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尽管巴西和南非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但两国在1970年代末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劳工运动，工人不仅要求提高工资，而且要求改善工人社区的住房和社会服务。工人抗争将工厂工会和工人社区连结起来，对资本和国家造成更大的挑战。巴西和南非为什么能涌现大规模的工人抗争?为什么两个不同社会背景的国家会出现类似的劳工运动?它们的案例为我们理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工运动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
Michael Burawoy的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在“制造同意”。国家和资本通过设计福利制度、车间管理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工人阶级对工作场所和社会制度上不平等制度的认同。作为Burawoy的学生，Gay Seidman在《制造抗争：巴西和南非的劳工运动 1970-1985》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指出，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威权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在“制造工人抗争”。在南非和巴西，劳工的抗议浪潮有力地挑战了现有的工业化模式，是塑造两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
Seidman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尽管巴西和南非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但是两国的劳工运动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两国在1970年代末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劳工运动，工人不仅要求提高工资，而且要求改善工人社区的住房和社会服务，例如医疗条件、教育和交通设施。工人抗争将工厂工会和工人社区连结起来，对资本和国家造成更大的挑战。那么，巴西和南非为什么能涌现大规模的工人抗争？为什么两个不同社会背景的国家会出现类似的劳工运动？它们的案例为我们理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工运动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
威权体制下的工业化
在196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扩张中，发展中国家开始被卷入“全球福特主义”。这些国家(如韩国、南非、巴西)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成为全球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基地。与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不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存在以下特点：1.依赖外资和进口技术，国家为吸引跨国资本，在税收、土地和基础设防等方面提供可观的优惠;2.出口替代型经济，生产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而非供给国内市场;3.国家有意识地压制工资的增长，工资增长速度显著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快速的物价膨胀甚至使得工人的工资实际上下降了;4.大量雇佣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往往低于城市居民。例如，在南非的种族制度下，非洲裔工人被允许在城市的工业区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的家人也只能留在农村的隔离区，不能在城市享受白人工人同等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分离的模式，使得工厂可以进一步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
这样一种通过压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对劳工力量的严格规制来实现的。在1960年代的南非和巴西，工人都没有组建民主工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定权力。例如在巴西，国家控制了工会的资金及工会注册权，只有经政府劳动部门批准成立的工会才具有合法性。工人每月将1天的工资作为“工会税”上交国家，以支撑庞大的工会官僚体系，然后劳动部门再将资金拨给工厂工会。同时，巴西政府扶持了工厂的傀儡工会，保守的工会官僚并不能有效保护工人权益，来自农村的移民工人和非正式就业工人甚至直到1963年才被允许加入傀儡工会。此外，草根工会积极分子常常被逮捕和监禁。在1964年的政变后，巴西军人独裁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压劳工运动。仅在1964年，就有5万工人被逮捕，超过8000人被监禁半年以上。
跨国资本和国家威权制度的紧密结合推动了两国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1968-1974年，巴西经济经历了惊人的增长：GDP年增长率达到11.3%，工业总额年增长率高达12.6%。但是，工业化的成果只是被少数精英群体占有（如跨国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工人阶级本身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例如，巴西工人在1970年代末的工资甚至只有1950年代的一半左右，工人阶级与精英群体的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这样不平等的经济发展显然无法赢得工人的同意和支持，相反，高度剥削的跨国资本和官僚威权国家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普遍不满和愤怒。
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变迁
同时，巴西和南非的工业化也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人抗争提供了客观条件。1.快速的工业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工人群体。从1960-1980年，巴西工人阶级的人数从294万增长到1067万。在南非，黑人工人也逐渐取代了白人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2.生产的集中性使得工人群体在空间上高度聚集。巴西和南非的工业区主要分布于几个沿海大都市，这些工业区聚集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人，使得大规模的工人抗议成为可能。3.随着资本的扩张，工厂的规模逐渐扩大，从1960-1980年，巴西工厂平均工人人数从16.2名工人增长到39.3名工人。更为重要的是，从1970年代开始，巴西和南非的工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开始逐渐取代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例如，从1970年代开始，汽车制造、冶金、化工行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占巴西制造业总投资的60%，轻工业(如服装业、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对GDP的贡献则从49.2%下降到34.5%。与巴西类似，南非的重工业也经历了快速的增长，1972-1979年，服装和纺织行业的年增长率仅为4.3%，汽车和钢铁制造的年增长率则分别为8.5%和9.5%。在1970年代，汽车制造业占南非全国制造业的14%。
随着重工业的比重上升，劳动过程和工人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重工业工厂通常雇佣半技术化的工人，工人的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了。例如，Humphrey 对巴西汽车行业的调查现实，巴西汽车行业通常雇佣40-50%的半技术工人，20%的非技术工人，及20-30%的技术工人。技术水平的提升意味着资方一般不会在罢工中大规模解雇工人或替换工人。另一方面，在资金密集型产业，工人的罢工能在短时间内给资方和国家造成严重的生产损失。因此，重工业的半技术工人的市场谈判能力和车间谈判能力都显著提高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轻工业(如制鞋业、制衣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降，重工业(如汽车业、冶金业)成为主力。以广东省为例，轻工业产值所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95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37.9%，而重工业的比重在2013占工业总产值62.1%。工业结构的变迁对中国工人阶级构成、工人集体行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事实表明，重工业的半技术工人是南非和巴西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例如，巴西的汽车和金属行业工人领导了1978和1979年的全国罢工潮，在1978-1986，这两个行业的罢工占巴西全部罢工总数的49%。金属行业工会主席卢拉还于2003-2010就任巴西总理。与巴西类似，重工业的产业工人成为南非工人运动的先锋。在1979-1986年，汽车和金属行业的罢工天数占南非全部罢工天数的30.2%。如上文所提到的，重工业的半技术工人拥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这为他们建立工厂内的工人组织提供了条件。
工会运动的兴起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后，巴西和南非工人开始挑战现有的工业关系，并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Seidman认为，南非和巴西的工会运动包括两个阶段：新工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新工会主义” 运动反对脱离工人的官僚工会，强调工厂组织和工会民主的重要性，并主张建立基于工作现场的独立工会组织，依靠工人的集体行动力量（而非国家行政力量）争取权益。从1978年开始，新工会主义开始在巴西工业中流行，越来越多的工人积极分子要求提高工会的代表性和开展直接的工资集体谈判。这一要求也逐渐从重工业扩展到轻工业、服务行业和农村雇佣工人。到1983年，巴西新工会会员超过1200万人。之后，“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也逐步发展，工人的诉求开始超越工厂范围内的工资、劳动条件改善，包括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对工人而言，公民权不仅仅意味着参与政治选举，更重要的是工人有权参与分配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资源。工厂抗争得到社区(例如社区教会、学校)的大力支持;公民在社区争取社会服务和公民权的斗争也得到工厂工会的积极响应。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推动了工人跨越种族和行业障碍，对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诉求和阶级意识有重要的作用，最终也有效改善了整体工人阶级的处境(而不仅是单个工厂或单个行业的工人状况)。
Seidman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工业化和劳工运动的关系，增进我们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但是，笔者认为她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作者对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过于乐观，对它的局限缺少讨论和反思。由于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也存在根本上的缺陷和不足。例如，面对巴西汽车行业日益高涨的工人抗争，一些汽车品牌开始从巴西撤资，造成汽车工人力量和斗争信心的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最终将走向何处?巴西和南非工人又将如何迎战资方新一轮的反扑?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反思。
参考文献：
Seidman G.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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