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在《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后记中隐约提到了我们之间近年来的思想分歧，或许，这就是知识者的命运，我们总是坚执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就此而言，我也可以坦率地说，吴亮近年来的某些文字我并不完全同意，有些甚至不以为然。就像吴亮也并不完全同意我的某些文字一样，这些我们都曾当面坦言。但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侵蚀我们之间的友情，也正像吴亮在后记所言：“我们早习惯了各自观点的‘不一样’，这不仅是八十年代那一抹曾经出现的启蒙曙光留给我们的一个美好记忆及自由遗产，也可能是我们身上的那股同气相求的草莽性情所致”。但这还不是我欣赏这本《我的罗陀斯》的全部理由，我愿意走进吴亮的这部“私人传记”，不仅因为它也同时唤醒了我的少年记忆——尽管我们的记忆有相同也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要继续坚执于我的左翼立场，那么，我就必须严肃地面对吴亮的这一“私人传记”(也包括我的私人记忆)，因为正是在吴亮的这一记忆中，恰恰暴露出了所谓“革命史”的另一面，这一面的重新阅读并不怎么令人愉快。然而，恰恰是这一不愉快的记忆和阅读，才可能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历史，否则，就是左派幼稚病。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重新阅读和反思的期待，我走进吴亮的这本《我的罗陀斯》。
(图片来源：网络)
一、空间
吴亮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援引了“罗陀斯”这个词来隐喻上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吴亮的上海，或者说，是吴亮记忆中的上海。但是，仅仅从这一命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吴亮的影响，这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普遍的阅读记忆，这一记忆不仅散落在吴亮的叙述中，也将潜在地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从来也不曾相信吴亮会成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并热情地拥抱资本和市场。
但是，吴亮的上海同时也必将给予他同样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记忆，也在生产人的感觉结构。
吴亮的“上海”位于上海西区，准确地说，坐落在淮海路和南京路之间，这一点，在《我的罗陀斯》中有着详尽而出色的描写。我们可以读到，在那里，既居住着昔日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工厂主、买办，也是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作家、教授、艺术家、古玩收藏者，同时也在生产着年轻人的艺术梦，当然，这里还居住着大量的小职员、小业主，以及普通的工人。在这里，既可以领略到殖民地的遗迹，也能感觉到上海本土性的文化品格。这样一种混合的地理风景也曾出现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之中。同样，这一地理位置也影响了吴亮的性格，在吴亮身上，既可以感觉到一种“高雅”的艺术品位——他对通俗文化总是不屑一顾，三十年来，他无数次地嘲笑过我的武侠小说的阅读嗜好——也可以领略到一种混合着艺术青年和工人阶级性格的桀骜不驯。我曾经有二十年的时间，工作在吴亮的“上海”，并和吴亮在他的城市中游荡。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他的“上海”。我出生并生活在上海西北的一个工人区(俗称上海的“下只角”)，那是另一个上海，我的上海，那里也曾生产一种文化，一种单纯却不乏坚定的对未来的信念，尽管这一信念在今天已大半凋零。
吴亮对空间的感觉、把握和叙述是极其出色的，随着记忆的展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也逐一浮现在叙述之中。吴亮也写他们和时代的亲密关系，这一关系经典地出现在他对父亲的回忆和描写中，但是，吴亮更多地在叙述他们和时代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最后的决裂。在书的第十章，也就是“这里就是罗陀斯中”，吴亮描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七十年代，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甫一结束，男男女女就立即谈起了恋爱，读诗，吃雪糕，去国泰电影院看《海岸风雷》，挽手公园小路踱步，晚风送爽口哨版《山楂树》、《喀秋莎》不绝于耳……”吴亮不无欣赏地总结说：这种“小市民秉性足以致命：只要见一丝缝隙，便百折不挠地迷恋物质生活，穷讲究那些由此派生的情趣幻觉”。现在陆续整理出版的史料都证实了吴亮的这一回忆(比如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吴亮揭示的七十年代的这一面是重要的，而他的概括也相当精辟：“不问政治，即反抗了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七十年代的这一面，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顺利分娩。
吴亮描述的七十年代的“这一面”，揭示了七十年代泛政治化带来的恶果，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一直没有妥帖地处理好它和市民阶层的关系。而在城市化逐渐展开的今天，市民阶层也将逐渐地扩大，因此，如何研究这一阶层，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阶层一直坚持一个独立自足的生活空间，并反对政治的介入——这一幻觉有可能来自一种遥远的手艺人(或小生产者)的梦想。尽管我从来也不会认为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着这种自足性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相反，我以为的是，日常生活恰恰是各种政治争夺或博弈的场域。但是，也恰恰是这一幻觉，不仅支持了这一阶层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矫正任何一种激进的社会实践，因此，我极为看重吴亮的这一表述，包括隐含在这一表述中的市民经验。在这一经验面前，政治的进入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一种形式，甚至是艺术化的形式。而且，这一进入的政治必须能更好也更合理地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也包括吴亮所谓的“情趣”。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经简略地涉及过这一课题，而在所谓的“前三十年”，当时的政治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一类关系，当然，其中的原因也并不像吴亮描述的那样简单。
二、文化
吴亮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职员家庭，用今天的话来说，也算是中产阶层的子弟。而吴亮的家庭的特殊性在于，他的父亲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打击，这给吴亮的少年时代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就这点而言，我和吴亮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一生不曾加入任何党派，并对歧视性政治有着天然的憎恶。吴亮可能由此走向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而我则反复追寻社会平等的可能性，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永不可能在现实中彻底实现。
吴亮家庭的特殊性还在于，这个家庭还给予他一种艺术的熏陶，吴亮写他的祖父，写他祖父的书柜，也写他的舅舅，写他舅舅对电影的痴迷……吴亮似乎对艺术有着一种天生的热爱，他写“那个身处逆境依然不忘享受生活的赵炳夫”，但是对“介克勒”的赵炳夫似乎并没有多大兴趣，相反，“一幅画在瓷盘里的欧式风景油画”却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段描写非常出色)。吴亮也反复提到音乐——主要是当时流行的外国民歌、深夜的小调、吉他手，都简略地勾勒出七十年代的另一面，这些异类的音乐秘密地流行在青年人之间，这些往事，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也曾出现。
城市的记忆在艺术中慢慢呈现——当然，这是吴亮的城市。在吴亮的上海中，人事关系相互纠葛，可能就在某一个人身上，找到彼此的渊源，而且会牵扯出一连串的名字，那些名字有的我们熟悉，有的我们并不熟悉，但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和艺术有关。因此，吴亮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相当“文化”。
这个空间不仅由记忆构成，也处处留下物质性的存在痕迹。实际上，上海的文化资源相对集中在吴亮生活的那个区域，淮海路、国泰电影院、上海美术馆等。这些，都被吴亮反复书写。而在书写中，多少流露出一种文化自信甚至文化的优越感。坦率地说，吴亮所描写或所叙述的那些各色人等，一九四九年之后，失去了政治的优越感，有的还受到打压，但是从未失去过文化(或艺术)的优越感，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自信，这种自信表现在他们的谈吐和趣味之中。当然，这种自信也多少和他们相对优裕的经济条件有关。
吴亮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使用了一个极为传神的比喻：每个人都“各有分属自己的后花园”。正是在这些“后花园”中，他们找到并维护着自己的知识传承，同时也在这一传承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自尊。因此，在七十年代，他们最痛苦的，是“画无可画”。对于艺术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我想，吴亮在七十年代游荡在这些不同的“后花园”中，很自然培育了他的艺术趣味，因此，他不仅调侃通俗文化，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当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
在不同的思想和艺术之间，我的态度可能比吴亮更显宽容，当然，有时候也会显得略为中庸。我也喜欢吴亮所喜欢的那些艺术或文化种类，我还以为，真正的高级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对于文化来说，它还需要重新的创造，因此，它也同时包含了对高级文化的挑战甚至反叛。也因此，“无产阶级文化”的失败，恰恰可以提供一种重新创造文化的思考可能。在这一点上，我和吴亮的意见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吴亮对这些“后花园”的叙述以及对当年“无产阶级文化”的批评，仍然可以提醒我们——无论他的表述是怎样的柔情或者怎样的粗暴——当年对这些“后花园”的粗暴清剿，实属不智之举。任何一种重新的创造，都必须吸纳前人的经验，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这样才可能获得一种文化研究所谓的“普遍赞同”。即使是顽固的守旧之士，也依然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可能使某类知识获得传承，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一种知识的考古可能。
三、艺术青年
七十年代，吴亮已经是一个工人，在当年，能够留在上海而且成为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情，而当吴亮还未成为工人的时候，我已经到淮北的一个小乡村插队落户了。吴亮的工人经历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他的出色的写作活动使他离开工厂而被调到上海市作家协会。不过，在《我的罗陀斯》中，吴亮几乎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工厂，这一点，耐人寻味。相反，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吴亮，是一个城市的游荡者、一个思考者，或者，就是一个七十年代的艺术青年。
所谓的艺术青年，在广义上，仍然属于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的群体。“文革”十年，由于取消了高考制度，实际上在城市和乡村都积压了大量的知识人才，这一特殊的群体，才真正帮助了八十年代的顺利诞生。而在这一群体中，分化出不同的知识类型，并构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吴亮显然和青年艺术圈来往得更加密切，而吴亮的天性也更适合于这一群体。
艺术或文艺青年，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现代史中，而在七十年代，则得到另一种发展，比如秘密的读书和交流活动。吴亮不止一处提到他在“文革”时期的读书活动，这些活动也同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城市。正是通过吴亮的读书活动，我们可以大致领略他的知识谱系，一种混合着西方哲学和艺术的广泛阅读，当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而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及其他的西方现代艺术家的理论，一直持续地混合着影响到他八十年代早期的写作，比如《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
吴亮实际上很少讨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对各种知识和阅读的呈现，而在这种呈现中，则是一个城市青年各种不安的躁动。
吴亮或许在天性上，就是一个反规范者，他不喜欢集体，甚至反感，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强调自由的原因之一。自由往往表现在个人对集体的退出或剥离的过程之中，而这一对集体的退出或剥离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的话语体系的拒绝。因此，吴亮在七十年代也许是孤独的。而在吴亮孤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除了读书的寂寞，还掺杂着青春期的躁动、欲望以及对政治的疏离。
吴亮介绍了他的许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是孤独的，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一起言论时政以及抒发对未来的感想。而这些叙述，也同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群落星星点点散布全国。吴亮的这些朋友后来有的成为著名人物，也有的寂寂无名，吴亮都给予了平等的叙述态度，这是吴亮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而在吴亮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他们的讨论，显然，西方的现代艺术和理论是他们讨论较多的内容之一。现在，我开始明了吴亮为何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能写出《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应该说，吴亮在上海是最早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批评家，而他的知识源头显然在七十年代。分析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运动，显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而许多人都会把这一运动的起源定格在七十年代，比如早期的“白洋淀”诗派，这一诗派后来融入了《今天》的洪流之中。但是，在上海，也同样存在着这些现代主义的小小群落，在此之前，比如在陈建华兄的《红坟草》以及其他的文章中，我已经大致了解到这一类的群体存在，实际上，陈建华兄等人的活动还要提前到六十年代的中期。比较北京和上海的这些群体也许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相较北京而言，上海的这些群落和市民阶层的关系要更密切些，或者说他们更注重日常生活的坚守，并强调对个体或自我的顽强保护。但是，共同的特点仍然在于，在这些阅读和讨论中，自我意识开始被强化，并竭力从集体的美学原则中突围而出，当然，我必须指出，同时，也培育出他们的精英意识，这一点，从吴亮后来强调“小众”，强调“圈子批评”，都可以大略看出。也因此影响到吴亮的修辞风格，简单地说，即是以独白和抒情为主，而有意无意地切断了和他者的对话可能。
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吴亮为何省略了他的工厂生活，对于一个艺术青年来说，工厂的工业化特征，比如严格的纪律和协作精神，也许恰恰构成了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压抑。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吴亮对现代化的“劳动”给予了最为苛刻的批评——“摆脱人身依附，不为雇佣劳动所奴役”，这样的句式，显然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吴亮的这一“摆脱”在八十年代成为现实，并且认为“无论谁将这样的劳动神圣化，都会让我觉得虚伪并对其产生厌恶与憎恨”。无论吴亮的批评怎样尖刻甚至武断，我都能从中感受到他的合理性，的确，对现代化的劳动尤其是日益异化的劳动形式给予过度的赞美，只能来自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就这点而言，吴亮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重新讨论“劳动”，显然不完全来自这种浪漫主义，而是劳动同时包含了由此构成的抽象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因此，如何将劳动和劳动者从这种异化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实践，这也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内涵之一;而对劳动的肯定，实则也是对劳动者价值的肯定，也只有这一肯定才可能使劳动者阶层获得一种尊严，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摆脱劳动(体力劳动)，劳动者阶层仍然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
吴亮对于自由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实际推动了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在今天，也实际成为社会的主流知识或话语形态。也许，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语境下，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如何重新发现被这一主流知识所遮蔽的另一面。
四、几句多余的话
我实际上并不怎么信任这类回忆录的历史真实性，任何一种回忆都是事后对历史的追忆和叙述，这一叙述也同时受到叙述者此时此地的限制，因此，这一追忆和叙述都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这一意义上，我并不相信吴亮的记忆呈现了他的完整的七十年代，只能说，他在此时此地的限制中选择了他所要叙述的七十年代。最近，我读到了吴亮在七十年代给他的友人的几封信，这些信呈现出吴亮的另外一面，虽然幼稚，但有着一种澎湃的热情和对社会的关切。
但不管怎么说，吴亮仍然坦承地表达了他的真实的这一面，对我来说，这一面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认识价值，既对吴亮个人——吴亮注定会成为文学批评史的人物，也是对由吴亮叙述中所呈现的上海七十年代的另一面。
吴亮似乎一直在追求一种在现实中永不可能实现的个人自由，并拒绝任何的个人权利的让度，这一追求也同时使他始终处于一种退出的过程之中，并相应产生出有关自我的各种幻觉，这一幻觉在八十年代获得一种表述的可能。同时，这一表述，也使他不断地回到自我，并继续加强他对自我的坚持，这从他在八十年代早期给友人的信中强调要加强对“人性和欲望”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传承既培养了他的艺术品位，也加固着他的精英意识，有时候也会显得过于自满以及对他人的轻视。
我和吴亮的思想分歧可能就在于，如果说，吴亮一直在追求一种永不可能实现的个人自由，并坚持着八十年代的有关自我的各种叙述，我则始终渴望着一种永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平等，并努力走出八十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幻觉。这两种永不可能实现的追求也许只存在于文学之中，在这一意义上，我和吴亮也只能属于“文学中人”，或者干脆说，就是那种活在幻觉中的人。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吴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一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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