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林：给中国新工人找一个配得上他们的文化身份
读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吕途继《中国新工人：迷茫与崛起》(以下简称《迷失与崛起》)之后，又写出了其姊妹篇《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以下简称《文化与命运》)。我觉得，这个书名特别好，它抓住了新工人群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当下的重大问题：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与他们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迷失与崛起》主要是对当代中国新工人生存状况的描述，《文化与命运》的重心则是吕途对这一生存状况的深入分析;正如书名所传达的，“文化”和“命运”是第二本书的核心概念，也是作者关注新工人群体的新的切入点。如果《迷失与崛起》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新工人群体更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与命运》是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期待读者从新工人群体的命运和其中一部分人的实践中获得启示，介入现实，发出如下的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发展是真正的进步?什么样的文化是良性的，可以推动当代中国乃至人类走向美好的明天?
汪晖在《迷失与崛起》的序言中写道：“(新工人)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力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以“文革”的结束和改革的开始为界简单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那么，新工人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就是后三十年的现象。按照北京“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统计数据，自1978年至1988年，是新工人“艰难的流动”阶段，总人数约两千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中国大陆形成前所未有的“打工热潮”，新工人增长到六千万;至2003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数字迅速膨胀到一亿两千万;而到2013年年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总人口已经达到两亿六千多万。毫无疑问，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展开，这一数值还将继续攀升。单纯从统计结果来看，日益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似乎佐证了城市化率的提升;然而隐藏在抽象数字的背后，新工人们具体的命运和遭际却对近二十年来主导中国社会变迁的城市化命题发出了深刻的诘问。
吕途的笔触正是从这里延伸开去。《文化与命运》一书具体记述了十来位工人，在每个人的名字之上，他们共享着“新工人”这一身份，他们谋生的工厂或坐落在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或位于崛起的重庆，他们各有不同的出生地和户籍所在地，却拥有共同的打工经历，那些经历在相似和差异中折射出两亿多新工人的缩影。上亿新工人的出现是当代中国这三十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命运并不能简单地与“崛起”的中国形象相提并论。他们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是中国强大的力量来源，却并未平等地分享这一辉煌，起码，他们的所得，无论是利益还是地位都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比例。虽然吕途说他们也在“崛起”，但他们的崛起只是数量上的激增，与群体意识的觉醒、利益和地位的提高无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面对这三十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追问，如果改革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那么谁是成功的受益者和分享者?反之，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又是哪些人在承担?在此基础上，亟待追问的还有，什么样的改革是真正成功的改革?应该如何设计并如何实践?它是唯一的吗?当中国经由世界工厂铺就了通往全球的道路，作为这个巨型工厂的齿轮和螺丝钉，新工人的存在及超负荷的运转与消耗所突显的不仅仅是城市化的局限和世界工厂的弊端，更是环环相扣的、连接着历史与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若我们拒绝承认新工人的生存现状就是他们无可摆脱的“宿命”，也并不接受当下的中国正走着一条别无选择的道路，那么，那些“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也应纳入具体的反思当中。在我看来，这些新的创制既构成了国家发展道路的基本要素又对社会文化的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而新工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与文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工人群体的命运与文化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联?换言之，相较于政治、经济等方面，文化对其命运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这个“文化”是一个整体吗?如果文化存在不同的类型，那么，哪一些类型，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对其产生深刻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表述多少会被视为文化主义。且让我们先来谈谈2014年7、8月发生的两起劳工事件。7月17日深圳哥士比鞋厂女工周建容于当日凌晨跳楼自杀。哥士比鞋厂是一个来料加工工厂，成立于1989年[该厂目前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名号为哥士比(深圳)鞋业有限公司，有意味的是其发证日期竟然就是2014年7月17日，法人栏是一外国名，未注明国籍。网上有帖子称是一家港资企业，其投资者竟又是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这里面的“学问”似乎很大，但恐怕只是被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称为“合理避税”的门道，或者就是这个香港人已经移民澳洲，或担心陆港关系而采取的策略。说穿了，仍然是资本最大限度获利的逻辑]。2013年底，企业股权变更，因此需要重新注册、登记法人代表，对此，工人多不知情(实际上企业股权变更等相关信息，工人基本上是不得与闻，他们只是被企业雇佣/购买的劳动力，在资本的逻辑中，他们就是一个抽象的、为资本创造利润的生产者，与机器或其他的物并无根本的差别)，在已经迟发数月工资和部分工人被停缴社保的情况下，因担心未来的工资、社保等待遇下滑，他们向企业发出邀约协商有关事宜。企业未予理睬，以一纸空文搪塞。工人只得罢工，但企业非但不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更以开除为镇压手段。周建容就是7月16日公布的最新一轮被开除的老工人，五十岁的她已经在该厂工作了十二年。
确实，这里有政府的缺位，政府理应及时干预、介入，而不是等事态扩大后再来收拾残局;有制度的滞后，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广东省人大正在审议《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草案中就明确规定：“职工向企业发出集体协商要约，企业超过规定时间未答复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商因此引发集体停工、怠工的，不得以职工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因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有法律的空洞化，《劳动合同法》和《工会法》对此事件中的相应法律主体及行动均有具体的条文说明和规定，包括工商企业的管理等方面同样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合理的改进和改善，使政府职能更清晰、权力更明确，使法律更完善，使制度更完备、更人性。然而，即使这些都有了，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吗?也许不会，也许仍然可能。这提示我们，在职、权、法之外，还有溶解在这些可操作环节中的无形的文化问题。打工诗人郑小琼说：“这么多年，在这片土地上，诸如富士康这样的中型企业已成长为巨无霸的企业，我看到一批批员工不断用青春浇灌着它的成长，这些渐渐老去的员工依然无法在富士康所在的城市安居乐业，他们被无情抛弃，只能回到贫穷的乡村。”被抛弃的原因在于，这个群体是整个社会生产链条的底端，是作为廉价商品的劳动力，他们没有尊严，也没有自己的位置。尊严，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相应地衍生出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在资本主义文化中，一切被商品化，作为劳动力的人也是市场要素，是物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一切被物化的文化环境中，何来真正的“尊严”?对于五十岁的周建容来讲，在资本的逻辑和视野中，她的未来与企业无关，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而周建容也是为生存而来;他们不会将无数个周建容与其利润和企业的成长联系起来看，他们甚至觉得是资本养活了工人，工人的劳动机会是拜资本所赐。所以，与其说周建容是死于失业，不如说死于失业给人的尊严带来的毁灭性践踏。
而发生在2014年8月2日的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抛光车间的粉尘爆炸事件，无疑是近年发生的特大责任事故之一，事故造成七十五人罹难，一百八十五人受伤。该公司为台湾独资企业，像很多港台及外资在华企业一样，它也是代工厂，“生产汽车后视镜及汽车零配件等五金件的金属表面处理加工;从事汽车零配件的商业批发及进出口业务”。爆炸的抛光车间就是轮毂加工，对半成品轮毂进行打磨、抛光。专业人士都清楚，轮毂打磨必然产生可燃性粉尘;当空气中的可燃性粉尘浓度达到一定高度，遇到热源，必然产生破坏力极强的爆炸。据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百度百科也在2014年8月27日由网民创建“粉尘爆炸”条目。也就是说，一系列的法规和常识的广泛普及都是在惨案发生后才有的。爆炸事故发生后，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包括找补制度的漏洞，都是应有之义。可这仍然只是就事故本身而言，安全生产绝不仅仅是不发生死伤事故，更重要的是生产者/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据相关报道，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几乎没有对工人做过安全教育，也没有对粉尘吸入导致尘肺病进行过宣传。而据网易新闻报道：“有关专家估计，目前(2013年初)仅尘肺病实际患病人数超过一百万例，而有民间组织估算，目前中国累计尘肺患者达六百万。……尘肺病已成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发病率高居职业病之首。据卫生部资料，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病死率为22.04%。尘肺病正在以每年两万多人的数量剧增……”事实上，死亡率如此之高的尘肺病并没有引起社会，特别是企业的足够重视，尽管国家已对《职业病防治法》做出相关的修订，尽管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但昆山爆炸案的媒体报道中依然鲜有涉及这一话题的文章。
实际上这样的悲剧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又何止这些。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如此惨痛的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制度建设真的就能做到防微杜渐，从根本上保证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安全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安全意识，还是生命意识?实际上，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发现，很多企业的规章制度，甚至包括法律条文，讲的只是企业生产的安全，并非生产者的安全。虽一字之差，但对二者必须做一个辨析。从根本上说，二者能否统一取决于生产者与生产的关系;而二者的剥离必然带来对生产和生产者的不同立场和态度。而生产者与生产的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就是生产者与企业主体的关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当下的生产关系中，无论是国企、集体企业、民营及私营企业(包括大量的外资企业)，也无论是企业的经济主体，还是法律主体，其实都没有作为人的生产者应有的位置，他们不过是可以被替代也可以随时被解除合同的受雇者，是市场源源不断供给的劳动力商品。看起来劳资双方是自由买卖但实际议价权基本被资本集团掌控，他们非但参与不到企业的各种决策，甚至连自己的身体和时间都掌握不了，说得更直接些，他们只是现代的奴隶，所以，有工人才会说，上厕所是最快乐的时间，而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基本就是他们一生的缩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者与生产的关系直接指向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所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而在上述那样的关系和结构中，生产者的生命服从于现在几乎所有企业的最高原则，甚至是唯一原则——效率。这是我们在1990年代就已经确立了的原则，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命”并不是说效率等于生命，而是说效率是企业生存的保证;它所表达的意思与活生生的生命实质并无关联。但是，当效率被摆放在凌驾一切的位置上的时候，效率也就成为建立在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之上的“目标”。所以，说到底，安全事故不只是安全意识的问题，更是生命意识的问题，亦即生命政治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的身份比公民身份更加重要，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更加重要。”因为，异化的劳动和劳动者在这个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已经失去了人的身份。
生命政治的问题当然是政治问题，但也是文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将生命政治的问题归结为一条：对“谁的生命更有价值”这一伪命题的检讨，它究竟是被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又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即使在“天赋人权”的意义上说，“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也是一个伪命题。所有的生命价值都应该相同，面对生命，不应该存在高低贵贱的差别。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它竟又在现代社会被广泛地接受。更糟糕的是这一伪命题经由文化的形式和作用已经被内化为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政治无意识。被表述为机会均等的所谓“平等”早已成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典说辞。于是，各种等级化的、成文不成文的、似虚却实、若隐若现的界限无处不在，对利益诉求、社会地位、空间权利、教育权利、爱的权利、表达的权利等进行着或明目张胆，或暗度陈仓的区隔。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就是将生命的问题从社会关系中提取出来，对其进行政治化的思考。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关系的逻辑架构及其建立既是政治行为，也同样事关文化。即使退一步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在革命成功后得以顺利建立，但其持续的存在却无法依靠单纯的政治手段，而必须凭借文化的力量。这既是因为所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畸形的生命价值观原本也是依赖于一整套的文化系统而存在，更因为社会主义的理念，绝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和政治手段上，更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基础(譬如所有制)就可以维系、持续。也就是说，无论是周建容的自杀，还是昆山的爆炸事故，这些悲剧的根源都并不是作为整体的抽象的社会，它与人直接相关，是人酿成了人的悲剧，因为社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而文化则是将社会的人的观念和意识世界组织起来，并成为支配性存在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吕途将新工人的命运与文化接合在了一起。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火灾，到富士康年轻生命的自杀，再到眼前发生的一个个悲剧，都既与其企业所秉持的资本主义工厂文化紧密关联，也与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整体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观念有关。在《文化与命运》中，吕途正是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故事，包括她自己在工厂打工的亲身经验和体验，鲜活地再现了新工人们的文化状况及其生态。这包括两个方面，用吕途自己的话说：“本书通过工友真实的生命故事同时展示了新工人消极的文化状态和积极的文化状态。观察、认识和分析新工人消极的文化状态，对其进行反思和批评;观察、认识和分析新工人积极的文化状态，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为新工人群体的未来探索方向和可能性。”吕途将这一思路上的启示归功于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我想这是贴切的。
《文化与命运》的目录中有一个小标题：“不要等到打工者第三代才认清前进的道路。”看着这样的标题，真的是触目惊心。很大程度上说，这也可以当作吕途整个研究的根本目的。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显然不是书斋中的研究和大班椅上拍脑袋能够设计出来的，甚至也不是如今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高高在上的或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的田野调查能够达到。必须要深入到现实中去，才能真正地进入打工者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对吕途而言，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她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于是，我们看到，她既是叙述者、是访谈人，也是工友，是可以推心置腹、一起哭泣一起欢笑的朋友;同时，她既是讨论的参与者，也是讨论的组织者，她和他们一起分享感受和心得，一起分析经验和体会;她还是启发者，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写法上看到《文化与命运》保持了《迷失与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讨论。这既因为参与讨论的人不是学者，更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者，而是刚刚从流水线上、建筑工地上、简陋的廉价租房里走出来的新工人，没有任何理论，也没有多少所谓的“知识”，讨论是建立在他们疲惫伤痛的身体感和朴实的情感基础之上的，也正因此，这样的讨论充分地体现了学术的民主精神。
我们可以想象，在寒冷的冬夜，或是酷热的夏午，在皮村简陋的工房里，在深圳、东莞某个工厂的宿舍中，他们围坐在一起，交流着他们既不相同，又存在着很多共同点的人生，倾诉着他们共同的被压迫的经历，探究着那“让人非人化”的工厂文化，分析他们的命运与资本的逻辑之间被主流叙述遮蔽、忽略的关系，认真地讨论着资本对人的剥削和改变，追问未来的可能，思考更多的人更广大的社会如何才能拥有一种真正可以被称为健康的生活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分析的现实正是其未来想象的基础，那个理想的未来并非乌托邦，而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就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就在他们之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实践。所以，一方面是把人变成机器和工具的工厂文化，以及资本俘虏了一切，消费主义笼罩整个社会的现实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将文化当成战场，“自己搭台自己唱戏”的新工人在努力探索并实践着的新文化，这两者间既存在根本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却又构成辩证关系，未来的新的良性文化产生于现实之中，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是在批判、辩证否定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因此，这一否定就并非简单的全盘抛弃，而是从其反面开出新的花来。也就是说，这一新的良性文化绝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以其所否定的对象为对立面的摹本创生而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和分析才显得与一般的方法不同。同时，历史也在其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无论是新工人群体，还是作为学者的吕途，其实都有其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更准确地说，就是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历史。在“我们这个失去记忆的时代”一节及其他相关的文字中，吕途通过具体的描述，再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有效勾连，从被现实掩埋的经验中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打捞、呈现了出来。虽然在整部著作中，这只是很少的一块，但其意义却非同寻常。
新工人艺术团的孙恒根据张海超事件创作了歌曲《开胸验肺》：“打开我的胸膛/看到老板的心更黑;//打开我的胸膛/揭穿虚伪和权威;//打开我的胸膛/打碎僵硬麻木的制度;//打开我的胸膛/打醒良知和公理。”张海超打开他的胸膛，告诉我们一个黑暗的存在;孙恒和他的朋友们写出一支支激昂的歌曲，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创造了一种积极健康的音乐形式，实践着一种真正良性的文化。何谓真正良性的文化?《文化与命运》中的新工人告诉我们：“教育不能失去德”(沈金花)，将教育视为投资，看作职业能力培训诸如此类就是失去了德的教育，干脆点说，就不是教育;就像挣钱不是目的一样，发展经济也不是目的，“团结经济”(王德志)是为了让更多的受压迫者过上好日子，将对自然和社会的获取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不是如今的绝大多数企业那样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无限度掠夺自然，破坏自然，剥削弱势群体;让摇滚乐不再成为文化工业的产品，成为消费时代矫情而肤浅的愤怒青年的宣泄渠道，而是人民的自我表达(许多);穷人与穷人的联合是弱弱联合，而不是强强联合，继而赢家通吃，“我们不认同几万个穷人养活几个富人的生活状态。公社这个理想和道路适合穷人，是穷人的出路。在公社的生活中大家都有尊严(姜国良)。”
重建正义、平等、公正的集体和集体主义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才是有生命的，因为它将每一个生命都安放在其中;这样的文化是属于未来的，因为它本身就代表了未来。但这样的文化要最终获得未来，必须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必须通过长期的努力。
(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5年1月1日出版)
郭春林，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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