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社会变迁与主体失落的困局
在现代化过程中 ,中国农村的经济人口社会结构因高度持续的流动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持续二十多年男性优势的性别化流动, 使得今日农村无论常住人口还是农业劳动力, 都呈现女性化特点 。
女性在农业人口中占到多数,似乎当然应该成为农业乃至农村发展的主力军 。但是,除了妇女组织和一些女性主义的学者,在官方和主流理论家那里,妇女的“主力军”地位都没有得到正式的肯定 ,相反,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女性化、老龄化一样被视为当前农村衰落、农业弱质化的表征。
妇女在经济人口中的数量以及在劳作中份额的优势,都不能说明她们在农村社会中已然获得了主体性地位 。数量和价值的背离,要从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去找寻 。
社会变迁在农村经济方面 ,表现为农业所占比例的进一步下降 。目前全国农民现金收入的 40 %是外出务工所得, 而据笔者调查 , 有的村则高达70 %。打工带来的收益已成为众多农村经济的支撑力量( 打工者寄回的钱不仅仅是养家 , 很多农户化肥、种子、塑料薄膜等农用物资亦要靠此来源购买)。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女性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农村妇女承担了60 %—70 %的农业生产任务);另一方面却是农业的重要性大为降低, 一家一户经营的农业经济已成为“糊口农业” ,甚至成为“ 庭院经济” 、副业[1]。“ 一个人出去打工抵得上种 20亩地” ———女性承担农业生产工作量的增加 ,并没有给她们带来经济地位的提升 。
在社会结构方面 ,农村优质要素包括农村社区精英的大量流失, 农村日常生活中出现“ 男性缺席” ,农村家庭也因流动而出现离散化现象 。已婚农村妇女,无论是夫妻结伴外出打工, 还是独自留守农村 ,都在家庭结构出现缺损时, 为苦苦维系家庭功能的基本完整而付出巨大努力 [ 2]。 但是 ,农村至今有两点仍维持未变 : 一个是父系、从夫居和父权制家庭依旧, 一个是村庄权力的男性绝对主导依旧。妇女尽管在经济参与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不仅在家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且在公共领域也仍受到排斥,部分农村甚至“集体失语” 。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特有现象——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 而这部分进城农民的劳动力再生产, 却要依靠农村来完成[3]。中国之所以能靠“几乎不支付成本的劳动力来替代资本要素投入”[4],就是因为农村妇女独自支撑起人口再生产的重担( 在农村生养子女、赡养老人,乃至丈夫劳动力减退 、伤残时回到农村的照顾)。她们从事的照顾性劳动都是无酬的,因此极大降低了农村人口再生产的成本,支撑着中国长达三十年低成本高速增长的模式。如果说“候鸟式流动”,“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5]。更应说，正因为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们的超额付出, 维系了流动者在农村的“根” , 中国农民才能长期承受这种流动方式带来的家庭分离[6]。
综上所述, 在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二十余年中 ,农村妇女整体上处于被动参与和被动适应的状态。就“留守”这个概念本身 ,就是凸显女性的“雌守” 之势——守住农村、守住家园 , 但居于从属地位。
其次 ,农村女性对农业、农村的发展 ,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所作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了 。因为在非农产业 农业、城市 乡村 、生产 人口再生产、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中, 都存在一个高于另一个的价值等级,而农村妇女总是处在那个相对不利的 、价值等级低的一极 。比如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再生产, 人的生产被视为从属于物的生产, 因此其价值往往会被低估 。男性肯定的是她们守家之辛苦 ,社会承认的是她们对家庭的贡献 ,但是其社会意义却被低估。说“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 ,而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为什么不说: 这一个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就是以农村女性为主构建而成的 ?
二 、新农村建设: 主体追寻的新空间
新农村建设无疑对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非常丰富 ,因此理论界对新农村建设主要内容的理解纷呈: 有村容整治和新村建设说,有建设现代农业 、农民增收说,有文化建设说, 有建立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说,也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 ,消化过剩产能说 ,等等[7] 。但是这些学说中, 社会性别、农村性别关系和资源分配的调整等仍未能进入视野, 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但是 ,新农村建设无疑为农村女性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从而为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新的基石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农民向城市转移 、减少农民和旧村落来实现 ,李培林称之为“村落的终结”[8]。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 实际是通过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福利 ,建立起农村社会安全网, 以避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农业凋敝,减少农民的转移代价,实现城乡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使农民过上相对富足、体面的生活 。
这一战略目标为农村妇女主动 、高层次地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舞台。新农村建设是政府主导,但农民能否表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内在活力 ,十分关键。以陕西渭南合阳为例 ,在那里“女村官”作为一个群体“横空出世”,给我们许多启示:
首先, 它使我们看到农村妇女中不缺乏行政管理的能人,也不缺少参政热情 ,只需要给她们适当的激发、表现舞台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些女村官在浓厚的传统村落文化下 , 能赢得村民拥戴、立住脚, 普遍都是从带领村民(大多是被视为“老弱”的“妇孺”) 修路、建清洁水源 、农田整修 、村容整治等入手, 为农民提供了当下匮乏的公共物品,带领妇女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妇女参政创造了新的村治模式。
另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群体, 是曾为“打工妹”的农村妇女 。这一新兴女性打工群体具有独立主体意识 ,尽管回到农村回归父系家庭后, 受到诸多制约 ,但她们在经济参与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能动性( 她们中不少回乡创业、上项目)。
第三是一些妇女因经济参与而组织起来, 如 ,妇女组织主导的各种专业生产协会 ,使她们的参与超出了“户”的意义, 在农村社区的公共领域赢得了更大发言权 。这些组织还具有组织资源再生产的功能 ,如, 合阳县的“女村官协会” 。同时 ,在笔者的调查中看到 ,凡是有妇女组织的村落, 妇女们在改变农村传统性别关系 、性别角色规范方面 , 均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性力量 。
这些实践让我们看到 ,在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中, 妇女为争取获得主体性参与的过程中 , 可以爆发出怎样热烈的内在力量和创造性 , 新的空间新的资源 、新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产生 。可以说，妇女通过主动的 、更高层面的参与完全有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寻找到自己的主体位置 。
[ 参 考 文 献]
[ 1] 黄平.未完成的叙说[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 2] 金一虹. 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 J] . 江苏社会科学, 2009,( 2).
[ 3] 贺雪峰. 新农村建设: 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A] . 黄平.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M]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4] 温铁军.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A] . 黄平.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M]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5] 白南生, 何宇鹏. 回乡 , 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 A] . 李培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6] 金一虹. 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社会性别和两种生产的二元分割[ J] .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增刊).
[ 7] 姜长云. 如何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A] . 张晓山,等. 全球化与新农村建设[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8] 李培林. 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 A] .张晓山, 等. 全球化与新农村建设[ M]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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