他们中就蕴藏着巨大的改变力量。
因为他们一旦“集体躺平”拒绝提供他们的服务，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在他看来，这是外卖员、快递员们可以争取更高收入和更好、更稳定待遇的主要筹码，也是非常有力的筹码。
这不禁让我想起四月以来在卡车司机中广泛传播的一段视频。
疫情期间，虽然肩负着在各地运送人们基本生存物资的重任，但司机们还是经常被一刀切，受到百般阻拦，理由是“疫情防控需要”：地方上认为货车司机在路上流动性极高，很容易带来病毒的传播。
这导致很多司机跑一趟车，赚不到几千块，结果被拖去隔离，费用还自掏腰包，不仅不赚钱反而折本。于是有司机在B站、抖音和快手上发起呼吁，希望车友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并向有关部门喊话，要求他们停止荒谬的措施。
全国卡车司机有很多自组织和抱团互助的经验
后来，确实有不少省市做出调整，出台了更合理的防疫措施。
而司机们这股团结的力量不断积蓄着，也成就了上个月货拉拉司机的全国“躺平潮”，结果“一躺就灵”，公司不到三天就认怂让步了。
这就是“必要行业工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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