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谈论工人文化，因为我们拥有“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传统，因为我们拥有2.7亿新工人(国家统计局2014年数据)。然而工人文化是什么?今天是否还有工人阶级文化?二战以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陷入了这样的沉思。因为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被编织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了，这表现为方方面面，从习俗、传统到日常生活等等，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作出了调整，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秩序维护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的生活状况既对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而这一转变使得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心理迷惑——“无阶级感”(classlessness)。在此背景之下，文化因素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理解阶级概念的重要立足点。尽管历史脉络不同，上个世纪英国社会的“无阶级感”和当下中国社会的“去阶级化”却颇有几分相似。那么，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谈论工人阶级文化的呢?
(图片来源：《古元木刻选集》)
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重新定义文化，是英国新左派学者开创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这一工作，最早由威廉斯开启，他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中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同年随后发表的《文化是日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一文，在强调文化的日常性质时，特别指出其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既是传统的又是创新的;既是日常的共同意义，又是卓越的个人意义。我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既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共同的意义，也是艺术和学问——发现和努力创造的特殊过程。”(Resource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R. Gabel eds., Verso, 1989, p.4)三年后，他在《漫长的革命》中由此引申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定义。
他认为以经济状况来看待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机械的，阶级的不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时他又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的生活方式，那么阶级的差别是整体文化的差别，由此他将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归结为个人物品使用方式的变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变成“资产阶级”。
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他把资产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区分开来。资产阶级文化是“基本的个人主义观点、制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出于 资产阶级文化的目的”。工人阶级是“基本的集体主义观点、制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出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目的”。接着，他道出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成就：“工人阶级由于它的地位，从工业革命以来，就没有在狭义上创造出一种文化。工人阶级所创造，并对识别他们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是在工会、合作运动或政党里产生的集体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文化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根本上是社会化的(从它刨造了制度的意义上)，而不是个性化的(从创造精神或虚构作品上看)。当从内容来看，就会发现它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性的成就。”威廉斯坚持认为，文化由“普通”男女在日常生活中与日常生活的作品和实践相交流过程中创造的，它的定义应该是 他们“活生生的经历”。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最终决定性地打破了利维斯派的垄断局面。
——胡小燕：“文化抵抗与工人阶级文化重塑”，《西部学刊》2014年第10期;[美]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100页。
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霍加特关于工人阶级文化的观点主要见诸《识字的用途》。《识字的用途》分为两部分：“一个旧秩序”，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霍加特童年时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让位给新秩序”，描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娱乐新形式的威胁。该书这样划分充分说明作者所持的观点和所期望的结论，使我们一方面看到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活的文化”，另一方面又看到20世纪50年代文化的衰落。霍加特的研究与利维斯派不同的地方是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细致入微的关注，还有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注在他自己“美好过去/糟糕现在”的双重对立的思想斗争中，他与利维斯的差距最为显眼;他的“美好过去”不是17世纪的有机社会，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霍加特所赞美的20世纪30年代文化竟是利维斯派极力反对的文化。这使他的研究成了对利维斯主义含蓄的评析，也在它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霍加特所抨击的不是工人阶级中的“道德”沦丧，而是他看到了提供给工人阶级的文化中“道德严肃性”的丧失。在很多场合，他重申对工人阶级能力的信心，认为他们能够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这不仅仅是消极抵抗的能力，而是积极主动的能力，虽然不是很有力。工人阶级天生有强大的能力，通过适应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视其他，在变化中生存下来。”
霍加特对大众文化的进程没有彻底失望，他知道工人阶级“并不是过着像他们文学作品中暗示的那样贫瘠的生活”。古老的、公共的、自我创造的通俗文化仍保存在工人阶级的讲话方式——“劳动者”俱乐部、演唱风格、铜管乐队、传统的杂志、诸如投镖和多米诺骨牌等游戏里。而且，他坚信他们“了不起的道德源泉”会允许和鼓励他们为自己的目的，继续改造利用文化工业的产品和实践活动。简单地说，他们“受到的影响比想象的小得多。
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表达了一个以强烈的群体意识为标志，他称为“富足充实的生活”。这是一种基本上由人民创造的文化。这里一个相当有名的例子是他对海边有典型意义的一天的描写。
——[美]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100页。
三、汤普森（E.P.Thompson）
当时的社会上层阶级已经觉察到，在劳动人民中间出现了一种与贵族文化极为疏远的平民文化，但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而只是把它们作为各种奇怪的习俗仪式记录了下来。对于这种平民文化，正统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所研究。不过，在汤普森看来，这些研究有一个通病，即都是在“意义、态度和价值的空中楼阁中”来看待这种文化，而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坚定地把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种特别的社会关系的均势中，一种剥削和抵制剥削的工作环境和被家长制和服从的礼仪所隐蔽的权力关系中”加以研究。当汤普森使这种平民文化回归到“它适当的物质住所中”后，他对它的实质、行动逻辑和社会功能形成了新的认识。
首先，汤普森指出，这种平民文化的形式是保守的、非理性的，但其实质却是劳动人民利用家长制社会的习惯、传统，创造性地应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阶级斗争方式。他称这种阶级斗争形式为“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 其次，汤普森运用源于马克思的“力场”隐喻和贵族-平民模式，揭示了平民文化的基本行为逻辑。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力场”隐喻，据以说明在世纪早中期英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获得巨大发展，但传统的贵族-平民关系尚还占据主导地位，它掩盖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最后，汤普森对平民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以非理性的方式延续、传递习惯传统是这种平民文化的唯一功能。汤普森则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表明这是一种真正的偏见，因为在这种往往被认为是消极的非理性功能背后还隐藏着三种不为人所知的、积极的社会功能。第一、它能够以理性的方式将人民通过抗争得来的习惯权利作为地方法保存下来;第二、它是民众自我激励的力量源泉;第三、它使得反叛性的激进传统在人民中间得到代代相传。平民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反叛性文化，这种激进传统在习惯环境中缓慢变化并代代相传 最终，发展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一个来源，并在未来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汤普森从“自下而上的”立场出发以平视而非俯视的角度去重新观察工人阶级文化时，他看到许多以往历史学家所未曾看到的积极向上、成熟进步的新方面。 首先，工人阶级具有渴望学习和善于自我教育的传统。尽管普通工人群众没有机会接受系统完善的学校教育，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通过学习“自我提高”这种追求通过成立读书小组和读书俱乐部、进行政治讨论、发行工人阶级自己的杂志书刊等方式，那一时期工人阶级取得了比人们以往想象的要高的多的识字水平和政治觉悟，并且“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在汤普森看来，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应当把它理解为工人阶级源于生活本身的内在要求。其次，工人阶级崇尚节制自律的生活方式。 汤普森并不否认那一时代有许多工人道德沉沦、生活不节制，但他强调，这种状况并不符合具有激进意识的工人阶级的意愿，因为事实上他们崇尚节制、美德和正义“非常真诚地相信公民的积极责任”。再次，工人阶级具有合作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指的是“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和共同进步的传统”。 它在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后，工人阶级初步形成了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价值观。汤普森始终强调，在形成过程中，工人阶级自觉吸收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先进观念，民主、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已经内化到工人阶级意识之中，成为其文化不可剥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新发现，汤普森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是低俗的代名词，而是与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相伴而生的一种新兴文化。
——张亮：“汤普森的平民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东岳论丛》2009年第1期。
四、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威利斯将文化视为集体实践的产物，正是对威廉斯观点的直接继承。除此之外，威利斯对文化含义第二个方面的界定，即将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手段，这显然受到汤普森观点的影响。汤普森曾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提出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上述界定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忽视了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强调，这种对立的实质乃是意识形态冲突，充满阶级斗争和权力对抗。基于这种理解，他将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修正为"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显然，威利斯试图整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含义，将意识形态批判纳入人类学的文化理解。至于他提到的作为内在结构的文化，则是文化研究所借鉴的结构主义理论资源的直接体现。
再说威利斯的代表作《学做工》。《学做工》作为一部文化民族志，其立意不在理论的综合，而是现象的洞察。故而，他最初对整个工人阶级文化的兴趣，最终凝缩在工人阶级“文化形式”的层面，以此为概念中介，整合上述三种文化理论的视野。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形式被落实在一种特定形态——男性反学校文化。通过对汉默镇12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家伙们”)的跟踪调查，威利斯揭示出“特定的工人阶级主题和文化是如何获得世俗性的存在和节拍的”。(第256页)这里所谓的“世俗性的存在和节拍”，即是反学校文化这种形式如何将工人阶级作为劳动力纳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
威利斯探究这一文化过程的贡献，并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民族志个案，而且包含着他在理论上回应已有再生产理论的巨大抱负。一方面，已有的再生产理论往往依据同样的逻辑和机制观察不同阶层的再生产过程，而并没有对此做出阶层间的区分。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布尔迪厄的《再生产》(与帕斯隆合著，1970)一书。而威利斯在该书一开始就强调这种区分的必要，他试图通过"工人阶级如何继承父业"来考察这一再生产过程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以往的再生产理论家(如阿尔都塞、鲍尔斯和金蒂斯等)将社会底层作为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只能以服从和认同的态度进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威利斯通过凸显文化的半自主性位置，强调文化形式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唯有通过文化，社会的真实结构关系才能被转换为概念化的关系，并再次折回原地。"(第225页)具体到汉默镇工人阶级子弟的个案。如果他们被动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能够摆脱工人阶级的命运，顺利上升为中产阶级;反而是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抗，构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悖谬性地将他们推向自我诅咒的道路，延续工人阶级的命运轨迹。进一步说，正是反抗本身赋予了这种工人阶级文化形式以独特的政治意味，使得"阶级身份在个体和群体中被传递，在个人和集体自主意识的情景中得以再现"(第3页)，从而完成阶级身份的再生产。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子弟的意识形态反抗何以会落入此种自我诅咒的结局?
——符鹏，〈反抗的文化形式与阶级意识的危机：工人阶级文化再思考〉，《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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